与右派母亲划清界限，成了我一生的痛

一个被时代碾压的母亲

又被追求进步的儿子划清界限

当人伦被撕碎

留下的是一生的伤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向母亲的“道歉”。

当然，也是安慰我心痛了一生的伤痕。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为了站稳革命立场，我坚决与“右派分子”的母亲划清界限，便亲手把照片中的母亲肖像剪掉！

这个黑洞，成了母亲心头的痛，也成了我自己一生的痛。

如今翻出这张照片，往事一幕幕再次浮现在眼前。

一、母亲被打为右派

我的母亲谭樵是湖南湘潭人，从小性格刚烈、极有主见，虽然家境普通，但靠叔公帮助及自己兼职授课先后在周南女校、湖南大学完成学业。受进步思想影响，母亲在高中时期便加入共青团，读大学后还将自己改名为“谭志先”。

1937年左右，母亲在大学好友粟显畴（即粟裕妹妹）的撮合下到南通民众教育馆的当职员。那时父亲正好是馆长。他们在这里相识相恋。但他们结婚不久，因抗战需要，父亲便于1938年被调到贵州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期间先后组织抢修了川黔公路、龙坪机场。被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父亲担任遵义县长期间为当地除灭匪患的经历致使他于1953年被反革命名义被枪决。

母亲无法接受自己的丈夫蒙冤而死，到处为父亲申诉，但都所到之处无一不是相互推诿。

1959年，“反右”运动已近尾声，母亲本来无事，不料她任教的北京阜城门小学没有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竟被“增补”为“右派”，以充指标。理由就是母亲为“历史反革命”的丈夫说话。

当时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是10－15%，学校共36名教职员工，至少要定三个右派。此前已定了两名，一位是前国民党员，另一位是与校长有矛盾的辅仁大学高材生。

被打成右派后，母亲先是被关到西城区的一个地方改造学习了一个月，而后又被分配到西城区郊外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在那里干活养鸡达一年半之久。

1960年末，母亲回到阜城门小学校。但还戴着右派的帽子，失去了教学资格，改在教务处工作。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因为饥饿，母亲全身严重浮肿。兼之患了肝炎、高血压，整个人都很不得劲。

新校长很有人情味，见状偷偷安排她到小汤山疗养院疗养了半个月。

疗养院里有人照顾，能按时吃药，食物也不短缺，这是母亲后半生的苦日子中唯一清净的时光。

六个月后，母亲的浮肿才有所好转。

二、“开除”母亲

我幼时得了一次重病，因打针用药而彻底失去听觉，成了终身的聋哑人。信息闭塞、不通畅，使我难以辨明方向。这种迷茫，更加深了我内心的恐惧，以至在特殊历史时期做出了比别人更为激进的事情。

在后来的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所在的工厂开大、中会、小会时，几乎都是我当手语翻译。

当时我只有二十多岁，追求“进步”，就找共青团员做入团介绍人。

入团政审前，我向大哥和妹妹了解家庭情况。被发配贵州工作的大哥寄来了信件，言明父亲是被政府枪毙的“历史反革命”，母亲被打成右派劳改的原因是替父喊冤。

这个消息令我震惊、愤怒，于是决心和母亲划清界限，脱胎换骨站到革命立场，争取入团。

我还痛骂自己的反动家庭，写了一封火药味很浓、决心很大的入团申请书，慎重地通过共青团员上交厂支部。

为了表达革命行动，我还将家庭合照中的母亲亲手剪掉，试图抹去和母亲的关联，坚定地站在了革命立场。

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不但没有体会到母亲的深厚亲情，反而因母亲是右派而有抵触、冷漠的情绪，现在回忆起来，对当初的表现真是感到懊悔和痛心。

当然，最终我也没有被团组织接纳。

2005年左右，我重游母亲的故乡湖南湘潭易家湾拜见了舅妈和表妹，并在母亲居住过的老房子门前合影留念

三

连骨灰都没留下，成了我们永远的遗憾

政治运动中，母亲被赶到珐琅厂东边的平房住下。负责监管的永外派出所和景泰东里居委会对母亲十分严厉，态度非常恶劣，几乎天天呵斥责骂，逼着母亲天天写思想汇报，常叫去训话直至深夜。

哪怕训到深夜，次日清晨三四点钟，母亲就要起来清扫大院及多条马路，累得直不起腰来。

残酷的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摧残，极大的屈辱与痛苦，这些都加重了母亲的高血压和心脏病病情。

因为母亲是“黑九类”，医院拒绝看病开药，母亲自己又没钱买药，只有拖着病体继续工作。

母亲的身体被迅速拖垮了。

我在母亲住过的老房子后院

1971年11月，天气阴沉，飘着小雪，早上6点钟，母亲照例去清扫公共厕所，结果脚下一滑突然摔倒，一位好心邻居把母亲连拖带拽地拉回家。

我、小妹祥琴和玉龙伴着母亲静静地走完了她人生最后的10个日日夜夜。

母亲带着极沉重的悲痛、带着对亲人们无尽的思念，带着这个社会对她如此巨大的伤害与不公正，也带着太多的心灵深处难解的思考与疑虑，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火化后，工作人员冷冷地问我：“还要不要反革命右派分子的骨灰？”我心中突然剧烈地翻动了，心想如果留骨灰，革命群众会认为我是假革命，是铁定的反革命家属子女了，往后日子还怎么过？不留吧，父母在天之灵会不会怪罪我这个不孝之子！

思想斗争很久，我和小妹只能忍住心中巨大的悲愤最后咬牙说：“不留骨灰了！”

至今保留在我手中的父母遗物只有一枚“谭樵”的印章，一本《英汉辞典》和《辞海》上册，而《辞海》下册保留在小妹处。

1978年后拨乱反正，很多历史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有很多人通过写信、申诉等各种方式寻求平反。但是我们兄妹几个，因为历史造成的心理阴影，始终不敢采取行动。

1980年代，母亲故去十几年后，当她工作过的学校送来平反通知书时，我突然大哭起来，觉得实在太对不起在天之灵的好母亲了！也为我当时的愚蠢行为感到痛彻心扉、悔恨不已。

而父亲长达七十多年仍未平反，成了我们一家人无法摆脱的心结。

除了剪掉的合影，母亲仅有的照片也在文革时期被抄走。唯一剩下的只有这张。

1945年，母亲与哥哥（右一）、我（左一）、妹妹（母亲怀中）合影

多想再抱抱母亲，跟她说一声“对不起！”

我几乎无法原谅自己！

也无法遗忘加诸母亲身上的那些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