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自绝于社会”，是全社会孤岛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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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4年1月1日起，北大清华将交互身份核验信息，两校师生实现畅行互通。第一眼看，这似乎是关于“开放”的故事，但看第二眼，却发现这是一个扩大版的“封闭”的故事。很显然，清华北大师生互通的背后，其实是自绝于城市，自绝于社会。这一政策，方便了两校师生，却麻烦了全社会。

它向全社会宣示：清华是北大人的清华，北大是清华人的北大，但清华北大不属于全社会。

中国最顶尖的两所精英大学，以“兼容并包”文化自傲的学校，却固步自封，带头建立“土围子”，人为设置社会孤岛，让人汗颜。也许，精英大学需要重新定义了，可以比照商业逻辑，越是标榜“私享”、“私密”、VIP、独尊，就越是精英。高校的精英地位，不在于其对社会的贡献，而在于其神秘感，师生的尊贵身份。

教授把自己当成大学的“业主”，为封闭校园叫好，让人鄙视。大学生把自己当小孩，以为封闭校园是在保护自己，让人遗憾。大学的领导者无视公共性价值追求，校长思维降低为保安思维，考虑的不是如何服务社会，而是自身“安全”，极其短视。    

曾有一段时间，各大城市都在致力于打通微循环，让城市更畅通。现如今，这种计划似乎停顿了，议题设置都没了，更不要说执行。市政公路要经过校园、医院、单位大院，谈何容易。越是层级高的单位，越是难以沟通，越是面临讨价还价。疫情防控期间，各城市首先征用的是市属高校、党校和其他单位，省属、部属高校的协调让人望而生畏。

这也就不难理解，很多高校成了独立王国，完全不顾及所在城市的需要，市民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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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大学是孤岛，是个地方都要设置一些通行障碍。到处都有栏杆，到处都有围墙，到处都要扫码，到处都要登记，到处都要预约，到处都要人脸识别，到处都要检查。

“安全”问题已经从社会的隐蔽角落走入了光天化日之下。过去，“安全”是属于专门机关，专业人士的职责，现如今，人人都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再小一个单位，也要设置安全员，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人身安全，无所不包。为了预防万一，就得一万个小心。

因此，任何场合都要安全程序，都要设置安全设施，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各地为了个日常“安全”，不知投入了多少人力和财力，效果却是，投入越大，人们承受风险的能力越差。人人自危，那就人人防备。

当前，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是孤岛。现如今，政府把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当成是一个常态，网格化管理几乎成了无可置疑的创新举措。就没有人仔细去想想，划分网格，划清界限的背后，赋予每个网格员职责以后，其实是在划分“领地”，制造事不关己的社会风气。

就没人去想想，我们费尽心机打破封建绳索，节衣缩食让各地互联互通，深化改革创造统一大市场格局，竭尽全力构建命运共同体，结果却在微观环境里，不断制造障碍，不断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事实上，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口号。现如今，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别，完全可以从能否突破“界限”来衡量。大学师生是特殊利益群体，他们独享公共文化空间，让想要沾染学术气氛的普通市民望梅止渴。实在止不住，就只能托关系让学校的老师帮忙预约，结果，关系也成了身份象征。

让人感慨的是，一方面，城市里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开放，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都在开放。乃至于，很多居委会都为户外工作者设置了驿站。有些街边小店专门为清洁工提供廉价或免费服务。但在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却在独占领地，不断打围栏设门槛，既要占城市的便宜，又要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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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在刻意制造一个个“土围子”。

曾几何时，“土围子”是封建制的象征。笔者是客家人，聚族而居，老家每一个土楼都带有军事功能，我老家祖屋现如今都还有枪眼，方便防卫。笔者小时候还有极强的“领地”概念，去外姓同学家里玩，得小心翼翼，路过别人的“领地”，可以感受到别人审视的眼光。

人们只知道“土围子”里面的温情脉脉，却选择性忽视“土围子”之间的冷血残暴。很多人在想象“乡贤”的社会整合功能，却选择性忽略“乡贤”通常代表特定的“领地”利益，他们同时也是“领地”之间斗争的领导者，是社会分裂的助推手。

珠三角地区的集体经济，曾一度让人羡慕。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当地的土地增值极快。有些村民小组（自然村）集体收入暴增，村民因此获得巨额分红，一旦拆迁，村民一夜暴富。“土围子”以内的集体经济成员，享受好处；站在“土围子”之外的人，则红了眼。这种集体经济，到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封建性质的，很值得怀疑。

城市社区的“网格化”也好，农村地区的“集体化”也罢，看上去都是现代性的产物，甚至还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在本意上，这些制度都是为了增进社会进步，让社会更加开放平等。然而，它们都意外制造了社会“孤岛”效应。人们都生活在堡垒里，都有明确的边界意识，都躲在堡垒里计算个人利害得失。

至今为止，邻避效应还在扩散。城市垃圾站是要修的，但别修在自己小区旁边。小区里的垃圾桶是要有地方放的，但别规划在自己楼下。业委会是要有的，但谁当谁倒霉。人人都在义正严辞伸张权益，唯独不讲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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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孤岛效应也体制化了。社会上到处都是“土围子”，划定界限，政府部门也在跑马圈地，建立自己的专属“领地”。

现如今，基层已经被上级部门“殖民”了，他们没有自主性，能够做主的事情越来越少。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在基层有个“腿”，能够一竿子插到底。所以，各部门都有强大的动力指挥基层，或者绕开基层。

有钱的部门出钱，通过扩大机构建立基层组织，再不济也要雇佣协管员，为自己干活。有权的部门，则通过监督考核等杠杆，要求基层为自己的部门服务。基层充斥着各种条线工作人员，他们人在基层，做的却是上级部门下派的任务，直接接受上级指令。在各种平台和系统中，这些工作人员被程序控制，按部就班工作，成了“屏幕官僚”。

部门之间有明显的孤岛效应。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开展工作。很多部门在开展工作时，趋利避害是不言自明的原则。有利的事情，一定要想方设法攥在手里；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则要想方设法推出去。

部门之间也讲究三六九等，强势部门好处占尽，年中考核一定要优；弱势部门则自认倒霉，夹缝中生存，只能靠努力工作获得主要领导青睐。由于每个部门都有小九九，都在想方设法防备别的部门，以至于最为基础的信息也不愿意共享。

最典型的表现是，每个部门都建立自己的系统和平台，都不愿意和别的部门共享信息，部门间的孤岛效应扩散到信息领域，制造了数据孤岛。不客气地说，各地政府花大精力建立所谓的大数据平台，在现有的条块关系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在网约车商业化之前，各地的运管部门和出租车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网约车和电话约车平台，技术上没有门槛，但问题出现在部门和地区分割上。平台使用规模越小，数据越不能共通，效率就越低，就越无用。

所谓“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于技术，而在于部门之间的孤岛效应。

由于孤岛效应太麻烦，各地也就不得不成立各种协调机制。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越建越多，但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政府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不进反退。各部门领导开会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各种协调机构越来越多。

在基层，组建应急局的本意是为了更好地整合应急力量，把应急委员会设置在应急局也看似理所当然，但应急是一项综合协调极强的工作，一个职能部门根本就不可能调动指挥其他部门。最终，还是得依靠政府办来协调。

很多地方为了提高效率，在短时间内推进某项重点工作，干脆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指挥部集中攻关。有些地方，抽调干部的比例极高，甚至于，指挥部成了特区，最有能力也最有活力的年轻干部可能都到了这种攻坚克难的部门，这在无形中重构了基层体制。

地方工作出现了多中心工作格局，常规体制往往不在发挥作用，而一直依赖于非常规体制。基层出现了奇妙的现象，治理资源越来越集中，领导注意力越来越聚焦，其结果一定是少部分人积极，多数人躺平。

非常遗憾的是，社会整体效率很可能在下降。我们看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却忽略了孤岛效应下常规能力的急剧下降。

（ 注：本文原标题为《孤岛效应是一大公害，是社会衰败的先兆》。作者：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