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瞄准美国人的基因

1月25日，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一项名为《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的法律提案，禁止使用联邦税款资助与中共军队有合作关系的中国基因公司。

这是一项很好的法案，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究竟是如何允许这种做法持续至今的？为什么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迟至现在才为这样一个早就可以成为政策的常识性规则制定法律？

至少从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六四”事件开始，我们就应该在全政府做出努力，甚至把范围扩大至全社会，结束对中共的依赖，尤其是要将与中共军方有关联的公司列入黑名单。我们尤其应该限制向北京公布任何基因数据。

在发布这个提案时，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共和党／威斯康星州）特别强调：“北京华大基因（BGI）研究所收集美国人的基因数据，并将其用于中共军方的研究。”加拉格尔是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他与民主党联合主席共同提出了众议院版本的法案。

加拉格尔认为：“毫无疑问，中共将利用华大基因收集的基因数据进一步进行恶意侵略，甚至有可能开发出针对美国人民的生物武器。”

总部位于纽约的NBC新闻频道援引特别委员会联合主席、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那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民主党／伊利诺伊州）的话称，该法将“把华大基因赶出美国市场”。

加拉格尔告诉NBC新闻记者；“定制生物武器的威胁可能针对某个人或某类人。你们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或者是遥远的未来，其实不然。”他指出：“我们知道……这是中共正在极力完善的一项技术。”

据报道，2023年，华大基因在美国的游说费用高达42万美元。涉事公司竟然来自敌对国家，这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这个国家正在开发或可以说正在部署针对美国人的种族灭绝能力。中共不仅在开发基因靶向生物武器，还将芬太尼（fentanyl）武器化，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外交筹码。令人震惊的是，2018年以来，芬太尼摄入过量已导致超过25万美国人死亡。

据报道，华大基因的生产前检测是与中共军方合作开发的，用于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基因数据。2021年，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简称NCSC）发布警告称，中共多年来一直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美国的基因组数据，包括通过非法手段。

全球市场显然已经注意到美国推出的这项新法案。法案提到的涉事公司，包括总部位于上海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WuXi Apptec）在内，股票交易总价值在该法案宣布后的第二天就暴跌了32%。

美国颁布法律禁止政府利用中共公司进行基因检测，事实上与禁止政府购买中共无人机或电信服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前高级反间谍高级官员比尔‧埃瓦尼纳（Bill Evanina）向NBC新闻频道记者介绍华为和华大基因时指出，这些公司推出的产品有其合法用途，然而同时掩盖了“出于邪恶目的的情报收集” 。

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简称NDAA）终于明文禁止五角大楼使用中共无人机。事实上，该法案本应更进一步，禁止美国政府依赖中共控制的任何出口产品，包括基因服务。

埃瓦尼纳指出，中共政权可以利用美国人基因缺陷的知识来敲诈个人。他说，中共军方也曾寻求基因数据来制造超级士兵。例如，利用喜马拉雅山地区居民的DNA来设计能在高海拔地区高效作战的部队。

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联邦参议员加里‧彼得斯（Gary Peters，民主党／密歇根州）和联邦参议员比尔‧哈格蒂（Bill Hagerty，共和党／田纳西州）亦在参议院提出了一项与1月25日众议院法案类似的法案，禁止与中共基因公司进行业务合作。

毫无疑问，这些法案是必要的。这些法案的共同提案人跨越共和和民主两党，囊括参议和众议两院，他们都是在“首都圈内”（inside the Beltway）为正义而战的国家英雄。

然而，就像2020年的法律一样，数量还是太少，推出还是太晚了。我们不应该为每一次使美国人面临风险的采购中共政权服务行为制定新的法律。这是一种失败的被动防御，而不是针对对手重心的主动进攻。此类法律不仅应适用于美国的拨款，还应普遍适用于美国公众，并在全球产生影响。

在基因数据丢失问题上，针对中共的域外法律要求很高，而且目前在政治上显然不可行。这可能是因为与中共有关联的公司将其部分利润用于竞选捐款，因此对美国政治有太大的影响力。像中共这样的种族灭绝和极权主义实体的任何此类影响，包括通过美国实体调节的影响，都应被禁止。

中共的威胁存在于全球，这要求我们应该采取普遍的全球防御措施，而不是“打地鼠”式的美国被动法律。如果我们只保护自己或通过亟需的更高关税来限制我们面向中共的采购行为，那么北京咄咄逼人的商业活动将从全球其它地方威胁美国。例如，中国廉价的中间产品出口将使其它国家（包括敌对国家）有能力与美国制造商竞争。

我们需要对中共的技术施加更多限制，对中共的出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然而，为了充分发挥作用，这些措施必须更具创造性、前沿性和全球性，包括对中共产品征收全球税。像最近推出的法案这样有限的法律，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步幅还是太小，不免让人担忧，照此下去，可能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2001年获颁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8年荣获哈佛大学的政府管理学博士学位。他是《政治风险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人，科尔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总裁，其研究领域广涉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他的最新著作是《权力的集中：制度化、等级制和霸权主义》（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Hegemony，2021）和《大国大战略：南海的新博弈》（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the New Game in the South China Sea，20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