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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女性以伪装的视角讲述了被警察审问的故事,成功蒙蔽了中国互联网审查机器达数周之久。这背后的现实也说明了活动人士所面临的的严峻挑战。
中国引以为傲的互联网审查员能够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信息,并清除敏感内容。但一位年轻女性却成功蒙蔽了他们数周之久。
去年农历新年前后,一封据称来自德黑兰监狱的信开始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这封信以马赫萨(Mahsa)的名义描述了伊朗秘密警察如何在镇压反头巾抗议活动时抓走她,并就她的女权主义信仰对她进行审问。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封信被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读到,其中许多人对信中似曾相识的对国家控制的描述感到惊讶。一位用户在微博上写道:那究竟是异乡?还是故乡?
几周后,海外网站上出现了一个新版本,答案揭晓了。该信的尾注和后记显示,“马赫萨”是一名中国作家,她装成一名伊朗抗议者,讲述了自己被拘留和审讯的故事。这位作家就是伍勤,她曾是一家官方媒体的编辑。
伍勤的信最近被翻译成英文,是中国少有的成功产生持久影响的异见写作范例。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安全放在首位,传递信息的障碍已上升到新的高度。中国观察人士说,伍勤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讲述了她的故事,这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让人们可以了解中国活动人士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与全球其他在威权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人们之间的联系。
旅法中国艺术家胡嘉岷根据德黑兰狱中来信描述的审讯过程和与笔者真实身份相关的类似场景创作的画作。图片来源:COURTESY OF HU JIAMIN
图为上海一处印有习近平肖像的标语牌。习近平将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图片来源:JOHANNES EISELE/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本来已属全球最严厉之列,近年来更是愈演愈烈。有关部门已经推出了数字过滤器,在查找和删除敏感内容方面要比人工快得多。这些系统由警察队伍操作,他们扩大了目标范围,那些表现出轻微政治反抗的人士也成为目标。这几乎消灭了异见者传播声音和政治活动人士传递信息的空间。
中国著名记者江雪说,随着墙变得越来越高,信息的流动需要更多的创造力;这封德黑兰狱中来信很有启发。
有中国观察人士表示,在2022年一个抗议者独自在北京的一座桥上展开横幅,呼吁习近平下台后,中国已开始加强政治控制。这一事件发生时,习近平正准备开始打破先例的第三个总书记任期。当时30多岁的伍勤被卷入了随后的打击行动。
驻北京时伍勤经常参加艺术家、活动人士和其他知识分子的私下聚会,其中许多人在四通桥抗议活动后成为当局的目标。伍勤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11月,她住在一个朋友位于广州的家里,北京警方前往广州将她和另外三人拘留。
2022年秋,一名抗议者在北京的一座桥上展开横幅,呼吁罢免习近平。图片来源:SOCIAL MEDIA/VIA REUTERS
警方对他们进行了通宵审讯,然后以“寻衅滋事”为由对伍勤进行了15天的行政拘留。这是中国政府在拘留活动人士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模糊的罪名。由于新冠疫情相关旅行限制,警方无法将她带回北京,因此他们决定对她进行警告然后释放。她说,警察在放她走之前下载了她设备上的数据。
伍勤说,她担心当局会从上述数据中找到再次逮捕她的理由。朋友们劝她考虑逃离这个国家,并写一份证词,以应对再次被拘的可能性。
她曾密切关注伊朗的反头巾抗议活动。为了能在心理上与她的痛苦经历保持一些距离,她想到把这些经历写成好像发生在伊朗一样。她说,把自己的故事披上外国的外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帮助故事通过审查。
她给她的朋友和中国一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起了波斯语名字,并把中国的地名换成了她之前曾经去过两次的伊朗地名。她说,她给自己取名“马赫萨”,是为了纪念22岁的马赫萨·阿米尼(Mahsa Amini)。马赫萨2022年在德黑兰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引发了伊朗的抗议活动。
她写道:“(在车上)途中他们不断地控诉我。”她描述了这些警察当时有多么恼火,为了抓她要冒着疫情风险出公差。“都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回到德黑兰的安乐窝。”
2022年9月,马赫萨·阿米尼在德黑兰被警方拘捕期间死亡几天后,伊斯坦布尔的一名抗议者手持她的肖像。图片来源:OZAN KOSE/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她称自己被带到一个警察局的地下室,上厕所时有男性警员在旁边看守。她写道,审讯才刚刚开始,她就把手机和电脑的密码如实上交了。她感叹自己是多么软弱。
她写道,在获释后,在持续的审查和监视下生活让她的记忆变得断层,因为在与亲朋通过通讯软件沟通时,她通常会启动阅后即焚功能。她在写给母亲的这封信中写道:“我恋恋不舍地看着那些满是温度的消息在10s后、30s后或1h后消失;我不敢截屏,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成为罪证。”
这封信的最初版本于2023年1月发表在微信的一个艺术类公众号上。当时,警方正在追查前一年年底全国各地爆发的针对疫情限制措施的抗议活动参与者。信中对年轻异见者被安全官员追捕的描写在具有自由思想的读者中引发共鸣,他们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封信。
信中一些小的细节不太可能出现在伊朗,比如只有中国才有的“寻衅滋事”罪名。伍勤说,她希望这些暗示能被读者发现,而不是被审查人员发现。
起初,几乎没有人看穿她的伪装。一家知名网络文学杂志将其视为翻译作品,在一篇介绍“头巾革命”的文章中推荐了这封信。
这封信发表几天后,伍勤在中国与老挝边境附近的一家餐馆坐下来,打算投奔自由之地。她在这封信中添加了尾注,明确了与中国的关联,并与朋友们分享了这封信。她告诉朋友,如果她在试图离开时被捕,就把带尾注的版本公布出来。
伍勤最终在德国安顿下来。3月,她感觉自己与中国的社群失去了联系,于是决定在一条微信信息中透露自己就是这封信的作者。
据发布这封信的微信账号称,几小时内,这封信的原始版本吸引了数万人浏览,总阅读量超过了10万。然后这封信就被审查人员屏蔽了。随后伍勤的所有中国社交媒体账号被封。
生活在瑞典的中国性别与社会活动学者曾金燕说,与以往大多为男性的中国异见人士的文章不同,伍勤这封信具有故事性,更为个人视角。她说,这反映出中国社会活动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女性正在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目前,伍勤居住在柏林,她已重新开始为中国读者撰写有关其他国家弱势群体的文章,例如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后流亡的缅甸人。
伍勤说,中国对言论的限制使得那里的活动人士几乎无法进行连贯的表达。
她说,如果这些活动人士能够照顾好自己,那就是一种胜利,如果他们还能有能量和创造力发出了一些声音,那是万幸。她说,韧性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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