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放缓之际，中国监管单位正努力依据当局的喜好调整市场情绪，官员斥责券商低估国企的估值，分析师悄悄撰写看涨中国的研究报告，为了阻止股市下滑，监管机关也禁止被认为有害或“居心不良”的交易，但这还不够，因为当局要求银行家要更爱国。
《经济学人》撰文指出，中国银行家现在面临新命令：发展“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此意识形态运动强调，以服务实体经济的谨慎、长期投资。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连续几天发文，呼吁金融人士“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满足于“合理回报”；金融机构必须以“铁的”自律与严格的外在监管为指导，致力高品质发展。
文章说，去年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金融政策会议时，赞扬党“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经济改革者的情绪黯淡，他们忧心习近平正将中国带回以党领导的经济，宛如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在某个程度上是个错误，而外国投资人忧心中国急速左转，若中国同事在下一次会议，穿著毛装出席或许也不足为奇。
为了阐明中国特色金融的意义，《人民日报》回顾习近平在山西平遥的一次视察。19世纪初，中国第一批全国性银行诞生于此，这些银行是山西商贾创立的，他们远非原始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严格的保守派，坚持节俭、纪律与服从政府的儒家价值。2022年1月习视察平遥的日昇昌票号博物馆，提到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可以更好的服务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
文章说，尽管日昇昌的展示很吸引人，但习近平对平遥早期银行的赞扬令人难以放心。山西银行专家Meng Wu在曼彻斯特大学的一篇论文中说，由于清朝薄弱的法规，难以提供私人企业保护，因此日昇昌必须制定详细的内规，以避免欺诈，这些对客户的贷款鲜少有抵押品支持，使山西的银行面临倒闭高风险，事实上，日昇昌于1911年破产。
习近平表示，深入挖掘“山西商贾”文化内含，可以更好的服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路透资料照）
更糟的是，牛津大学马德宾教授指出，山西商贾学会了在“裙带经济”中欣欣向荣，在该系统中，财产权，尤其是商业领域的财产权，依赖的是政治关系，而非法律，有权有势的官员，给予商人保护与获利丰厚的垄断权，以交换他们提供政府项目资金。
习近平正利用两百多年前的山西银行家，作为反腐爱国的商业象征，不过现实生活中，平遥的金融家们都是墨守成规的保守派，他们的汇款事业并没有在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浪涛中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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