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上任后大力打贪治腐，近日他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刊文重提“从严治党”，但强调不是要“把人管死，搞成暮气沉沉”。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实现党内高度集权，但讽刺的是，这反而成了习旗下派系争相“表忠”权力斗争的政治工具，并且造成地方官员为了明哲保身而“躺平”，将经济发展放在其次，进而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动能。
习近平3月15日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刊登署名文章，强调要“从严治党”，因为“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并提及“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并指上述的难题“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事实上，这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谈到要“从严治党”，也不是中国第一个领导人提出要“从严治党”。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党内高度集权，所有独裁政党的领袖都是通过“从严治党”来实现对权力的完全控制。
党内集权现居美国的前中国广州日报集团下的信息时报总编辑雷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打击异己，实现了对党内权力的掌控。建国后又在党内提出无数次路线斗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灭反对声音，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
他说，改革开放以后，情况稍有不同。邓小平时代要清理毛的影响，前期重用胡耀邦、赵紫阳，重点在放权而不是个人集权，所以“从严治党”不那么明显。到了江泽民时代，他在党内根基不深，上台后到处抓权，打击异己，90年代党内的洗脑运动就很多。接着胡锦涛是弱主，没那么多想法，“从严治党”也不那么明显。而习上台后对集权的要求就十分强烈，所以强调“从严治党”，通过反腐大棒对党内进行高压管制，谁不听话就用纪委反腐来治，逐步实现对权力的高度集中。
雷歌说：“所以，这个‘从严治党’只是个说辞，实质的含义就是领袖要集权了，要求大家紧跟领袖、服从领袖。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视角上去看，就是习近平他讲的‘从严治党’，只是他全面管控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一个必要条件。”
全面管控
他表示，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加大对社会控制的力道，包括全面控制媒体和整肃互联网，让反对意见消音，同时开启宣传机器全民洗脑，用所谓的“爱国”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控制社会舆论的导向。
其次，控制私有资本，通过各种整顿、罚款让民企巨头归顺，以掌控经济命脉。通过所谓的“统一大市场”，恢复全国供销社系统，强调粮食安全，随时准备闭关锁国，讲求“内循环”。重推“枫桥经验”鼓励百姓相互监视举报，群众内斗。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让管控深入落实到每一个人。甚至推出“农管”，连历史上很少有人去管的松散的农民，习近平都想管起来等。
雷歌表示：“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靠一个强有力的党团组织去推行和落实。所以，他在下一盘大棋，每个党员都只是他棋盘上的一个走卒。”
有效手段
台湾中华亚太菁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智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任十几年来，为了塑造其统治的正当性，以反贪打腐作为主要的手段，因而拉高了整个“从严治党”的诉求跟主张。但这项主张并没有因为他在“二十大”后、权力巩固而结束，而是不断地持续扩大。目前看起来，“从严治党”还是会被习奉为整个党内运行的主要圭臬之一。
王智盛说：“那这个状况，我觉得主要的核心还是在于说习认为这是有效的，对于整个清洗共产党里面的相关的问题，以及树立他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还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
不过，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也带来反效果。官员争相“政治表忠”，让“从严治党”沦为政治斗争工具，造成官场阳奉阴违气息。而地方官员为了明哲保身，选择躺平，以免多做多错。他们把自己的乌纱帽摆在第一位，将经济发展放在其次，进而影响到中国整体经济动能。
加重斗争
王智盛表示，在习近平已经定于一尊核心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立下接班人，所以习以下的派系斗争仍然不断，包括福建帮、之江新军、陜西帮，以及后来的军工系等，都争相对习政治表忠。也就是说 “从严治党”反而变成了习以下的这些人彼此斗争、向上争取习信任的一种政治工具或手段，使政敌之间不断斗争的情况将更加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这次在《求是》的内容里，特别指出“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
王智盛说：“其实我相信习自己也感受到了‘从严治党’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做政治表忠，但是其实更多的地方官员们就选择这个躺平主义。”
官员躺平
他表示，从严治党跟贪腐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斗争清算的对象，所以很多地方官员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所以干脆选择躺平。习会在谈话中特别点出来，可见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危机，有意识地希望能扭转、激发地方官员的经济能动性。
中国异议人士季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所谓的最高指示（从严治党）一出来，更多的人就更不会做事了，因为就跟和尚撞钟一样，不撞钟的和尚永远不会撞错钟，只要撞钟就会撞错，就总有一两次要撞偏。”
他表示，他周围有很多同学、朋友都在地方厅局级担任干部，以前是不时要跟上级主动请示汇报，现在是只要上面没有要求，他们就尽量别碰，维持住现状就好，“很多人都不愿意干事了，能尽量少干就尽量少干”。
他表示，比如“两会”期间他“被旅游”，陪着他的两名国保从不积极，算是对他很“客气”的，只是叫他旅游期间别乱发帖，发一两幅风景照可以，但别谈政治，也别接受外媒采访，不要给他们惹麻烦就好。
季风说，他跟国保相处的感觉是只要不影响到他们的乌纱帽，他们根本也懒得理你，也不会来找麻烦；影响乌纱帽的时候，他们就会压着死一点，多说几句话都不行。
他说，国保这帮人都已经4、50岁了，基本上没有人想再往上升官了，全都巴不得早点退休，只要工资不短少，甚或少一点点，不要差太多都行。
旅美评论人士雷歌说，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党内的各级干部也大都对当今世界有所了解，对习的各种倒行逆施会真正认同的其实极少，包括党内高层也是。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慑于淫威，为保既得利益阳奉阴违，或者干脆躺平。”
政治表忠
他表示，“从严治党”的实质是领袖的个人集权，是要求所有人服从听命。因此，“政治表忠”实际上就是“从严治党”的目的和结果，“从严治党”就是要把党员个个都治到“政治表忠”，大家比着向领袖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造成一种“唯领袖马首是瞻”的政治生态，最终在绝对的个人崇拜中实现领袖对权力的绝对控制。而不表忠，或表忠慢的、不坚决的，都打入另册，找机会收拾。
他说，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书记处书记的蔡奇，就是政治表忠的一个很好例子。蔡奇是中央的大管家，也是现在权力中心炙手可热的人物 。他最为人熟知的就是2017年冬天大规模清理北京所谓的“低端人口”，一夜之间把几十万外地在京百姓赶出家园，即使天寒地冻，无数人因此露宿街头，他也未停手。雷歌说，如此没人性底线的官员却深得习近平欣赏，因为他永远照习的意思办事，因此一路升迁，官运亨通。
雷歌说，相反的例子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处处与习近平唱反调。习说已实现全面小康，李就说全国还有近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块人民币。习坚持清零不动摇，李说发展经济很重要。习说要壮大国有企业，李说要给民营经济松绑。尽管李说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更真实、更有道理，那也没用，到了“二十大”，年龄还没到的李克强，包括汪洋、胡春华等人，都被清出了权力中心。李克强更在去年突然死亡。
官场腐败
雷歌表示，这样的结果一定会造成官场上拍马吹牛的日见其多，而说实话办实事的日见其少，形成官场的腐败，就像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没一个懂经济干实事，在面对经济困难时大眼瞪小眼，大家一筹莫展一样。
雷歌表示，地方官员躺平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提拔升迁从来都是以人划线，而不是看他们真正做出什么成绩，尤其不再看经济方面的成绩，因为现在是政治挂帅，经济不重要，紧跟领袖才最重要，就像清零防疫，毁了经济也照样升官。而为了明哲保身，躺平不干或少干，就成了地方官员的最佳选择，以免出了问题还要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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