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老朋友访问北京也被封口了

　　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史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最新接受专访中谈论他对中港政治及经济的看法。其中，罗奇披露上周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言论受到审查，不获准就香港问题发表意见。

　　曾是中国经济“大好友”的经济学家罗奇，在3月下旬以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身份，获邀出席3月24至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该论坛由前总理朱镕基在廿多年前发起，旨在提供一个的平台，让中央的财金官员与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真诚地讨论中国经济问题。自从2000年起，罗奇已经连续24年参与该高规格的经济论坛，他是参与时间最长的外国代表之一。

　　京官禁止公开演讲提香港问题

　　罗奇：“我写过几篇文章，对香港的未来表示严重关切。这触及北京的一些敏感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要求我不要在中国发展论坛上谈论这个问题。”

　　罗奇在2月份时，两度投稿英国《金融时报》，直指“香港已玩完”（Hong Kong is over)，前特首林郑月娥在2019年推出的《逃犯条例》成为香港经济由盛转弱的转捩点，从此之后香港的优势一去不返；他的另一篇文章感叹现已很难再“重造一个大家以前心爱的香港”。

　　与史美仑辩论23条对香港影响

　　罗奇在会议举行期间，于另一个场合与相识20多年、现任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伦讨论中国金融市场政策。 罗奇在与史美伦的对谈中提出了三个论点。第一点是经济，提及香港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紧密 ，达到相互依存的程度。第二点是担忧中美政治冲突对香港贸易造成不利的影响。第三点是香港自治权，担心特别是23条通过后，该法例对港府管治上的影响。

　　罗奇回忆：“我说这三点确实会在未来几年给香港带来麻烦。史美伦同意我的三点中的两点：与中国经济的联系，以及中美冲突的不利影响，她不同意港府的自治权受到北京或香港本身的损害。”

　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史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

　　没有香港代表敢反映香港实况

　　罗奇指出， 他的论点是基于经济，而非政治考虑，几乎没有人反对他的核心论点。他直言，香港学术界及企业界代表在北京期间，没有如实反映香港的情况。

　　香港代表有八人，代表学术界及企业界，包括：现任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伦、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查懋德、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金泽培、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盈科拓展站团创办人李泽楷、香港中文大学前院长兼中国经济学家刘遵义、被视为习近平“国师”之一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长郑永年，以及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

　　外资管理层都在讨论香港营商的政治风险

　　罗奇指出，2019年的香港整个城市陷入政治狂热，特别是最后几个月情况非常不稳定，出现近乎无政府状态，这显然会促使北京为自身安全而做出回应，解决这个政治问题。他和许多身处香港的朋友普遍同情香港作为一个独立、充满活力、坚韧性强的经济体。

　　罗奇认为，刚颁布的23条为政府提供了避免重蹈覆辙的机制。至于新法例是否适合解决香港的政治争议、会否被过度执行，这些长期影响还需要历史学家作定论，但他肯定立法已经为为“一国两制”规定下政治和政策自主蒙上阴影。他担心中美冲突的背景，再加上23条，会加剧外国人才外流。

　　罗奇透露，国际证券公司特别担心亚太区的业绩大幅下降，管理层都在讨论香港营商的政治风险，而且担心华府制裁行动带来的影响，因为一旦个别北京及港府官员受制裁，外国企业无法与受制裁人员继续接触，不然便会违反美国法律。

　　自从2020年开始，华府宣布了三轮制裁行动，总共制裁18名北京及港府官员，包括：现任特首李家超、现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上周五 （3月29日）又宣布有意对更多的港府官员实施入境限制。 “三司十一局”中大量港府主要官员受到美国限制外访或与外国人交流，将会影响港府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

　　在朱镕基年代能自由公开讨论问题

　　罗奇的敢言招致了建制派的猛烈批评，特别是在他发表“香港玩完”论之后，前特首梁振英和行政会议叶刘淑仪先后高调地驳斥罗奇的言论。激怒港府官员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但罗奇表示自己仍然会继续敢言，发表他觉得对香港、对中国有益的言论。

　　罗奇表示自己热爱香港，虽然自己在港工作只有短短六年时间，但每次飞机降落在启德机场的情景，行经中环交易广场感到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个性，香港社会对外国人的包容性，这些经历仍然历历在目。

　　罗奇表示搬离香港后，曾经多次回港探访，单单2023年便已经去香港三次，被问到23条通过后会否担心再到不了香港，罗奇沉默了一顿才回答。

　　罗奇说：“如果建设性的批评引起政客和商人的不舒服反应，他们需要审视自己。如果他们不希望我回到他们的国家、城市或经济体，因为我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我将继续写文章、演讲、与自由亚洲电台等平台交谈，努力说出真相。辩论比个人压力重要。回到我早期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次出席中国发展论坛，那是2001年的第二届会议，当时我参与了朱镕基总理想听的辩论，我们公开辩论，我呼吁中国和香港现任领导人也这样做。讨论辩论的议题，而不是根据个人政治目去讨论。”

　　刚举行的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出席人数超过200人，中外代表名单包括：国家领导人、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大孖沙”（意指投资大户）、金融界及学术界名人聚集一堂，参与不同的半私人和闭门讨论。代表团中约二十人之后受邀，与习近平在上周三（27日）进行约90分钟闭门会面。会面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共同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