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国企占90%资源，民企却支撑90%生计

近几年，国企跟民企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命题。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亮明态度，毫不含糊。

但前阵子，一份关于国企和民企资源分配的数据报告又引发了一波讨论。报告显示，我国的民企数量占全国企业总量92%，但却只占据了3%的资源，剩下的97%都在国央企手里。

对此，很多人纳闷，国央企和民企资源分配差距这么巨大真的合理吗？这两驾马车不应该是齐头并进吗？这种资源分配机制真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吗？

今天就来分析一下国企VS民企的资源分配状况，也重新审视一下民企在国民经济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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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VS民企，孰轻孰重？

在一定意义上，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我们不缺国企，毕竟我们整个经济改革就是从国企走出来的，我们目前更缺乏的是民企和信心，因为当下很多民企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

首先是行业准入门槛太高，很多赚钱容易、来钱快的大行业都被国企垄断了，特别是资源型行业。

华润就是典型的靠红色基因铸就的商业巨舰，包括消费、健康、城市建设、能源服务和科技金融五大领域，其中覆盖电力、燃气、水泥、医药、化工、网络、纺织，几乎承包了国人的日常生活，截止2023年，华润资产总额2.6万亿元。

还有中信，资产总额超6万亿，主要是金融领域，包括银行、证券、信托、基金、保险等，还有实业投资，包括房地产、工程建设、机械制造、能源等。

可以说，涉及国家民计生活的领域都掌握在这些国央企手上，民企根本不具有项目准入的平等地位，能干的基本都是竞争极激烈、利润相对较薄的行业，比如服装、餐饮行业，内卷热火朝天，内部厮杀极其惨烈，生存空间被挤压得所剩无几。

部分国企借经济特权拿到了高价项目还不作为，在抽取了足够的利润后，再分包给民企，民企再分包给施工队，层层分食国家项目，最终成了行政主导市场的寻租经济。

近期沸沸扬扬的重庆燃气就是隶属华润的，作为1983年成立的大型央企，重庆燃气当小偷当强盗，华润集团能不知道吗？这会不会是华润燃气的“潜规则”，我们不得而知。

除此外，近十年，部分国企甚至肆无忌惮对中小微企业盘剥寻租，长期拖欠款甚至成了常态，有的款一拖七、八年，大多数企业身陷其中，却看不到有力的政策出台，就这样倒在了长期拖欠款的恶劣环境中。

在融资方面，民企跟国企的“不差钱”更是形成鲜明反差，因为很多机构业务人员宁可不作为，也不想冒犯政治错误的风险。金融中介还要雁过拔毛，天天拉企业去借高息贷款、以贷续命，企业的利润转手成了银行的利息，最终只能通向老赖之路。

尽管党中央多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但很多地方在政策执行中不时出现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低级红、高级黑，加上三年疫情反复冲击，活下来的民企也是元气大伤，光2021年就有390万户民企注销。

然而，就是在这种资源匮乏的艰难环境下，民企也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创造了巨大社会价值——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经营主体。

特别是在就业方面，为什么国企多的地方，当地大部分人不一定富裕，而民企多的地方，当地大部分人肯定相对富裕？

因为大国企能带动的就业十分有限，比如湛江的中科炼化，2022年了完成千亿产值，相当于湛江市25%的GDP，湛江四大企业年产值就相当于全市一半的GDP，但湛江民众并不富裕。河南、河北也是，看起来繁华、GDP还可以，但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比湖南湖北差。

因为民企数量较少，想找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难如登天，只能提供销售、客服这种基础型岗位，大量年轻人无法就业，所以被迫前往长三角、珠三角找工作。

2021年全国城镇总就业人数达4.68亿人，3.75亿是民企消化掉的，也是这批人贡献了50%的税收和60%的GDP。

其次，民企还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这点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我们当下的主线任务就是自主创新、突破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升级。但自主创新这事风险很大，特别无人区，需要花大量试错成本，不仅仅是探索技术本身，商业模式都要探索。

目前，中国高科技产业有领先技术的企业基本都是民企，特别是互联网、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民企更是关键力量。

而民企的企业家生来为了开创，他们敢于冒险，敢于创新，也善于捕捉市场变化，为了降低成本，还会采取一系列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同时寻找商机实现业务多元化和规模化发展，不遗余力研发投入、引进人才，提升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

但国企的老大则大多是技术官僚，以守成为主。因为监管政治性很强，很难在市场上完全放开手脚。加上是用公家的钱、用公家的权，制度更严谨，审查更多，还有追责的问题。部分国央企还过于依赖资源优势，加上缺乏充分的市场竞争，忽视了内部管理效率，创新动力本就不足。

其实很多事如果国企来做，资源比民企厉害太多，但就是做不起来。因为民企做十个项目，有一个成功就可能把钱全收回来，而国企则要考虑到能不能冒这个险、失败的责任谁来负等问题。

当然，国企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们要做一些社会公共服务的行业，比如发电站、网络基站、自来水、水库；要参与投资巨大而回报周期极慢的项目，比如航空航天、铁路、公路等；还要把赚来的钱拿去建设军队保卫国家，并要保证军工企业的发展，比如军改、歼20、航母。

但国企是国家的上限，民企是国家的下限。当初没有民企的发展壮大，就没有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当前，民企的潜力显然还有待激发，我们必须移走压在民企身上的大山，才能让市场更有活力，让就业更加充分，让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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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移走压在民企身上的大山？

1/ 确立竞争中性制度·打破市场的冰山

中国民企进入基础设施、大型制造、金融保险、科教文卫、通信等行业还面临着很多壁垒，民企负责人还要整天担忧难以预期、大起大落的政策，对人身、财产极度没有安全感。

对此，要通过深化改革、优化政策，加强监管等方式打破资源垄断，引导国央企聚焦主业，退出部分领域给民企布局的空间，核心要点就是让资源按照市场规律流动，放开对民企的行业准入限制，为民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同时建立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的机制，避免一些产业政策因事先缺乏沟通、事中执行走样对市场形成冲击，强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

也可以遴选个别标杆性民企家为国家智库成员，为国际竞争贡献经验智慧，增强“自己人”归属感。

建议将“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入宪法，依法慎用羁押性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维护民企经营者人身和财产合法权益。

2/ 纾困金融风险·降低融资的高山

银行业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把给国企贷款当成“讲政治”，国企贷款一度占比超2/3，与其1/4的GDP份额极不对称。

国企融资“易”的背后就是民企融资“难”，面对突然的抽贷、断贷，再好的民企都吃不消，于是会慢慢变得“保守”，出现“活下去就是胜利”的消极心态。

在纾困问题上要制定一些政策，比如鼓励企业建立研发费用提留机制，或通过成立基金，产权重组等实现债务重组，同时强化政府引导基金专业化运营，固定一定比例投向十年以上子基金，扶持初创型中小企业。还可以建立特殊申请渠道，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拓展基础研究成果应用。

最好设置清晰的指导民间资本投资行为的“红绿灯”，减少不必要的不确定性。当大型企业集团出现资不抵债风险、严重危及银行债权人利益时，允许企业自主选择主银行派一位代表进入企业监事会，协助化解风险、防范最后的资产被挪用，健全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修复机制。

3/ 深化国企改革·融化国民经济的火山

通过剥离非核心业务，聚焦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等措施，推动国央企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同时强化市场化运营，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国央企内部活力，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建立常态化的政企沟通平台，及时解决民企的发展难题，增强政府与民企之间的互信合作，推进国民企业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

在时代的洪流中，民企就像破浪前行的航船，民企的发展信心不仅是推动自身前进的动力，更是引领中国经济驶向新航程的灯塔。

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破解民企的信心和预期问题很难一蹴而就。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在这样的水土中，才能真正让广大民企家提振信心，达成“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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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是星辰，民企是烟火。

国企是国之重器，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在国家重要战略产业中起主导作用。民企是中国经济的源头活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基础，是市场化资源配置和社会就业的主要力量。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过去几年，每当民企遇到难题，总会出现一轮拯救民营经济的热潮，但隔几年又会迎来新一轮危机，然后再来一次拯救运动。

树立信心可能要五年十年，但破坏信心只需要一瞬间、一件事。提升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对于民企而言，更需要的是能够长期平稳发展的制度和环境。

当前，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真正实现国企、民企的公平竞争，实现“竞争中性”，防止体制性问题造成的“挤出效应”，应该是接下来改革的主攻方向。

只有让更多民营企业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才能真正为中国经济注入长期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书写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