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捅了马蜂窝？如何看待中国对科学的贡献？

前一段时间，在某次学术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丘成桐说到中国的数学水平仅相当于美国40年代。

这句话被好事者拍照传到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更是被一些“爱国者”如项某刚抓住进行无厘头地批判，居然动不动就给人家戴上“恨国党”的帽子。

诚然，我们国家现在的科技发展很快，从航空航天，我们能建立自己的太空站、制造自己的大飞机；到航母和大型邮轮、天然气船，还有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领先全球的移动支付。

但其实，丘老说的是理论数学，而非应用数学，平心而论，在理论数学方面，中国人的贡献微乎其微，只要想想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各种数学定理、假说，不论是几何、代数，还是微积分，我们所看到的名字几乎都是欧洲人。从欧几里得、欧拉，到高斯、黎曼，牛顿、莱布尼茨，数学的天空里闪烁的绝大多数都是欧洲人。

其实就算是发明阿拉伯数字的印度人和传播阿拉伯数字的阿拉伯人，也没有几个能和欧洲人比肩的数学巨人，所以我们也不必因此过于激动，承认事实这点勇气我想中国人还是要有的。

作为一名医生，我想和大家谈谈在医学领域我们中国人到底有多少贡献。很惭愧，且不说一百多年的诺贝尔奖，到目前为止，在生物医学领域中国人只有屠呦呦获得过，比邻国日本相差甚远。日本截止到2023年已有28人（包括3名美籍日本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5人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截图来自百度）。

2018年5月，国际知名期刊《柳叶刀》发表了医疗质量和可及性全球排名。其研究显示，自1990年至2015年，中国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指数由49.5提升至78（全球平均53.7），排名从第110位提高到第48位，进步幅度位居全球第3位。从下图可以看出，我们和东欧一些小国的分值接近。

其实，这个现状也容易理解，毕竟我们国家太大了，不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医学的发展又曾经受到过严重挫折，能在改革开放后奋勇直追是相当不容易了。

我们且不说基础医学落后于欧美日发达国家，就论临床医学其实差距也不小。1995年是我刚上大学，1996年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的罗慰慈、朱元珏教授出版了第一部呼吸系统疾病的巨著《呼吸病学》，我刚毕业工作时还拿这本书作学习材料。

2014年我到美国迈阿密大学医院，我看到了也是在1996年出版的《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呼吸与危重医学》），我感叹这两本书不论从书本的厚度、还是内容的深度，美国医生手中的这个工具书都要无形地碾压我们。

上面3张图是我拍了几张图片，可以看出他们为了方面学生复印，专门将书页打孔，好拆下来复印。因为美国的专业书籍很贵，很多人买不起太多的书，所以一些大部头参考书就采取这样的方式。

即使到了今天，你只要去看看我们国内的《诊断学》和欧美国家的《诊断学》，给你完全不同的感受，欧美国家的《诊断学》开篇就在讲贝叶斯定理、讲统计学，讲如何应用科学的逻辑思维去诊断；而我们的教材还是几十年不变的抽象的观念。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和国外交流，也没有大规模引起国外教材，所以即使是北上广顶级医学院，很多知识是落伍的。例如我曾多次说到的Hoover征（参看《为什么医学教材总被吐槽不好用？》和《知“道”，悟“道”与做“道”》），在国内几乎无人知晓，有些书还写成了矛盾运动。所谓差之毫厘，缪之千里，把Hoover征说成矛盾运动表述极为不准确，那么膈肌麻痹是不是也是矛盾运动（参看《规培医生培养的升阶训练之观察能力的培养》），胸部损伤后的连枷胸是不是矛盾运动？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在阅读和观察时常常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

真正的勇者不是夜郎自大，如同韩国那般民族虚无主义，什么都是他们发明的。而是勇于面对现实，承认存在的差距，找出差距的原因，并采取应对的原因。诚如丘老所言，大学问来自于生命深处爆发出的精力，好的科学家，恰恰需要兴趣，恰恰需要人文科学的滋养和启发。他认为对于有志于学的年轻人来说，要做一个真正有学问的学者，不仅仅要考试考得好，还要对学问有兴趣才行。

但遗憾的是，“很多学生读书的唯一目标就是考试时拿到好的分数，而一般的学者的目标则是赶快去拿个头衔，然后去追求更高的名誉，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主要目标。中国有不少学者的学问还是不错的，但跟世界上有名的大师还是有一段距离，大概是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一些小名小利，所以终究不能成大器。”

我们非常需要如丘老这样敢说实话，说真话的学者，也期待更多年轻学者能够踏踏实实做好学问，而我们的社会和体制也能给真正做学问的人以良好的环境和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