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究竟怎么想？大多数知情者认为…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小林编译报道：中国经济表现糟糕。疫情后的反弹远远小于中国政府预期的规模和持续时间。2023年官方的增长率为5.2%，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不错。然而，现实可能糟糕得多，一些分析师估计增长率不超过1-2%。一些指标显示，2024年前几个月出现了适度改善，但经济仍然显得蹒跚不前，目前的增长高度依赖出口。

随着经济放缓，国内外对中国未来道路的信心也崩溃了。数据显示，2022年春季上海封锁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心突然下降。当清零政策于2022年末结束时，消费者的前景短暂改善，但自那以后一直徘徊在创纪录的低水平。国内企业的各种指数显示最近有所复苏，但数字仍远远低于历史最高水平。

这些数据可能低估了中国公民对国家现状和未来的不安全感的深度和广度——这是甘思德在今年春季进行的一次长期研究旅行中感受到的。

经济困境和房地产部门的崩溃是头号问题，但甘思德听到了关于清零政策及其混乱结束、对私营科技公司的长期打压、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关注、对技术自给自足的不切实际追求以及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令人惊讶的抱怨。这些担忧导致了消费需求的疲软、企业投资的限制以及转移财富和家人出国的努力。

人们不断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领导层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振兴经济和恢复信心？而且，许多人实际上是在指责一个人——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将治理转移到他控制的中国共产党机构，并且他在官方媒体中所受到的过分关注，给中国民众（以及全世界）留下了他完全掌控一切的印象。

北京并未止步不前，它已扩大信贷、提出多点计划以安抚私营部门和外国商业社区、减少购买第二套住房的限制，并淡化了战狼式的言辞。但甘思德所遇到的相当一部分人（这并不是一个科学样本）对这些举措并不感到满意，认为这仍然太少，而且来得太迟。

关于为什么习及其他高层领导人没有采取不同的措施，出现了四种普遍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中国政治语言中的“四不”来描述。

第一个是“他不知道”，

有人猜测习被不愿向他传递坏消息的干部蒙在鼓里，他们担心他会责怪传递消息者，因此，他们只向他提供经过处理的积极报告。

有消息称，中南海的一些基层官员告诉外界研究人员只提交积极的报告。另一位表示，控制向习提交文件的高级官员与安全和宣传机构的立场一致，因此他阅读的材料反映了他们的偏见。但甘思德与之交谈的其他人坚决不同意习和其他领导人不了解情况的说法。一位向党国提交研究报告的专家表示，他们被告知要提供未经粉饰的分析，因为领导层希望听到不同的观点。

第二个观点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习及其他高层领导人虽然掌握了充分的信息，但他们面临着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清单很长——房地产危机、不断增长的地方政府债务、人口出生率下降、不平等加剧、香港的不满情绪以及与西方和中国大部分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扩大——而解决方案绝对不简单。

此外，现在的领导层由“B队”组成，其中许多人的中央政府经验有限，政策制定已经变得如此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至于在官僚机构和北京与地方之间的协调变得更加困难。

多位亲信表示，在一些问题上，领导层长时间就如何解决问题进行了辩论，这延迟了决策和新政策的推出。例如，领导层显然于2023年夏天确认股市疲软是一个问题，但新措施直到2024年初，即中国证监会主席被更换后才推出。更具挑战性的是找到解决一个问题而不会加剧其他问题的方法，或者提出一个找到平衡方法的整体计划。

解决房地产混乱以及经济不平衡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显而易见，要找到一条有效的政策路径来有效地应对各方利益冲突是多么困难，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房主、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部门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同样地，据报道，由于缺乏共识，三中全会从2024年1月推迟到了夏季。

一些消息来源强调了高级官员素质的下降，将现任总理李强与去年秋天突然去世的前任李克强进行了比较。负责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也被认为比他的前任刘鹤能力更低。

第三个可能，“他不在乎”，

这根植于这样一个假设：习近平的首要任务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控制和他个人政治的主导地位。尽管媒体展示了他访问工厂并就各种经济挑战举行讨论会，但他自己的日常日程可能更多地被处理安全和政治问题所占据，包括人事决定，而非经济问题。

这显然是最不受欢迎的一种选择，但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却充满激情。他们的核心印象是，习近平似乎愿意为了民族主义和中共的主导地位而牺牲经济。而且，习近平并不孤单。有人说，他被选为胡锦涛的继任者，“不是为了成为戈尔巴乔夫”。值得注意的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年龄较长（60岁以上），他们强调习近平和毛泽东人格上的明显相似之处，以及两个时期在强调意识形态纯洁和阶级斗争上的共同重点，这导致了社会大众和精英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四个是，“他不同意”，

这种说法推测问题不在于习近平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犹豫不决或无能，也不是缺乏兴趣，而是他及其部下不同意对当前政策方针的批评。事实上，他们可能认为，考虑到对西方技术、市场和金融的可靠渠道的丧失，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将发展国内技术和尽可能掌握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放在首位。

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可以指出一些证据表明他们的计划正在奏效——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系统，C919单通道商用飞机，一系列备受欢迎的互联网平台，北斗卫星系统等等。

大多数知情者选择了这个最后的选项。他们认为习近平对控制先进技术在中国经济和战略需求中的核心地位有着坚定的观点，并正在积极实施这一愿景。因此，投资从房地产转向先进制造业，以及对新兴技术的集中党国支持，这既能推动增长，又能加强国家的安全。而其他人可能视之为无知、无能或不感兴趣，他们则看到的是目标清晰和果断行动。

然而，支持“他不同意”的人也分为两个阵营。大多数选择这个选项的人认为，中国领导层在大力实施国家主义工业政策，并对未来技术的控制上犯了战略性错误。他们认为，去自由化的转变和对家庭和消费的不够关注，意味着生产率降低、债务增加、增长放缓，而且与其他先进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

另一些选择了这个观点的人则持相反态度。他们赞同中国领导层的做法，并认为批评者是本能地反对中共，不公正地忽视了技术进步的迹象。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属于后一阵营的人，是在政府研究机构工作。

这些信念很重要。如果认为前两个选项中的一个——“他不知道”或“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准确的，那么当前的路径就是无意中的犯下的错误，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为领导层提供更好的信息和更有效的计划来解决国家经济困境。外界如何看待这一点也决定了应该如何处理其他中国问题。华盛顿一些官员因此认为，重要的是让拜登总统与习近平进行直接对话，以确保他对诸如乌克兰和台湾等问题的美国外交政策有准确的理解。

但如果习及其他高层领导人不关心经济或不同意批评意见，那么当前的轨迹就是有意为之的结果，新的数据和政策报告不会带来太大的改变。

领导层有可能证明批评者错了，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变革的两个潜在来源是存在的。第一个将是一场重大经济危机，这将引发一场政治清算：当前的领导层可能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变方向，一些其他的精英派别可能会取代当前的团队。或者公众可能会发起抗议活动并试图彻底推翻中共。但在中短期内，这样的事似乎都不太可能发生。

第二种变革的源泉将是中国领导层置身于一个更加良性的国际环境中，其中美国和西方更普遍地提供了可信的保证，表明他们将重新成为技术、市场和金融的可靠供应方；无条件地承认中共的专制体制是合法的；并接受北京对南中国海和台湾的主权声索。

但这种转变发生的机会甚至比中国国内爆发抗议的可能性都要小。

西方不太可能变得更加妥协的一个原因是，商界高管和官员在中国境内外进行调查时，通常会选择“他不同意”这一选项。习近平似乎完全掌控着政治，决心继续推进这一战略，任何调整都是为了最低程度地安抚国内和国际批评者的微小战术变化。因此，他们相信他们必须更加坚决地站稳立场。

尽管这个非正式调查并不科学，但它暗示了中国社会及其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加剧，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这意味着几乎没有改变的机会，更多的紧张和冲突即将到来。

原文作者：甘思德 (Scott Kennedy) 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经济信托主席的高级顾问。

ref：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6/03/xi-china-economic-decline-population-c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