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小林编译报道：中国目前因房地产泡沫破裂，拥有约36亿平方英尺（约550万套）的未售住房库存。一个初步的国家计划正在酝酿中，包括北京在内的地方政府将购买这些物业，并将其大部分转化为补贴住房。全国范围内，这可能会将可负担住房的比例从目前的5%提高到30%。
然而，中国的可负担住房项目记录并不良好。2010年代启动的一项快速计划，旨在几年内建造3600万套住房，花费约2000亿美元，导致了大规模腐败。政府审计显示，2013年和2014年分别有12.7亿美元和16亿美元被挪用，这些数字可能还被大大低估了。2017年，超过1000名官员因挪用资金被处罚。
与此同时，2010年代的住房变得极其难以负担，尤其是在中国的大城市。地方政府不断拆除人们赖以生存的住房也无济于事。随着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房价大幅上涨，远超收入增长。即使建造了可负担住房，也往往优先分配给有关系的人，包括官员及其家属。
开发商常用的一种手法是获得建设可负担住房的资金和许可后，在项目启动时将大部分转为传统商业用途，仅保留少量可负担住宅单元。
一个根本问题是户口制度，这仍然主导着中国城市生活。居民需要特定城市的户口才能享受如医疗、养老金、教育和可负担住房等福利。城乡户口差距巨大，例如，城市老年养老金每月为410美元，而农村仅为25美元。
中国的2.95亿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的住房状况最为脆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许多城市，获得户口的一条途径是购买房产。（房地产发生危机后，获得城市户口稍微容易了一些，但门槛仍然很高。）
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改革户口制度，同时扩大可负担住房的供应——这一议程得到了部分政府官员的支持，但基本上停滞不前。两项努力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有利益相关者的“邻避效应”。
邻避效应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的心理，即采取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而在中国，城市中上阶层的财富与房地产紧密相连，他们对相对优质的医疗和学校的获得依赖于排斥他人。
这一社会经济阶层也构成了政府管理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多数，形成了一个限制其推行新政策的不自由精英群体。
这一切的根本问题是资金来源。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紧张，部分原因是过去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销售占其收入的30%。扩大可负担住房的供应每年可能花费高达2800亿美元。关于谁来承担成本以及如果项目失败谁来负责的争论，可能意味着政策变化需要多年才能实现。
ref：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6/11/china-property-crisis-affordable-housing-plan/?tpcc=recirc_latest06292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