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日前下发通知，强调食用油的水运要“专船专运”、“严禁混装”。一个多月前，媒体披露了未经清洗的油罐车运输食用油的丑闻，一个多月后，承诺彻查的中国国务院食安办仍然没有公布调查结果。
有观察人士称，中国食品行业的从业者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是最起码的职业和道德标准，而不打折扣地确保食品、食物在他们经手的环节是安全的，实际上是对人品、人心、人性的考验。但是在整个食品供应链中，尤其是底层从业者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性及其道德属性被严重扭曲，频发贻害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食安事件也就不足为奇。
长江航务管理局日前印发的《长航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干线植物油水路运输监管的通知》要求，全面梳理并建立涉及植物油运输的基本信息清单，引导航运企业实行植物油“专船专运”，保障植物油水路运输服务质量和运输安全。
这个通知还提出严查超范围经营。对不具备植物油运输经营资质、技术条件的船舶申报一律不予许可。
在中储粮“罐车运输油罐混用”的丑闻被媒体报道一个多月后，承诺要对此进行彻查的中国国务院食安办，尽管曾高调宣布要组织有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食用油罐车运输环节有关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仍未见当局公布的调查处置结果。
实际上，中国规范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并不少，如《食品安全法》、《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以及《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等，但是往往得不到监管者的有力执行和从业者的严格遵守。此外，中国各级部门的掌权者、职能部门官员的玩忽职守、渎职乃至腐败，致使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最后常常落得个一纸空文，屡屡发生严重的食安事件也就不足为奇。
经济利益驱使旅居美国加州的政论家和独立学者吴祚来以运煤油的油罐车，不经清洗清洁，就运食用油的混运丑闻为例说，这主要归咎于经济利益，企业利润，法律监管不到位，有法不依。他不认为“专船专运”、“严禁混装”规定能够有效地实施和执行。
他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降低成本，因为这是在谋求自己的职业生存，如果不这样做，这个职业就无法生存。此外，有关部门的监管也是眼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然的话，如果他们严厉地来管束，可能就没人运输了，因此，他们只能无法干预，这也就成为一个行业的潜规则。”
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认为，在食品的供应链环节，最主要的利润都被中国政府这个大黑手操控，在他们全盘操盘下，大部分的利润、利税和剩余价值都被所谓的打着国有旗号的少数权贵们所占有，他们拿走了整个食品加工产业链的最大头，因此导致中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底层人的空间太小了。
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说：“最底层的人，劳工阶层在这里面有微弱的生活空间，这种微弱的生活空间挤压下，很可能会造成整个行业的反弹，这些反弹就是操作的工人憎恨这个社会，他们生活太压抑了，就会在这些要害的环节去实施一些泄愤的行为，甚至是一个睁眼睛闭眼睛的行为。”
赵兰健分析，中国底层人空间太小的原因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他说，中国层层的收购体系、限制体系、税金体系，那些庞大的政府黑手把供应链最底层从业者的利润都已榨干。例如，像蒙牛和伊利这种带着血腥的这种国企把奶制品整个行业，包括奶农的利润，都已经压榨到零。因此，一些奶农才会想歪招，往牛奶里掺放三聚氰胺，“这些歪招的存在是由于生活所迫，是底层人民的生活所迫”。
人性道德的败坏不管是工业材料污染食用油运输车船，还是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质，这种情况可以长期持续下去，而且百禁不止，整个生产和供应链中了解这种情况的人并不少，包括企业高层和政府官员在内，但是基本上都是丑闻爆发以后才得以制止，很少有企业内部自我纠错的情形发生。任由有毒物质进入人的食物链，这么多经手的人良心何在？
赵兰健认为，不仅生意、生活、生存所迫导致食品供应链中尤其是下游从业者和阶层不惜要逾越甚至践踏法律法规的底线，职能部门，特别是手中握有权力官员的渎职，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各种名目的腐败，更迫使下游从业者和阶层做出有违道德、良心、甚至人性的事情。
“我认为这个良心的，就是他个人的因素，包括他的信仰的因素和他的道德的因素，都是在于中国社会制度的层层盘剥的打压下而沦丧的。要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不这么残酷，他们就会萌生自然状态的那种人性本善。中国的人性之所被扭曲是由于制度的残酷性、社会制度的残酷性，压力太大了。”
赵兰健还说，因职务犯罪而暴富起来的中共官员，以及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导致的贫富两极，更加重了人们心里的不平衡，一些人在失衡的状态下，就会产生心理扭曲，而这种心理扭曲，就会造成良心和人性的丧失，产生对社会的报复。
独立学者吴祚来从人性与社会属性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的人性与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人性做了比较。他举例说，以前在农村的时候，一个熟人社会里，从没有人敢违背天理良心去做事儿，因为他家住在哪儿，他的信誉，决定他在这个小的熟人共同体里面的一切。他如果做丧失人性的事儿，危害别人安全的事儿，很可能会立即就会遭到报复，或者报应，这种道德民风在当时的传统社会很普遍。
“所以这个世道，决定人心。什么是世道呢？就是社会法律、规则。中国现在大面积出现这些问题，使这个社会规则、体制、制度、使这个人性的恶，被纵容了，得不到追究了，而且受到掩盖了。你比如说这个洗油罐必须要有洗油罐的那个证，你这个油罐是不是洗过了，那就会有人给你提供一个证，花一千块钱、两千块钱买这样一个证，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这是世道决定的，世道决定了人心。”
吴祚来说，五六十年代的父母一辈，他们民国时期受传统教育，讲天理良心。他引用他祖母常说的一句话，“抬头三尺有神明”，人如果做坏事会受到报应的。他说，这些人在道德方面有信仰，有一种绝对的力量，他们的道德底线和道德良心不同于文革一代长大的人。现在这一代人在市场环境中，陌生人社会中成长，又受了唯物主义的教育，在生存的压力下，变得无所顾忌。
食安事件频发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就发生了约20起重大的食安事件，不仅让平民百姓和消费者震惊不已，也让自诩制度优越的中共当局颜面丧尽。例如，导致近500人食物中毒的2002年的广东河源瘦肉精事件；造成12个婴儿死亡，200多婴儿患上重度营养不良综合症的2004年的“大头娃娃”毒奶粉事件；而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特大严重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的累计报告的患儿人数达30万。此外，还有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2010年的地沟油事件；2012年的明胶酸奶事件；2024年的梅菜扣肉事件等。
每当发生重大食安事件之后，中共有关部门都会表态要彻查，对违法企业和相关责任人依法严惩、绝不姑息。但是，一旦风声过去，一切照旧，直到下一个“XXX食安事件”的爆发，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独立学者吴祚来说，解决和减少中国食安事件的频发，需要法律的独立，媒体的自由，以及制度的设计和监管。他说，食安事件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风气、人心、人性。他认为，中国还要在制度建设，甚至更高的政治层面上去解决问题，“上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下面的问题还会以别的方式，层出不穷。”
吴祚来认为，中国还应当汲取西方社会教会对人们进行的道德的教化，让人们的道德标准到达远远超出法律的基本底线。
媒体人赵兰健认为，要减少甚至杜绝食安事件，两个因素必不可少，只要有一项能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改观。其一是，必须要信息透明。他说，中国的每一次食安事件，其实都是以政府的草率打压收场而结束。这种信息不透明是对当事人的不公平，也会制造整个社会的恐慌。
此外，赵兰健说，对于食品安全这种事件，要制定终身追责制。他说，中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处置问题，政府的行政处罚权，包括党政系统的内部处理权，优先于刑法处罚，行政系统过多的介入，会以党政的处分代替司法处罚。他说，中国独有的这种现象，也是中国所有食品安全问题不断重复发生的背后总的原因，因为对相应的责任人没有一个最终的惩罚机制，犯罪的成本太低，惩罚的成本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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