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阶级之间的怨恨正在涌现

　　这个国家的社会是否变得越来越僵化？

　　译者：乐山

　　在中国，“三代烟草人”已成为一个常用的代名词。在社交媒体上，它意味着特权精英，其成员将梦寐以求的工作(如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管理职位)分给自己的同类，将普通人拒之门外。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拥有超过85万粉丝的微博博主引用了这一流行语。他写道：“这种世袭制度的结果是一个封闭的权力圈，彻底断绝了底层人民上升的机会!”数百人对此表示赞同。其中一个人回复说：“统治阶级正在固化。”另一位网友怒不可遏：“精英的孩子出人头地，穷人的孩子依然贫穷。”

　　1990年代，随着人们可以自由地从农村进入城市并选择从事何种工作，社会流动性急剧上升。只要勤劳肯干、天资聪颖，从农民到工厂主的转变可以在几年内完成。但是，正如该网络流行语所暗示的那样，乐观情绪开始消退。经济正在衰退。好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许多中国人现在都在谈论“社会固化”(shehui guhua)。在不太富裕的人群中，对被视为自我复制的精英阶层的不满与日俱增。阶级敌意正在上升。

　　由两位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和马丁·怀特(Martin Whyte)领导的研究发现，中国人曾经接受过明显的不平等，仍然乐观地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和有能力，他们仍然能够取得成功。但学者们发现，现在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人脉和在富裕家庭长大是成功的关键。这让共产党很恼火，因为共产党声称已经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宪法的规定。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加大力度促进社会流动，同时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然而，除了让商人和较富裕的中国人感到恐慌之外，这样的言论对公众情绪几乎没有产生明显影响。8 月，微博平台的一名用户用他的账号(拥有 10 多万粉丝)抨击精英阶层享受的高额养老金。他写道：“老百姓，现在明白了吗?”“既得利益是不可触碰的，你甚至不能谈论它们，”他说。“他们都是寄生虫，”一个人回应道。“吸血鬼，”另一个人说。“社会停滞越来越严重，”第三个人附和道。有人甚至大胆说道：“没有另一场革命，就不可能解决这些荒唐的不公正现象。”但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严格审查。没过几天，这个帖子就消失了。

　　中国社会真的越来越固化了吗?专家们对此证据争论不休。衡量流动性的一种常用方法是观察经济学家所说的代际收入弹性，即 IGE。它将人们的收入与其父母的收入进行比较。两者越接近，两代人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异就可能越小。IGE 用0到1来表示这一比率，数字越大，流动性越小。

　　波恩的一个智库“劳动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ur Economics)2019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1970 年至 1980 年出生的人——即 1990 年代的年轻工人——的 IGE 为 0.39.而1981年至1988年间出生的人的IGE则上升到0.44.作者说，与富裕国家一样，社会流动性的降低与不平等的加剧是同步的。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中国的贫富差距在1990 年代急剧扩大。在另一篇同样发表于2019年的论文中，南京财经大学的金孟杰(Mengjie Jin)和其他作者说，中国的社会流动性高于美国，但低于英国、加拿大和德国。

　　习近平先生不承认社会停滞正在发生，但他呼吁努力防止这种现象。他在 2021 年说：“在一些国家，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瓦解导致社会分裂、政治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猖獗。”“这些教训意义深远!” 7 月，南开大学的韩林秀(Han Linxiu)在官方刊物上撰文称，他不认为存在停滞，但“这种负面情绪的普遍存在”是“潜在的政治风险”。

　　阶级成为禁忌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在 2019 年发布了第一份关于社会流动问题的政策文件。与往常一样，在讨论中国时，它没有提到“阶级”一词。新阶级可能正在形成的想法仍然让中共的理论家们难以接受。但它表示，消除流动障碍将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它正确地指出了一些主要障碍。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户籍制度，它限制了农村移民获得城市医疗、教育和住房补贴的机会。过去30年，近3亿人迁入城市，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次性提升。但在城市里，他们却被视为二等公民，往往无法获得地位较高的工作，因为城市规定申请人必须有当地户口。

　　中共的文件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论户口状况如何”。改革步伐正在加快。一些改革为有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提供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福利的机会，甚至无需改变户口。但仍存在隐性障碍：许多流动人口没有合同来证明他们的就业或居住状况。在集中了最好工作机会的大城市，中共不愿允许有太大的改变。它主要担心的是，如果大量流动人口失业且不愿离开，将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在农村，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不平等是阻碍进步的一大障碍。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校在资金和师资方面相形见绌。农村户口的孩子完成高中学业的机会要小得多。中国高校的招生数量大幅增加——截至 2008 年的十年间增长了六倍——为学生打开了更多的大门。但是，农村学生在名牌大学中的比例严重偏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宝忠(Liu Baozhong)估计，在这类学校里，近40%的学生是管理人员的子女，只有不到10% 的学生是农民的后代——尽管超过35%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

　　中国的中产阶级迅速壮大，从 1990 年代几乎不存在的中产阶级，到如今官方统计的约 4 亿人。但在这个新阶层中，不满也在涌动。晋升竞争非常激烈。家长们倾注大量金钱帮助孩子获得尽可能好的教育。2021 年，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大多数为在校学生提供的营利性辅导服务，来促进公平竞争。但这却让最富有的人获得了更大的优势：他们可以负担得起辅导老师为其非法工作开始收取的高昂费用。

　　许多中国学者建议改善公共服务，以减少穷人因医疗费用高昂、养老金不足、失业救济金微薄以及优质教育的隐性成本而世世代代贫困的风险。但政府却不愿乱花钱。习近平在 2021 年警告说：“促进共同富裕，不能走福利主义道路。”他说，这种做法支持“懒人”。 “超出能力范围实施‘福利国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中共自身的精英主义也于事无补。入党需要经过漫长的程序，包括频繁参加会议学习党的文献。但对于公务员和国企白领——这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工作类型——党员身份是晋升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公务员考试因其公平性而备受推崇，但谁能入党则取决于党内人士。而在政府堡垒内部，裙带关系盛行。

　　甚至连国家电视台4 月份在其网站上的一篇报道也对此表示赞同。它说，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对“三代烟草人”以及类似话题的担忧表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内部仍然存在相当多的‘近亲繁殖’”。它表示，这种祸害正在“隐蔽的角落里蔓延”。网民们对这一罕见的承认大加赞赏。尽管审查人员一直在努力审查他们的评论，但有些评论还是幸存下来。“这些人是在弘扬传统文化，”一位网民调侃道，他指的是习近平所热衷的一个项目。“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