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75年 中共“铸造”出一个劣质民族

程翔评论文章：今年是中共窃政75周年。这七十五年间，它是大规模地、持续地、全面地、强制性地、高压地对人民进行洗脑工作。经过整整三代人的“思想教育”，对中国人民造成甚么影响？在这种“教化”下成长的“强国人”有甚么特点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很多人会说，每个国家每个政府都会对其国民进行“思想教育”，大家的形式或不同，但本质都是向其国民宣传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所以中共这样做并没有甚么不妥。问题是，中共实施思想教育的方式是强迫性的，而其内容则是有害的，由此塑造出来的 “强国人”是反文明的。

中共“教化”人民的工作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这个部门控制了全民族的思想、信仰等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教育、出版、传媒、文化、广播、电影电视等工作。这种全方位的宣传，实际上就是“洗脑”。

中共的洗脑工程，包括清除和灌输两个环节。它清除了甚么、灌输了甚么呢？它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正常人的思维能力、正常人的良知都清除掉；然后灌输了共产党的斗争哲学、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扭曲了敌友观。

甲，中共清除了甚么？

一，中共清除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

每个文明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逐步形成一条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底线，这条道德底线对人类社会的正常运作产生积极作用：它对社会每一个个体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从而避免了人类因其动物属性天生地为生存而竞争导致同类之间互相杀戮灭绝。这条底线，令社会每个成员都自觉地实行自我约束，使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至“去到尽”，这种自我约束的能力就是来自一条约定俗成的道德底线，没有这条无形的道德底线作为基础，有形的法律就很难真正有效地运作。例如：社会的道德底线不接受杀人，因而才会制定惩罚杀人的法律。所以这条道德底线也是一切法律赖以存在的基石。

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如何形成？它是由宗教信仰、历代贤人俊杰的言行身教等传统文化因素形成的。

宗教信仰：总体而言，宗教提倡有神，人们出于对神的敬畏而主动自我约束。与此同时，宗教都是导人向善和警恶惩奸的。中国虽然没有明确的宗教，但人民心目中都有对神明的敬畏，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都反映人民对神的敬畏。这些信仰都为社会设定一条约定俗成的道德底线，范著了个人的行为。

历代贤人俊杰的言行身教：每个社会都有其公认的贤人俊杰，他们的言行身教产生某种楷模的作用，受到本民族各成员的尊崇和模仿。经过时间的积累和沉淀，遂成为这个民族的道德底线。例如孔子“克己复礼”的教诲，就强调人要有自我克制的能力，事情不能做到绝。

一个社会道德底线的形成既如前述，那么中共是如何清除掉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呢？

首先它消灭宗教，第一，从哲学角度看，中共鼓吹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宗教作为唯心论的典型，从一开始就不幸地处于中共的对立面，自然会遭到中共消灭取缔。第二，从理论上中共把宗教定义为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著名定义），信奉宗教的人被视为愚昧迷信需要接受改造，而推动宗教活动的人更往往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而遭受刑事处理的，这就使人民渐次远离宗教。第三，在政治上更宣传宗教（主要是基督教）过去曾经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今天仍然是西方颠覆中共的手段，将宗教敌对化。这三个因素使中国人民远离宗教信仰，其结果是失去对神的敬畏，也无惧自己今日的恶行会为自己将来带来恶果。

除了因为宗教的缺位使中国人无法建立道德底线外，中共再通过打倒“封资修”，把人类社会历史上创造出来的优秀文化全部否定。“封”泛指中国古代文明、“资”泛指西方现代先进文明、而“修”则单指前苏联的好东西。“封资修”三者实际上代表了人类文明（物质和非物质）的共同文化宝库，本应好好保护、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破四旧、立四新”，全面否定“封资修”，对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破坏殆尽，既毁物，又毁人，更毁文化，这样，历史上中外贤人俊杰所沉淀累积下来的言传身教破坏殆尽。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也就荡然无存了。

中共的宣传不但促使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消亡，它甚至煽动人们超越底线自行其是，使社会出现全面的道德崩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积极鼓吹“红色恐怖万岁”，煽动人们把人类最兽性、最残暴、最黑暗的面孔和行为发扬光大。此一口号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超越任何道德底线的口号。它鼓励人人可以在“革命”的幌子下任意去剥夺别人的个人权利、私隐、财产直至生命而不受任何制裁。这样社会就完全处于动荡失序的状态。

由于道德底线的沦亡，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极其严重。前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4月17日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就承认中国社会道德滑坡已到严重地步。他说：“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二，正常人的思维能力

中共75年的宣传，成功地扼杀了中国人的正常思维能力。它是通过垄断资讯和对资讯的解读来达到这个目的。

1. 垄断资讯：使人民愚昧化

我们知道，资讯的获得是人民摆脱愚昧状态的前提。有“知”方有“智”，有“智”方能“辨”，能“辨”才能取得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能促进社会进步。

在中国，资讯被中共全面地、绝对化地垄断。结果就是人民无从“知”，也就无从进入“独立思考”的层面，这样的人民是一群被愚化的人民。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有这样一句话：“任何专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这就是中共宣传“愚民化”的最佳总结。

垄断论述：它使人民极端化

中共的洗脑工作，除了垄断资讯、愚化人民外，还垄断论述。所谓论述，是指中共对客观事物（外交、内政、政治、经济、历史）的官方解释。凡是中共提倡的观点，往往是铺天盖地的宣传，务求人人都信服，但对当局反对的观点，则禁止传播，违者严惩。久而久之，人们会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中共单一、片面的论述为真理，而当他们听到与他们长期被灌输的论述不一致的意见时，他们会自觉地跳起来捍卫中共灌输给他们的东西而激烈反对不同的意见。这样的人民是一群被极端化、偏激化的人民。

中共宣传的第二个特点就以“暴力”来辅助谎言。单是靠笔墨口舌的宣传是不足以令人丧失辨别是非能力的良知的，中共的宣传要奏效，还得辅以“暴力”才能最终成功。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民的意见总是多元的。中共在垄断资讯、垄断思想之后，总还会有人继续保持自己的看法，对这些人，中共会毫不客气地予以残酷的打击，被打击的人，轻则丧失工作机会，重则入狱，更甚者被肉体消灭。这些残酷的手段都是用来配合它的所谓正面宣传的。所以，正面宣传只有辅之以专政的手段，其宣传”才能奏效。对于不同意见的人被打击，很多人不但不起来声援异议者，反而会认同中共对他们的打击。这正是中国人民丧失正常思维能力的一个突出表现。

中共用来迫使人民接受其谎言的工具就是所谓的政治运动。根据胡甫臣（前全国总工会领袖）的著作《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在1949-76期间，经毛泽东亲自签字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达52次（26年内发动52个政治运动，平均一年两个），因而形成一个常规的整人机制，正是这个机制，配合著中共的宣传，才能够彻底泯灭人的良知。前毛泽东秘书李锐为他这本书写序时，曾经这样形容“政治运动”的威力：

政治运动这一项专政的武器，真可算东方共产党人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其数量之多，为害之大，手段之惨烈，真是可记入吉尼斯记录。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特点……同打仗一样统计胜利结果：土改要消灭多少地主，镇反要杀多少反革命，三反要打多少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反右你那里要划多少右派 ……等等。运动一开始，坐镇指挥的毛泽东常定出百分之几的比例，叫你要订出计划，运动后期是要核收、对账的。为甚么逼得人说谎，为甚么会饿死那么多人，为甚么一座座山的树都烧得精光，为甚么红卫兵可以到处抄家，为甚么学生可以打死老师……这都是政治运动的威力呀！

正是这些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使很多人的良知被泯灭，也使很多知识份子的脊梁被打断，使他们不敢讲真话，不敢再明辨是非了。

失去道德底线，没有了理性（因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泯灭了良知（因而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这就是中共75年来宣传工作（洗脑工程）的三大恶果。今天“强国人”的种种表现，愚昧、极端化、丧失良知，就是这些宣传政策产生的恶果。

乙，中共灌输了甚么？

一，提倡“阶级斗争”、“暴力革命”

由于中共老祖宗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是提倡“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而中共也是靠这些手段夺权政权，所以，这些观念就成为中国人信奉的金科玉律。文革时期固然提倡“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进入联合国之后更提出要区别“革命的恐怖主义”与“反革命的恐怖主义”这些谬论。今天，同中共最要好的国家，无不都是被国际社会目为“邪恶轴心”的国家。经过长达75年的灌输后，使人民崇尚暴力。中国年青作家韩寒说过：“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被埋下了这些种子。”

由于中共提倡暴力革命，视人类社会经历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是它一党专政的最大障碍，故千方百计予以封杀。习近平执政后，更明确发出“七不讲”的禁令，其中一个不准讲的正正就是普世价值，这就使中国社会离开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二，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

为了巩固政权，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中共不惜大肆宣传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从狭隘和盲目的人群中汲取源源不绝的无形的精神上及心理上的支持。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共官媒新华社发表一篇报道，“民族意识觉醒——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公开颂扬义和团精神，目的就是要调动起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来支持中共对抗美国。长久通过宣传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来支援中共，必然使部分受影响的中国人潜存一种暴力倾向，随时准备以语言甚或肢体暴力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中共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把示威者强行拖入使馆范围暴打，到深圳暴徒刺杀日本学童事件，正是盲目爱国主义的一个写照。

三，扭曲中华民族的敌友观

中共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扭曲整个中华民族的敌我观，造成方向性的错误。从近百年的历史大势看，中华民族的敌人是北方的俄罗斯而不是美国，这仅仅从两者有没有掠夺过中国领土就足以说明之。早在1845年，林则徐就已经看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的感叹。他死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他具有正确的敌友观。

但由于中共是苏联催生并豢养的，所以除了上世纪60年代有过短暂时间反苏外，基本上外交政策都是反美为主。这种宣传影响所及，人民动辄视美国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却甘于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背书，这种扭曲了的敌我观，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友美远俄，是中国1978年以来得以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慎之说，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他作为邓小平的翻译随行，曾经问邓小平他为何这么重视与美国关系，邓小平最简单地回答说：“跟著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

李慎之在2002年在南京发表一篇题为《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的演讲，回忆起此事时说：“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 （这是当时负责访美代表团组团工作的外交部主管美洲事务的副部长章文晋告诉我的）。应该说在这方面邓小平不但眼光很准，魄力也很大。邓小平回国以后不久就发动了为时两个星期的惩罚越南对中国忘恩负义的自卫反击战。这也是以打击苏联的盟国来表示同美国利益一致的一个重要步骤。”（见《战略与管理》杂志2002年4月，第53期）。

由此可见，邓小平完全看得到，亲美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可惜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共的宣传大大强化了美国是中国敌人的宣传，因而扭曲了中华民族的正常的敌我观，把中国置于与美国对抗的险境上。这种错误的敌我观绝对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结论

中共窃政七十五年，是中国人受洗脑的七十五年。每个中国人在经历过这个个人没有选择又无从回避的强制性洗脑过程之后，很多中国人于不知不觉间被塑造成为庸俗的、愚昧的、盲动的、反美、反西方的群体。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只要十分一的人是庸俗、愚昧和盲动，这本身就足以对国际社会构成莫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