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还是独裁：中国人在想什么？

我希望在本章向读者说明，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导政治文化是反民主的；它混杂了传统儒家价值观、酝酿于七十多年来一党专政，以及宣传机器所宣扬的列宁主义要素。本章将同时展示，尽管这种文化在变化，但在这种文化之下，任何民主化的尝试都将只是虚幻。

诚然，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思潮从未完全消失。我们将看到，伴随中国经济的飞跃进步、城市化、国际化的开放政策和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民主思想的影响愈来愈大。

不过，一旦在公共领域有任何民主倾向的思潮出现，它们很快就会被封禁甚至遭受打压，比如一九五七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毛泽东晚年的一九七六年四月运动，以及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民主运动都有一样的境遇；这些民主思潮遭到限制，而当权者的权力才能稳固。

民主思想还受到中国共产党日复一日的打击，对于他们所称的“西式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以及“普世价值观”，中共采取直接驳斥、绝不姑息的态度。与之相反，中共积极地宣扬由它绝对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

随著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共得以用各种途径统一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并将这些价值观灌输给大部分中国人，从而延缓民主思潮的孕育，甚至扭曲民主的思想。不论如何，我们还是会看到，大部分的中国人依旧支持著当今的政权，因为他们恐惧，或者说不希望看见中国社会陷入混乱。

很多评论家在谈到中国的政权发展时，倾向于弱化政治价值观的主导作用，这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政治菁英阶层的观点才有实际影响，或出于他们相信中国社会可能会产生其他更具结构性、社会性的进化力量，比如大量受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这些群体的兴起将会自动推进事情的发展，政治价值观便显得没有意义。但是我认为，考虑到目前中国社会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体制，至少在短期内，任何针对一党专政的质疑都会遭受很大的抵抗。

我认为，政治文化不仅仅只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政治取向，更是一种根据规范原则和政治规则建立起的社会规范和公民价值的集合，它反映了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有一系列的民意调查反映了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不过这些调查是在一个更宏大的系统环境中进行的，所以当我们在分析这些调查结果时，也必须考虑其背后的社会背景。最后，就算这些问卷调查暂时无法直接向受访者提出一些特定的问题，我们仍能够从这些调查中了解，中国人对中国政治的关注重点和期待。

▌中国人在想什么？

整体看来，中国人支持现在的政治体制，也认可它现在的合法性：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 他们信任、认同这些机构，也同样认同这个政权的种种符号：比如一九四九年中共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他们认可这些机构的使命，而且绝大部分人拥护其政治决策。

诸多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人对于共产党的满意度较高，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有所提升：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绝大多数人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并且基层医疗体系覆盖更广泛。而这也就回到本书第一章中我所讨论的共产党执政管理能力：中国民众意识到中国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亚洲国家，却经历了种种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政治的治理能力不断提升；而中国人对共产党的满意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自一九八九年开始，中共便有意识地引领爱国主义情绪，看来这个策略开始奏效了。

事实上，自从一九九○年代开始，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稳定和发展比民主重要，个人职业发展比个人自由拓展更重要，经济和社会权利比政治权利更重要。

实际上，还有一个更令西方国家感到震惊的现象：我认为，中国人所满意的“民主”是一种扭曲的民主价值，它其实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话语相吻合；正如二○○五年政府白皮书中所定义的一样，这是一种只能由中共所定义、领导的“人民民主”。

因此，在二十一世纪初，有百分之八十四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民主，而百分之六十六的中国人认为其民主化进程会继续深化。这种结果已经得到最新研究的确认，其中自然包括了狄忠蒲十分完善、可信的研究。他发现：在二○一四年时，正如二○一○年一样，大部分中国人对当前“民主制度”的“品质”感到满意。

然而，这些受访者所认为的“民主”，并不是一个“全民投票”或者“规则应该由大多数人共同制定”的民主制度。他们认为，民主就是政府“聆听民众”、“政府的政策反应人民意见”，也就是当权者“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非常著名的言论，到现在还出现在诸多公共机构的建筑中。

这种主流观点应该是与共产党在二○○○年初，引入一定程度的“协商民主”有关。“协商民主”有点类似于征求民众的意见，它的设计目的是不时透过意见调查（调查结果一般不会公开）的形式，了解群众的诉求；另一个目的则是避免提拔那些在当地特别不受民众欢迎的政治领导人。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是一项长期对亚洲国家做比较研究的计划，由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负责，位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的研究结果也与上文所述十分类似：在二○一六年，百分之六十三的中国人支持当前政治体系，百分之七十二的人认为在当前体制下生活是理想状况。这两个指标低于越南（分别是百分之九十三和八十八）和新加坡（百分之八十六和八十四），但是高于台湾（百分之四十五和六十一）与香港（百分之四十和五十四）。

当然，百分之六十六的中国人认为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政治体制，但是只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中国人认为民主比其他任何一种体制更好。这个数字在日本分别是百分之八十九和六十六。虽然是这样，中国人对于国家将来的民主化进程非常有自信。基于一到十分的区间，受访者对于当前民主化进程的乐观程度给出了六点七分，而在改革前只有五点四分；受访者对未来的乐观程度给出了七点四分（在这个问题中，未来没有准确的时限）。

让人意外的是，台湾人对于民主的看法也非常类似，以上的分数分别是六点五、六点一和八点二。最终，与其他国家，甚至像日本的民主国家一样，中国人认为管治水准和社会公平是民主的两个主要组成因素，比原则、程度甚至公共权利更加重要。

大部分调查结果都反映出，民众非常关心政府的管治能力。二○一六年一项针对“中国人最满意的事项”调查发现，百分之六十三的民众满意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比例仅次于民众对当前的政治体制感到“骄傲”（百分之六十九）。

有百分之六十三的民众宣称，当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会马上支持国家。总之，比起治国原则、政治透明性、决策方式甚至是对领导人的监督和分权，中国人更在乎党国体制能为他们带来的实际成果。

比起治国原则、政治透明性、决策方式甚至是对领导人的监督和分权，中国人更在乎党国体制能为他们带来的实际成果。图为人群簇拥的习近平。 图／新华社

当然，我们无法指责这种在儒家思想理论影响下形成的民主见解，也无法质疑孟子的观点，他认为“人民”是所有政治的中心，但是却没有构建一种体制来制约领袖的个人权力。

温家宝总理在二十一世纪初主动追溯和使用孟子“民为邦本”的治理方案，是为了合理化共产党的政策，并尝试寻求社会的权益。对孟子而言，人民只有在遭遇极端的权力滥用和不公的情况下，才有权利发起抗争。正如我们所知，毛泽东就是在这点上得到灵感，并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今日，党国体制正是为了规避一切的群众反抗，或在中国被称之“群体性事件”的行为，才努力预防类似的权力滥用和不公。当这两种情况发生时，他们用最快速度、在事件升级之前就将其解决，或者彻底保密。虽然这种手段也有所成效，但是每年仍然有大量的类似事件发生（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数字）。

我们要知道，这些事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性活动。在我看来，天安门事件之后已经再没有人敢于质疑政治体制的本质属性。这些群体性事件经常是由工作纠纷或由于农村土地被收缴的赔偿争端所引起，偶尔则是因为环境问题或者针对某一个境外国家的爱国情绪所引起。

举凡有关于抗议活动、工人罢工或农民抗议的研究都表明，在这一点上，运动、领袖和参与者都表现地相当谨慎。针对政府或大型企业不公行为的合理抗议是可以的，工人和农民想要维护他们的权益是可以的，但如果有人想要质疑一党专政体制的合法性，那便绝不允许。

根据狄忠蒲的调查研究，以一到十分的尺度来考量的话，中国社会对于中央政府和共产党的信任程度达到了七点五分。更引人深思的是，虽然很多中国人非常不信任地方政府，特别是他们每天接触到的行政职能部门，但是狄忠蒲发现，大部分中国人（百分之七十五）对于地方政府在教育或者治安方面的措施非常满意。当然，受访者在食品安全方面持保留态度，只有一半的人表示满意。

不论如何，这些观点确认了中国地方政府能够与人民互动，并且形成了较强的适应能力。同时，中国人对于地方广播和电视的信任度（百分之五十）低于对于中央电视台（百分之九十）和其他国家频道（百分之七十）的信任度。但是，和外国媒体相比，他们还是更信任国家和当地媒体。即使是一九九二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国外媒体的信任度也只有百分之四十，而年纪更大的人外媒的信任度更是低至百分之十到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