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果浮现 中国政经制度已走到极限

随着贸易冲突加剧、薪资上升等因素，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劳力密集型制造业流失的问题，许多制鞋、成衣、家居设备、包包、玩具等工厂已经转移到越南和印尼等国家，年纪较大、技术水准较低的劳工恐面临大面积失业。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从2000年代初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先进制造业国家陆续面临“中国冲击”──中国运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和高度集中的供应链，使先进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大陆成为世界工厂。

劳力密集制造业从中国出走

现在“游戏结束了”，中国自身也面临技术门槛低的制造业大幅流失的问题。

《金融时报》进一步分析上述产业从2019年至2023年的情况，结果发现，在接下来的五年，就业机会又再减少了340万个。

产品出口市占率下降

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戈登‧韩森（Gordon Hanson）的研究，2013年，中国在10种劳动密集产品（包括家居设备、家具、箱包、玩具等）的全球出口市占率达到39.3% 的高峰。

然而到2018年，因为美国关税的影响，这个数字已经降到31.6% 。

即使是需要先进技术的产品制造业，也开始离开中国。在美中关系紧张的影响下，许多中国和外资企业都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将iPhone、半导体芯片、汽车零件等生产转移到东南亚或印度等国家。

中共坚持控制经济政策 发展成果全民难共享

西方国家的经验是，从以制造业为主，转而发展服务业，转型成为消费驱动型经济。

然而，出于极端政权的特性，中共当局想要控制一切，在经济层面也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所谓“具中国（中共）特色的”发展路线，忽视经济结构转型的市场规律。

中共党魁已明确表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将资源投入电动车、半导体等先进制造业，不去发展消费驱动型经济，拒绝与民共享经济成长的成果。然而，先进制造业的民间需求有限，供给远大于需求，资源错置的结果就是经济不景气，这个后果正在渐渐浮现。

中共当局“攫取性政经制度”的恶果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提出解释国家繁荣与贫穷的重要概念。据他们的研究，全球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所以差距巨大，背后是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差异。

他们把国家制度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包容型制度指社会各阶层多数人都能参与经济活动、公平竞争，使利益共享。攫取性制度指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权贵垄断，缺乏权力制衡与法治，全国的多数人都在为极少数人服务。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指出，包容型政经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成长的关键。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凡是选择了包容型制度的，经济都能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准也持续提高；攫取型政经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成长，但这个成长不能够持续，最终会陷入停滞或衰退。

阿西莫格鲁曾在十年前（2014年）的演讲中提到，当今的（共产）中国就是“在攫取型制度下增长”的典型案例，然而这个成长有其限制，这种政经制度无法带来长时间持续的经济增长。在2014年，他就直接预言了当今中国经济的衰退。

中国当今“政治向左、经济向右”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