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速写：“中国奇迹之父”万钢

狼性文化：法企从“不安”到“快速适应”

本期的世界报在经济版大幅关注了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和上海车展。其中一篇来自上海的报道题为“当欧洲人开始借鉴中国”。文章开篇描绘了雷诺旗下专注电动车业务的子公司Ampere在上海设立的“先进中国开发中心”(ACDC)。文章指出，该中心的建造，本意是推动位于法国本土的雷诺技术中心，使其加快节奏，缩短电动车型的上市周期。时间就是金钱，该子公司负责人布鲁内对世界报坦言，“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如今中国的一些人能做得比我们更快”。

中国企业为何能在两年内完成西方制造商通常三到四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布鲁内对世界报解释说，“这源自文化差异”。来自阿利克斯伙伴咨询公司(AlixPartners)的顾问亚历山大·马里安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工程团队承担更多风险，更早介入供应链合作”，整体工作文化可谓“极端高强度”。

世界报对此解释称，例如在华为，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氛围被称作“狼性文化”。不仅如此，加班和周六工作也是常态。这一方式在法国国内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世界报指出，事实上，雷诺“先进中国开发中心”这一项目在上海的落实，“确实让法国团队感到不安”。但公司高层对世界报表示，面对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法国本土的团队“适应得非常快”。

万钢：中国奇迹之父

本期世界报还大篇幅聚焦了中国前科技部长万钢，将他誉为“中国奇迹之父”。文中描绘了一番图景：2007年5月，在上海同济大学的百年校庆活动上，上万名学生为他们的英雄喝彩：他们的校长万钢当时刚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部部长。这一任命不仅是对同济大学这所由德国物理学家于1907年创办的著名学府的认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象征。当时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也在现场见证。施罗德当时对德媒表示：“能够与万钢教授共事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他作为一位非中共党员被任命为部长，象征着中国的国家开放新步伐”。

世界报调侃称，施罗德或许未曾料到，这位中国工程师，后来竟成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转型的总设计师，也成了德国汽车工业，尤其是大众集团潜在的最大挑战。

世界报对万钢的人生历程做了回顾：1952年出生于上海，16岁时被下放到靠近朝鲜边境的农村，度过了十年的“知青岁月”。回到城市后，考入哈尔滨林业大学，之后又进入同济大学，逐步与德国建立了紧密联系。1984年申请到世界银行奖学金，赴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读博。他深入了解德国工业体系，1991年加入奥迪，从事涂装工艺工作。后来，他还指导过当今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主席布鲁梅的论文。期间他也兼任德国与中国的高校讲课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学术与产业经验。他首次提出了远见：“中国要超越西方，必须在新能源汽车上实现技术跨越，而非死磕内燃机领域”。

2017年3月11日星期六，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离开。 © AP - Ng Han Guan摄影

世界报指出，万钢的这一理念深得中央高层认可。他很快被纳入借鉴了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863计划新能源项目的核心团队。彼时，全球真正关注锂电池和电动汽车研发的公司屈指可数。万钢清楚，如果中国继续走内燃机老路，永远赶不上德国和日本。因此，他主导制定了三大战略：超长期规划，设定多阶段产业目标;动态调整与灵活应变，如果目标偏离，就迅速调整政策;全产业链生态布局，从矿产资源到电池制造再到整车回收，中国力求控制每一环节。世界报感慨称，这种“前瞻布局促成了比亚迪和宁德时代的崛起，也使中国在钴、镍、锂等关键资源领域取得了全球主导地位”。

世界报指出，在社会主义计划，国家补贴当中激烈的“达尔文式淘汰”当中，在“这种混合了社会主义计划与美国风险投资精神的模式”之下，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等民营车企脱颖而出，取代了原本以国企为主导的格局。随着时间推移，外国车企如大众、斯特兰蒂斯也开始投资这些中国初创企业，希望“在这个活跃的生态系统中站稳脚跟”。与此同时，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外国电池产品和技术的进入，本土供应链得以迅速壮大。通过对磷酸铁锂等技术的掌握，中国迅速降低了电池成本，掌握了新能源车发展的核心命脉。到2024年4月，北京车展重新开放，“300款电动车型、117款新品震撼全球市场”。世界报指出，到这时，“中国不再需要西方技术扶持，甚至在价格、技术上开始反超”。正如一位欧洲零部件供应商所言：“万钢的路线图，实现了我们在欧洲未能做到的一切：独立、系统、长期投入的电动车发展”。

世界报在这篇人物速写的结尾写道：2024年6月，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已退休的万钢面对欧洲纷纷筑起的关税壁垒，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他说：“欧洲对中国电动车的恐慌，是因为中国的对外投资没跟上我们的出口节奏”，“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之一”。世界报调侃称，万钢一边对此“感到遗憾”，一边依然不时去德国老朋友家里做客，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这个“局势”的重要推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