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关税战伤害性大！中国一问题恶化

即便是在大陆五一假期的首日，我发现民众出游的同时也不忘在交通工具上讨论当下中国社会最热点的话题之一“关税战”。从川普第一任期开始，中美间就已经进入关税大战的交锋，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都以为这第一任期的关税战并未停止。

事实上，确实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在川普第二任期一开始，关税加码措施相较于之前大幅提升到除经济之外的领域，对于那些与中美两国民间交往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现实。这就像中国古代两国打仗之前，边境上如果看不到长长的贸易队伍，那就意味著民间交流戛然而止。

中国除了利用之前的货币政策对消费市场产生新的刺激之外，现在还将基本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扩大。虽然这样的做法在西方极为普遍，但是对于北京而言，扩大覆盖基层保障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吃低保的大学生，未来该怎么办？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布有关《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品质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档说，高度关注到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群体，并进一步部署落实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就业帮扶要求，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范围，持续监测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等。

这就意味著像是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和离校两年未就业的毕业生都属于“吃低保”的范畴，同时也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现在中国的就业市场非常不乐观，这对于北京而言不管是从政权稳定还是经济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

原本在中国，“吃低保”属于曾经经历上个世纪国企和央企改革的下岗工人，即40、50人员。这部分人属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先被清洗掉的，现在很多大学生的父母也是这些下岗人员的一部分。后来，随著中国农业税的取消，低保又出现在中国农村地区，城市地区的低保一直自上个世纪末尾才逐渐兴起。对于那些刚刚走出大学的毕业生，就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这样给所有人都发出很明确的信号就是新鲜的血液难以补充到用工市场上。

原因之一就是企业没有能力去招聘，一方面中国消费市场的疲软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那些长期依赖出口的企业在遭到川普关税的打击后，即便是调整到中国国内市场的转型也需要一定时间，这样就面临最大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的干预到最后不管事了，基本保障资金殆尽之际，这些人该怎么办？

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中国年轻人找工作的竞争相当激烈。（AP）

在中国社会还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是，中国的基本保障金覆盖群体可不止这些大学生，还有退休职工、农民等。此前，西方金融机构预测中国将在未来出现社保资金枯竭的现实，但是中国政府坚决予以否认。从现实中，中国各地党政部门却还继续动员本地民众踊跃缴纳养老金和医保等。

虽然构建合理储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但是随著中国经济回暖迹象越发不明确的情况下，兜底保障则成为目前财政和社会治理上的一大难题。

农民增加养老金，望梅止渴还是稳固基层政权？

现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养老金的标准各地层次不齐，以河北省为例，当地养老金则是在每月100左右，上海和北京去年已经分别达到1490元和961元，四川、湖南等地仍在200元以下。如果超过80岁看病几乎可以不花钱。这对于生活在农村的民众来说，生活成本的降低意味著相关救济标准并不会有所提升。

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中国农民养老金与政府机关及企业职工的养老金的金额相比，差距是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腾讯财经》4月25日播出的节目中说，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中国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刺激消费来提振经济。他建议提升农民养老金，通过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来扩大内需。

在陆挺看来，如果为月领200元养老金的农民每月增加额外的200元补贴，使其收入翻番，“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大的增长”，对他们的消费倾向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将显著地拉动消费增长。

陆挺认为，推进养老体系改革和保障水准提升，将是中国今明两年最有效能的促消费政策工具。

另外一位出生在四川省农村，长期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知名媒体人彭远文则呼吁，提高农民养老金，不仅可以促进消费，也有利于当局提高合法性、社会稳定与国际形象，更是中国告别“身份社会”的关键一步。

彭远文提到的“身份社会”有一种十分明确的说法就是，中国的户籍分为城市和农村户口，二者在各项社会福利上完全是天壤之别。这也催生了一个新群体“农民工”，由于户籍界限问题已经给中国社会治理带来数年的困扰。

虽然大陆多地有消除这样的隔阂，官方称为“改变城乡二元机构，形成一元结构”，但是以现实来看，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则对打破地域歧视的问题只是短期的作用，长期来看，解决身份问题则成为城市与农村的差距缩小的关键因素。

曾转发呼应彭远文观点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钱军辉，4月8日在个人微信公号发文称，在养老金分配严重不均的情况下，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显然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分出手中“蛋糕”。

在中共今年的“中央一号档”中明确提到“逐步提高”农民养老金。三月在大陆“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则宣布“农民养老金最低标准在2024年的123元基础上再提高20元”。

一位广东的民众提到“由于每个人的能力不同、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天差地别式的不同，待遇当然可以天差地别式的不同，年薪七八千万元和月薪两三千元都是可以理解的，老了、都干不动了、都没法再为国家做贡献了，养家金天差地别式的不同合适吗？只是希望财政给的补贴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钱军辉以1.3亿农村老人每人每月2000元养老金做测算说，一年需要3.12万亿元，“这对中央财政来说不算什么”，“3万亿农民养老金增量可以带动万亿级别的消费增量”。

增加养老金的同时，大陆政府在鼓励消费，催生出所谓“银发经济”的现象发生。但是需要注意到，这些“银发经济”的消费群体多数是城市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对于那些普通农民来说则是一辈子在劳作的田园悲歌的写照。

就像今年的大陆五一假期，在我出行乘坐的这趟列车上，我遇到了几位美国留学生和一位来到中国做生意的巴基斯坦人。这几位西方人士告诉我，中国虽然大门在打开，带来很多发展机遇，但是真正实现理想型社会还很遥远，从现实看，我们注意到的是一个发展向前，民生绕圈子式发展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