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中国到现在都没回去过 这才是我最害怕的事

原编者按：这篇文章来自一本缅语日记，我们在清理云南边境一个出租屋时发现了它，日记本里写了很多鼓励的话语，圣经摘抄，以及一些数字，看起来像记录工资和开销。里面还记录了一些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打工生活，这些故事几乎是缅甸海外劳工近年状况的缩影。在今年劳动节，我们本来打算翻译这本日记的内容刊发，但由于日记的内容庞杂，工作量过于庞大，最后我们决定先摘选其中的一部分与大家分享。

▍2016年5月 上海

司机是贵州人，爱抽烟，牙齿黑黄。语言不通，车里总是很安静。我们是缅甸人，但是司机或者经理问起的话，表哥就说我们是云南少数民族，住在很高的山上，只在每周一次的街天下山，不会说汉语很正常。我喜欢看到那个卷发经理神色惊讶：“现在居然还有这种地方啊！”

前方道路伸进一片海雾，太阳就要升起来。这座桥像一条蛇在海面蜿蜒，几乎只有大货车穿行，桥的尽头是一座列满集装箱的海岛。世界各地的货物从海上来，在那里等待登陆。

海水是灰色的，翻滚着更灰一些的泡沫，风力发电机像士兵一样列在其中。从上海去集装箱之岛，我们有时坐车，有时坐船，把岛上的装修建材装上货车。但这只是每天工作的上半部分，不到中午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必须马上把建材送到需要的地方，这辆大货车，这个贵州司机，因此带了我们去上海的任何角落——电视上见过的塔，一些老楼房，一些新的博物馆，也去了江苏，一些我记不住的地名。这样也不错，那么大的上海，我现在哪里都逛过了。如果仅凭自己，恐怕一步也迈不出去，毕竟一个字都不认识，也没有身份证。不识汉字的另一个麻烦是，我们一开始的几个月都不知道，那几个四川人每次都能提前挑走有电梯的订单，留下的订单都得爬楼梯。货物不会因为是步梯楼而变轻，工价也不会因为要爬楼而上涨。

上下货的工作倒不陌生。我以前去过中缅边境口岸，我家到那里开车就半天时间。在那里，我帮中缅两国的货车交换货物——无数的矿石、木材、煤炭、西瓜、香蕉、洋葱、土豆…… 什么都搬过。那时候民盟刚上台执政，一路没有战乱，边贸兴旺，工钱从30元/一天涨到60元/一天。我现在还会想起那些工友，若开人，克伦人，克钦人，缅族人，德昂人……他们干完活，喜欢去章凤的交通夜市唱歌、喝啤酒。KTV包房是铁皮的（多像现在在上海住的宿舍），有克钦歌、德昂歌、傣歌、缅甸歌，80元买一箱啤酒，可以免费唱一个小时。不知道现在涨价没有。

雾正在慢慢散开，但还是望不见桥的另一端。水中的灰色泡沫染上一层金边，这是太阳升高了。我坐在驾驶舱的中间位置，胃绞痛，弓着身子会好一些。我也把音响打开，用音乐掩饰一下饥肠辘辘的声音。表哥坐在我右边，靠窗位置，正贴着窗玻璃睡觉。现在就算有炸弹落下也吵不醒他。自从来到上海，我们就没有睡够过，也总是错过公司五点钟的早餐。

我们的宿舍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板房，我和表哥，还有一起来上海的四个德昂人住在里面。宿舍房间像集装箱一样，铁皮，没窗户，看不到外面光景。主管总是凌晨四五点来敲门，说又迟到了，赶紧去跟车。我们打开门一看，上海的天亮得这么早！这大概就是倒时差吧。如果还在洋人街的话，早上7点天还暗，人在各种各样的鸟叫中醒来。我现在想念那样的声音。

上海这家公司是包吃住的。但我们连续几个月每天只能吃到一顿晚饭。可能是早上没吃饭的缘故，别人半天送完的货，我们要花一整天，而午饭时间也总是在路上，最后只能赶上公司的晚饭。这个时差，我们怎么也倒不过来，我觉得是因为上海的飞机实在太多。宿舍像个密封盒子，却不隔音，不断有飞机轰鸣而过，仿佛在我脑袋里发动了马达。我还能做什么？在缅甸生活多么快乐，对吧？那都是些什么人，三更半夜还在天空中？他们要去哪里呢……马达不停转动，让我喘不过气。真就像表哥说的那样，上海的飞机比鸟还多。[1]

雾散了，风力发电站也不见了。我也蛮想坐驾驶座，那边可以看见太阳贴住海平面的样子。但我是缅甸人，还没护照，所以不可能有驾照。半年前，一个云南男人和他的缅甸妻子在交通夜市招工，女人把云南话翻译成缅甸话，说可以带缅甸工人去上海，那里的工资将多出好多倍，没证件也不用担心。想到家里的弟弟妹妹，父母的债务，我和表哥都想去试试。我还不到十八岁，什么都想去看看，去体验，去做。

于是云南男人开车来接我们，同行的还有四个从掸邦来的德昂人，只有我和表哥是克钦人。小车一路夜行，在昆明火车站下车，云南男人让我们等在火车站广场的大水牛塑像下面，自己拿着几张中国身份证去买票。[2] 我们几个乖乖靠着大水牛，生怕走丢。

到了车上我们才知道，这些车票都是无座的，得一路站去上海。只有表哥懂一点中国话，所以云南男人把六张身份证和火车票都交给他，自己去了卧铺车厢，直到上海站才又出现。我们没有一个人长得像这几张身份证的原主人，害怕被识破。中途有穿制服的人来检查，表哥能强装自信，一边把证和票递上去，一边扭头假装和我们讲话。现在想起这个场景觉得好笑，不敢相信我们居然办到了。

从昆明到上海，前面十个小时，我们满车厢寻空位，这里坐坐，那里站站。后二十多个小时，车上人越来越多，满车厢都是寻空位的人，有的蜷在过道，有的睡在椅子下面。表哥找到一个厕所，我们就挤在里面抱着脑袋瞌睡，虽然有点臭，但是终于没有人来打扰。我们都没想到那个一直很殷切的云南男人会在这三十多个小时里抛弃我们。

在火车上，为了打发时间，我还算过要途径多少个城市，到最后我完全分不清哪些地方是城市，哪些地方是乡村。我觉得自己有的是耐心，这种耐心可能是老家的漫长雨季给我培育出来的。现在，在这座30多公里的跨海大桥上，从刚才开始，我就在计算贵州司机从桥头到桥尾会抽掉多少支烟。[3] 我不会抽烟，但可以帮司机点火。那天我们要搬一堆大理石上六楼，我饿得躺在地上，是这个司机不知去哪里买来了泡面。

也许我迟早也会开始抽烟的，这里的人见面都喜欢塞烟。不这样我又能怎样呢？在我们成长的教会里，人们觉得喝酒抽烟都是在堕落，使用4号的话，更是撒旦，但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个撒旦。我从小没落下一次礼拜，现在没有教堂可以去，也已经开始喝酒，我都不好意思再去教堂了，或许我远离了那恩惠？我不知道。

我们在夏夜走出那闷热的铁皮盒子，在工厂周边的绿道一边弹吉他、唱歌，一边喝酒，住在附近的当地人也在那里散步、遛狗。这种快乐真的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上海。一开始，我一整晚也喝不掉一瓶啤酒，到现在，我们带两箱啤酒都不够喝。难怪老家的人经常说，“去中国的时候还是好人，回缅甸的时候就抽烟喝酒样样都会了。”所以我不是“好人”了吗？

眼前已经出现那个海港，在雾里面，像巨兽，托着五颜六色的集装箱。

▍2020年1月 A城[4]

在这里还能闻到一点煤烟味。我站在教堂暗处角落，听里面的老人们进行星期三的晚祷聚会。他们唱的赞美诗，旋律熟悉，是一种听不懂的语言，也能听出不是普通话。

在中国五年，我没想过学普通话，主要是我根本就很少说话。我原本念书很不错，老师们一直资助我。但是读到十年级的时候，考虑到母亲一个人养活我们这么多孩子，家里债务繁重，我还是早早辍学了。从那以后五个姊妹的学费都是我出。我先是去抓金子[5]，那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也有从中国来的，办了缅甸身份证就不走了，他们说的也不是普通话，每天最喜欢去打野猪和野鸡。后来一枚飞来的碎石差点打到我的眼睛，我就换去帕敢找玉石。后来表哥叫我一起来中国，说工资高，而且比较安全。我是什么时候来的呢？这要翻我上一个笔记本了。我当时写过，“xx年xx月xx日，抵达陇川。”以前我写得比现在多，写日记可以鼓励我，也可以记下我们打工的趣事。那时我的手指还完善，拿笔没有问题。

一开始我们在国门上下货。为了扛起债务，我每个月给自己留200块，充话费，或者生活开销，其余工资全部寄回家。所以，其他工友去吃宵夜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刷手机，反复听一些歌曲。我爱看书，尤其想看讲怎么做生意的。但这次只带了一本在瑞丽买的小册子，一本外国小书的缅文译本，《怎样自助走出低谷》。开本很小，缅英对照，我主要拿来学英文。但始终没翻完过。书的第一节写着“当你需要放松的时候，可以在浴缸准备泡泡浴，点上香薰……”第二节写着“你可以尝试一下森林浴，拥抱大树……”

那股煤烟味让我有些恍惚，这还是头一回。我想起小时候，村民们在伊洛瓦底江边烧垃圾，和伙伴们在晚霞一般的浓烟里追逐打闹。也想到在老家的淘金场，下雨停工，老板用水烟筒点着染黑的芭蕉丝。[6] 在那种地方，什么都能买得到，但我什么都舍不得买，连一瓶干净水也没买过。而有金子的地方，水都浑浊得像咖啡一样。

煤烟味是从砖厂里来的，那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老板说这是“回南天”，是季节性的。烧砖头要用煤炭，用木材，什么便宜烧什么。那股烟会融在潮湿闷热的空气里面。教堂和砖厂之间有一条缝，长期没人走，全是落叶和垃圾。我两分钟以前从宿舍阳台跳了出来，翻进教堂的墙。这里我算熟悉，圣诞节来过，信徒很少，都是老人，倒是牧师最年轻。 和老家的教堂比起来，这里冷清许多，讲台搭着一块红色天鹅绒，再无其它装饰。让我想起过去姐姐和母亲总是在教堂里忙活，为每一次礼拜装饰玫瑰花和芭蕉叶。

表哥他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吗？我想象不出接下来的事。听见警察进砖厂的时候，我们正在一个缅族大哥的房间里炸鹰嘴豆。其他人都喝醉了，来不及作出反应。只有我一个人翻出阳台，我还顺手拔掉了电锅插头，以免人被带走以后油锅还继续烧。但是我忘了带手机，即使带了，我也不知道要联系谁。

他们应该看见我了吧？听完赞美诗，我从教堂门廊转移到停车场（同时也是一个篮球场），那里空荡荡的，停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我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里返潮严重，玻璃窗上的水汽立刻汇出几颗珠子滑下来。我感到一阵比任何时候都真挚的情感，有那么一会儿，时间仿佛停止了，我忘了正在发生什么，以及自己在何处，我成为自己故事的旁观者。我有点享受这样的时刻。也是这个时刻，两个黑影从大门进来，经过，走远，没有发现我。是“回南天”的水汽帮助了我吗？我想起缅族大哥小心保存的边境通行证，那证件早就过期了，也根本不能在A城用，总之是废纸一般，但他爱惜如命，把它们和自己的胃药一起装在防潮的塑料盒里，抵御这“回南天”。他说哪一天要是被抓了，这个东西至少能证明自己不是偷渡来的，说不定少关些时间。

躲躲藏藏的事已经上演过无数次。最初是从上海逃出来。那时候为了3600块的月薪，我和表哥每天凌晨一起跨海，再四处送货，常常忙到半夜，没有休息日。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能拿到的最好工资了，毕竟同时期的云南边境，遍地缅工，工价被压到30到50块一天。直到有一天，那个卷发经理要求加班，无意间说出给我们每个人的月薪超过1万块，我们才知道云南工头一直在从中获利。为了要回工资，我们跟云南工头吵了起来，结果是将自己推入恐惧中——所有人都知道了我们的缅甸身份。表哥决定带我离开上海。他说，永远不用担心没有中介，只要给够钱，中国人什么钱都敢赚。他很快就联系上一位。

用中国身份证坐火车已经行不通了，中介说所有的检票口都开始要求刷脸。于是我们在一个凌晨坐上大巴车，从上海到A城——据说中国工厂最多的地方，那里需要更多工人，一个月可以有五六千的工资。因为怕老板报警，我们谁也没说，也放弃了作为押金的首月工资。也因为把钱都汇回家了，我一路上到处打电话，借钱来交这个路费，要5000块一个人。

后来在A城，不需要像在上海那样到处逛，相反，最好就是一直杵在原地，只动手就行。中介给了我们每人一张中国身份证，面目模糊，是假证，只够用来办工厂门禁卡，骗不过警察。A城的宿舍比上海好太多，至少每个人有床位了。但是我们没有一样工作能做超过一个月。做耳机，做袜子，每次快到发薪日，就有警察来厂里搜人。我们就这样一直逃，工厂换了一家又一家，没挣到一分钱。后来进了一个厂，里面全是压制钢材的机器，我还不熟悉操作，很快就被机器碾碎一截手指。老板带我去了医院，用他的名字登记，给我出了医药费。然后我就只能天天养伤，账还没还完，心里焦急。

还不上钱着急，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来了这个砖厂。有时候我们也会想，或许老板们也同样害怕我们被抓，或许当时该去要那笔押金。然后想起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老板，能直接对上话的，从来只有中介。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躲进教堂里。这里居然也有教堂！我们都搞不懂A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和上海很不一样，仿佛只有无止境的厂房、上满铁栏的公寓楼、爬满青苔的庙宇、修修补补的公路、扎堆的夜市，还到处都是打工人。大家的生活非常简单，无非是下班后逛夜市、吃烧烤。也不是谁都有空有钱这么做。我起初去夜市逛过几次，有一家卖牛肉汤，口感软烂，和故乡的口味很像。在那些五颜六色的摊位之间，我听见过几个女孩在说缅语，缓过神来想去问她们是哪里人，又已经被挤进人潮里。其实A城又岂止有我们缅甸工人，之前去办工牌的时候，我们还遇到过一个越南人，他在这里已经打了十几年工。

老人们结束了祷告，缓缓散出来。隔着“回南天”的水汽，我看见牧师和所有人道别，然后走向这辆电动三轮车，牧师打开车门，应该是看见我坐在车里的，但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表示惊讶，不缓不急地把车开了出去。

▍2024年4月 B城

木材厂的工头是广东人，年纪很小，但比每个人都壮，有一只肥大的肚子。其他人是若开人，应该都是同乡，是今年办七天入境卡来的。他们那种证件理论上只能呆七天，但现在他们已经呆了三个月了。我从来没去过若开邦，最远只在克钦邦，都是挖矿的地带。工头发了今天的工钱，并且买来了啤酒、烤鱼、花生，他说今晚要办送别会。大家都聚拢了来，头发上、肩膀上、裤腿上，还铺着一层白绒，是白天干活时飞扬的木屑。

送别会是给我们办的。整个城市都在泼水节的氛围里，听说有玉石老板邀请了缅甸明星来庆祝。但是在缅甸人的抖音里、朋友圈里，都是哭哭啼啼的视频。有女人拿着过期的证件，望着车窗外一边哭一边说怎么办；也有中国老板拍缅甸工人给他们行跪礼，流眼泪说舍不得。谁看了这些视频不心碎呢？但还是不断有人被送回缅甸，都在说，已经没有办法了，如果躲起来，被抓住后就会被禁止入境多少多少年。缅甸明星的演出，不少人买了预售票，很贵，现在没几个人敢去看了。

我们今天早上才从派出所回来。昨天晚上，起先是五六个民警突然来宿舍查证件。几个中国工人被叫了出去，剩下缅甸人。前一刻我们还在一起吃西瓜喝啤酒，下一刻就被分为了两拨人。民警们工作很认真，他们去了每一个房间，厕所都打开来看，以免漏掉了谁。看起来年纪最大的那个民警，慢条斯理地说：“不用跑，不用担心。你们国家现在要求你们办新证件，我们只是送你们回去办证件。请配合我们的工作。办好了，非常欢迎你们再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能想象到在他面前的我们，一群惊恐的，僵住的脸。登记结束，那个民警又说，要带我们回去拍照，录指纹，弄完就放我们回来。所以我们什么都没带就跟着去了，或许是排队的人太多，大家一整晚都睡在地板上，日光灯惨白，地板惨白。早上放我们出来的那个民警说：“回去收拾一下，后天送你们去口岸。不要跑，跑不掉的。你们回去办完证就可以回来了。”

大概半个月以前，缅甸军方通知说，每个人必须进行生物信息采集、办理电子身份证，叫做UID，又叫Smart Card。以后办理任何边境通行证、7天临时入境卡、护照都要以这个UID为前提。尽管如此，没人真的想回去。即使是木姐、南坎户籍，也还在排长队办新证，听说队伍一直排到城外，一路都是就地睡觉的人。而户籍不在木姐、南坎的人，绝对不想回去。缅甸军队今年开始加强征兵力度，边境通行证被严格限制于木姐、南坎本地户籍，就算外地人真能花高价办个7天临时卡，女的要满27岁，男的也要满35岁。而护照，不仅是穷人不敢企及的天价，在很多地方也根本办不到。说到底，我们厂里这些人，一旦被送回去，没一个有条件再进来。

年纪最小的若开小伙儿，才16岁，现在他把音响推过来，用手机放一些老气横秋的歌，连上话筒唱起来，摇头晃脑。他每天干活的时候都在身边摆着蓝牙音响，音乐能盖过机器声。这种音响像一个小柜子，可以连手机，唱卡拉OK。我敢肯定每个工厂都至少有一个这样的音响。夜市上缅甸烧烤摊也有，那边的工人下班后会边吃烧烤边唱歌。

腊戌来的那个人，每天穿白衬衫干活儿，已经喝醉了，拿着手机要给广东工头看照片，上面全是断手断脚，血肉模糊。他嚷着：“我们回去就是这样了，全都会变成这样。”

另一个若开男人，三十岁出头吧，听说以前在若开邦的水电局做过工程师，可能他觉得拿这些照片说事过于夸张，所以推开腊戌男人的手机，试图通过懂缅语的工头向广东工头说着什么：“大哥，你帮我好好跟老板说一下吧…”音响太大声了，任他们怎么喊，什么也听不清。前工程师索性用翻译软件文字给工头看：“如果我们能躲起来，过了这段时间还可以回来这里上班吗？”工头打汉字回复：“ 我们也希望你们能继续在这里上班，但是我们说了不算。”说完大家继续喝酒，语言不通，又吵吵闹闹的。广东工头连上蓝牙音响，摸索半天，唱了半首歌。

“再度重相逢！”缅语工头听到这个歌词，就用缅语喊着：“这个歌意思是我们大家还要再见呢。”也没人听得清他的翻译，他自己本来也醉醺醺的，拍了一圈视频，画面糊成一片，还发朋友圈说“有缘再见”。

前工程师还在说，他想把音响关小声，不过已经没人听他说。表哥喝醉了就开始重复讲上海的飞机、桥梁和食物，还有一位从仰光来的大哥，也开始重复每天喝醉时讲的话。他讲他的儿子本该2021年上大学，但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的年轻人都断了希望，现在他去了新加坡做建筑工。这事儿我们耳朵都听出茧了。

欢送会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天还要上班。自从要遣返缅甸工人的消息传出来，老板就决定每天给我们日结工资。这合我们心意，大家都想着能干一天是一天，不知道哪一天就被送出去了。现在能进来的缅工特别少，所以我们反而能和老板协商，而且现在我们可以拿到150块/一天，工资和这里的中国工人差不多。

我知道他们都不想回去。那几个若开人，他们的妻子，那个腊戌人，还有那对在云南十几年的夫妇……如果他们能躲过这段时间，也许能留下来。尽管这次搜索非常彻底，每个厂和每个出租屋都接到了通知，没人敢留他们。而如果我想跑，想躲，可以是现在，趁后天还没到来。

在过去那些躲藏的时刻，我从未想过卸下重负，我可以很容易把自己变成旁观者，哪怕只能是片刻。就像当初看着那截手指，被碾得粉碎，我分明觉得那是一团与我无关的东西。因此在无数次的躲藏中，恐惧不能完全渗透我，它只是构成了我的一部分，我的肢体，我的脑神经。

但现在我不想跑了。我并没有要完全放弃这条路，只是觉得像这样下去，一切不会有尽头。我已经不再害怕遣返了。如果他们要遣返，可以好好通知我们，不用像抓犯人一样。我愿意配合，我不会跑。我想回去陪母亲，我还想做生意。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所做过的事，都是神对我的训练。祂给我知识和力量，没有祂，我什么都做不成。缅甸现在局势不好，以前在淘金场遇到的中国人喜欢说，越战乱越有机遇。但我知道，对缅甸本地人来说，机遇尤其是给那些做过军官的人的。

以前我还会怕，回去了会被抓去当兵。不是因为怕上战场，是我还没还完债。好多年前我还在边境上班的时候，去缅甸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结果被抓了一次。那时候过境很轻松，没有现在这些围栏，骑摩托车十分钟就到了。结果我没被中国人抓到，而是被我们民族的兵抓到了。他们问我家里是否有人当兵，我没有，于是被扣下了。他们态度还蛮友好，还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做军官的。做军官，也许吧，但我的债还没还完，弟弟妹妹还没毕业，我还要回到中国继续打工。可当时怎样求情也没有用，老板拿着钱来赎都不行，直到二妹从老家赶来把我换出来。那时候战争没现在这么多，这种替换还是可以的。

政变之后就不可能了，新的战场比以往都剧烈，到处都是残垣，都是流离失所的人。老家从去年开始就是主战场，我只能在手机上看见它被一方拿下，然后又被另一方攻下，如此循环许多回，难辨真假。在这家厂里的两年，我还完了从上海、A城回来时借的钱，弟弟妹妹也已经毕业了，他们带着母亲住在安全的城市。所以，如果现在要把我送回去，我接受。如果回去了要上战场，我也接受。毕竟现在我没什么好担忧的了。这个感受强烈、迫切，就好像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时刻。

但他们必须让我先见母亲一面。发生在表哥身上的事，让我失眠了好长时间。2020年他回了缅甸，给一些中国老板当翻译，今年又来中国打工，结果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甚至不敢回去参加葬礼，怕回去了办不到证再过来。自从去年打仗，老家信号早就断了，我们都没法联系家人，只能等家人有信号时联系我们。

而我自己，从一开始来中国，到现在都没回去过。这才是我此刻最害怕的事。

[1] 推测他们的宿舍可能在浦东机场附近。

[2] 他们不知道几年前这座塑像下面发生过的事，也不会知道几年之后，这座塑像就被移走了。

[3] 我们推测是东海大桥

[4] Ta这里写的是一座位于广东省的城市，我们在翻译时采用“A城”匿去具体地点。同理，后面的“B城”是一座在云南边境的城市。

[5] 应该是笔误，ta可能想写“挖”。但我们翻译时还是保留了“抓”这个词。

[6] 用鸦片膏包裹的芭蕉丝，金矿场常见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