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竟然不知道他们为（如）何被中国收买

台湾在月前惊传多起共谍案，这次出事的不只是军方，包括执政党、国安系统都传出有党工、机要人员涉案的消息，如民进党前民主学院副主任邱世元、总统府咨议吴尚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前机要秘书何仁杰、前立法院长游锡堃助理盛础纓等人都被检调逮捕，引起公众的震惊，“他们为什么被中国收买？”、“他们怎么会成为共谍？”这些是台湾公众始终没有得到答案的疑问，事实上过去所发生的共谍案也是如此。

尽管发生这么多共谍案，公众依然不甚了了

回顾过去的一系列共谍案，例如 1999年出卖“少康项目”的军情局李志豪案、2000年海军上士刘岳龙和父母一同出卖机密的家族犯罪、2010年军情局上校罗奇正共谍案、2011年陆军少将罗贤哲共谍案、2018年退役上校刘圣恕吸收空军孙纬中校与刘芸雅少校夫妻等现役军人出卖机密、2022年陆军上校向德恩穿着军服拍摄宣誓效忠中共的影片，并签署” 投降承诺书“等重大案件，每起案件在案发后都引起公众譁然，但是在新闻热度过后，这些案件就乏人问津。

尽管从过去迄今发生如此之多的共谍案，但是台湾公众对于共谍的面貌依然模糊，比如说，这些被中国收买的共谍，是什么样的原因、心态让他们选择了这条路？ 而他们任职的单位为什么未能及时查觉内部出现共谍？ 这些疑问除了若干媒体有稍为深入的报道之外，主流媒体对此既无意愿也无兴趣探究，国安系统、军方、情报界始终对此讳莫如深，而这些案件所反映出的保防体制、军队环境及意识形态等问题，更是没有任何讨论。

反观其他国家舆论如何面对间谍案

反观欧美、日本等国家的舆论，面对间谍案的态度，并没有像台湾那样讳莫如深，回避进一步的探究，反而积极的报道案件人物的背景、动机以及所反映出的制度问题。

以美国来说，重大间谍案如华克家族、艾姆斯、汉森等案，美国新闻工作者、调查报道作家都积极的报道、甚至写成出书，皮特·厄利（Pete Earley）的《间谍家族》（Family of Spies： Inside the John Walker Spy Ring）、彼得. 马亚斯（Peter Maas）描写艾姆斯案内幕的《谍变》（Killer Spy）、劳伦斯·席勒（Lawrence Schiller）描写汉森案的《镜中谍》（Into The Mirror： The Life Of Master Spy Robert P. Hanssen）都是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而且不乏被改编为影剧作品，如2007年以汉森案改编的《双面特勤》（Breach）。

至于英国，著名的“剑桥五人组”（Cambridge Five）、“波特兰间谍网”（Portland spy ring）及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等着名案件，不但是BBC等主流媒体一再的回顾案件始末、针对当事人、案件的深度剖析的著作、影剧作品更是汗牛充栋。

即使是面对间谍案件报道较为保守的日本舆论，也不乏对相关案件的深入调查报道，如1954年苏联驻日外交官（实际为KGB情报官员）拉斯托波罗夫向美国投诚揭露苏联在日本间谍网络的《详说“ラストボロフ事件”》、TBS资深记者竹内明以2000年海上自卫队三佐被俄国驻日武官吸收出卖情报事件为主轴的《 ドキュメント秘匿捜査・警視庁公安部外事1課スパイハンターの344日》就是其中几个例子。

这些国家的舆论，并未因为这些案件的敏感性而缩手，依然在遵循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让公众知晓这些案件的始末，以及背后的体制问题，跟台湾舆论面对共谍案的回避态度，形成强烈对比。

是什么原因让台湾媒体自我限缩

要追究台湾舆论为何回避深入报道共谍案，台湾媒体的怠堕难辞其咎，笔者过去曾在《情报界需要更多的媒体监督》指出台湾媒体在处理相关议题的态度始终保守，特别是近年来更是如此。 再者，台湾媒体的日益浅碟化，无法对共谍案这样的严肃议题持续深入耕耘，也是重要原因。

相较于前述国家媒体在面对本国间谍案的追根究底，相关书籍、纪录片、影剧不断问世，台湾媒体的怠堕、自我限缩让人汗颜，实在令人难以想像，今年被“无国界记者组织”列为“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第二十四名、亚洲第一的台湾媒体竟然是这种态度处理本国的间谍案。

不过，台湾媒体的自我限缩除了自身因素之外，《国家情报工作法》等法令的束缚，再加上公部门，特别是情报界、军方避讳深入讨论相关话题也是主要原因。 情报界、军方等相关单位在面对共谍案，尤其是自身人员涉及相关案件时，“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让前述单位避讳讨论相关案情，更不乐见媒体主动报道。

前述因素的影响，造成台湾媒体无法深入探讨共谍案。

随着国安系统加强对共谍渗透的防制之际，吾人不禁要问，还要让公众对于过往的共谍案继续保持一知半解的状态吗？

让公众有知的权利

由于前述因素使得台湾公众对前述共谍案所反映国安问题的隔阂和不了解，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下列数点作为抛砖引玉：

一、媒体界有心者应积极耕耘相关议题，比照前述国家同业处理相关议题的作法，透过深度报道、著书、新闻纪录片等方式，探究过往共谍案的始末以及背后衍生的体制问题。

二、情报界、军方在内的公部门不应该再避讳深入讨论相关话题，甚至可以主动和媒体合作，以过往的共谍案为鉴，为内部人员及公众作有效的保防教育，并且从相关报道、讨论中找到过往未能发现的保防盲点。 同样的作法也适用在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朝野政党在面对共谍案的态度上。

三、公众应该督促台湾媒体及执政者，改变台湾媒体及执政者面对相关议题的态度，正视公众有知的权利。

结语

在面对共谍案层出不穷的今日，台湾需要的不只是加强国安体制、修法严惩，还需要让公众在维护机敏资讯的前提之下，了解共谍案的始末以及背后的体制问题，唯有公众清晰的了解共谍的面貌，才能真正的落实全民保防教育和争取公众对反情报作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