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消失在翻译之中”

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筹划他极机密的首次访问中国任务时，曾经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应该选择“在巴基斯坦与中方代表会面，由巴基斯坦人负责会议的录音，还是干脆在中国由中国人录音?”他稍微思考了一下，便决定由中方负责所有录音、翻译与誊稿的工作。 这项决定反而意外造就了一个机缘，历史学家如今得以掌握数千页记录季辛吉博士与中方谈判内容的逐字稿。 吊诡的是，在幕后整理这些会谈纪录的中方速记员，缮打英文逐字稿的速度，竟然比他们将英文翻译成中文，并打出中文稿还快。 陪同季辛吉的中方口译员一边做笔记，一边将中方官员的发言翻译成英文(季辛吉自己当然是说英语)，而他们的英文打字机输出译文的速度，远远超过微软公司(Microsoft)尚未诞生之前的中文“字盘”产出的中文文本。 美方的口译人员根本无需参与谈判。

事实上，尼克松与季辛吉不信任国务院的口译人员，认为他们对外交官同僚圈的忠诚度，远甚于服从白宫的指令。 基于相同的理由，他们反而对中方保密的能力充满信心。 在尼克松总统与季辛吉博士多次会晤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及其高层幕僚时，季辛吉曾一再强调：“我们不会使用我方的口译员，而是有劳贵方的口译员。 我们会对媒体说，我们的何志立(John Holdridge)先生在场，是为了核对贵方的翻译是否正确。”当季辛吉说出这番话时，一位中方口译员可能忍不住挑了挑眉。 这位哈佛大学教授随即改口：“我向贵方的口译员致歉。”他还向周恩来保证，说何志立会“核对”中方口译员的翻译，“当然，只是一种障眼法”，“目的只是让我们自己的人不要说我们任凭你们摆布”，季辛吉叹了一口气，承认“我们确实就是如此。”

尼克松与季辛吉拒绝让任何美国口译人员，参与他们和中国领导者的秘密会谈。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期间，随行的国务院口译员傅立民(Charles W.” Chas“Freeman)坦言，他的总统口译任务仅限于为第一夫人在晚宴上的闲聊翻译。 总统曾请他翻译在宴会上的致词，但由于致词中引述“一些毛主席的诗词，要是由我来翻译，恐怕会惨不忍睹。 所以，我做为中译口译员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婉拒翻译总统讲话。”虽然傅立民号称是此次访问的“首席美方口译员”，他却从未替尼克松或季辛吉翻译过一句话。

排除国务院口译人员参与会谈的决定，确保了尼克松式的保密原则—对国务院保密! 可是，对于他的中国朋友，季辛吉却毫无保留。 正好相反。 在与中方领袖长达数百小时的会谈中，季辛吉甚至鼓励中方安全部门监听他与国务院持怀疑态度的外交官之间的通话。

举例来说，在杭州与尼克松代表团中的国务院随员就《上海公报》中涉及台湾的措辞展开一场激烈争辩后，季辛吉不得不向中方求援。 他恳求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我希望你们有在监听我的电话，因为这样你们就会知道我面临何种处境。”其实，他根本无需担心。 中国间谍机关透过窃听电话、安装隐藏式麦克风和其他手段，早已全盘掌握美方代表团在中国的一切对话。

外交处理漏洞百出漠视台湾议题

二○○六年，美国国务院解密了这些对话纪录的数千页档案，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一份季辛吉博士与中方首脑会谈的“完整”纪录。 我不知道有多少历史学家曾经真正耙梳过这些冗长的会谈纪录，更遑论能够理解当时的历史脉络。 我猜想，若非亲身经历，恐怕难以洞悉个中奥义。 然而，在我遍览大部分文件后，我对季辛吉在对中外交上的处理方式，只觉得漏洞百出、毫无章法，他对台湾议题更是漠视，甚至鄙夷。 从他1971年7月9日首次会晤周恩来时开始，没有安排美方口译员就已经构成不利的沟通障碍。

图为周恩来总理(左)与季辛吉博士(右)。 (法新社文件照)

不得不说，周恩来试探季辛吉对美国在台湾法律地位上的立场，其手法之细腻，实在令人叹服。 在为季辛吉及其两名随员递上中国最顶级的“熊猫牌”香烟后，周总理提及毛主席在前一年的一月接受美国记者史诺(Edgar Snow)访问一事。

季辛吉欣然回答，他确实读过那篇专访。 可是，周恩来关心的不是这个。 他真正想知道的是，季辛吉和美国是否深入研究过台湾议题，是否注意到毛泽东早在1936年7月16日接受斯诺访问时，就曾经做出一段重要的表述，即同为日本殖民地的《福尔摩沙》(台湾)，与朝鲜一样皆应独立。 这段话载于史诺的第一本著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记》)第九十六页，后来广为流传，甚至成为毛主席一言九鼎的权威宣示。

当季辛吉一行人表现出不知道斯诺著作与台湾有何关连时，周恩来便先声夺人，试图纠正错误。 周总理坚称，不论毛主席是否曾经在“一九三六年他(斯诺)离开中国的时候”说过那些话，斯诺都不是可靠的信息来源。 他进一步对一头雾水的季辛吉强调：“当然，他的著作并不全然准确，因为那些内容是以对话形式写成的。”他还说：“有些地方不太准确，个别处甚至是错的。”

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翻译错误”。 史诺当年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草稿，是一九三六年在延安由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严格审查、编辑之后，才获准在美国出版，史诺也才能离开中国。 甚至在斯诺返回纽约后，他还收到来自中方的修改建议。

当这位中国总理确认，在座的这些贵宾对台湾历史一无所知(而一位受过训练的专业口译员应该就会熟悉这些内容)后，他便开始向季辛吉滔滔不绝地大谈台湾的法律地位，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九七一年十月，也就是加州州长里根(Ronald Reagan)访问台湾参加十月十日双十国庆仅两周后，季辛吉再度访问北京。 周恩来再次以故作轻松的玩笑话迎接他，这次是以加州的天气做为开场白，季辛吉依然反应迟钝，没听出对方的弦外之音，中方据此判断，里根不会惹出什么问题。 在我2023年3月19日刊于《自由时报》的《星期专论：州长与委员长》一文中，曾经谈到里根的访台行程、他与季辛吉的决裂，以及他在1976年对时任总统福特竞选连任的挑战。 当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初选期间，里根曾经愤怒地表示：“我们要怎么帮一个说自己当选后会留任季辛吉的人辩护?”他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

在1976年10月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乔治亚州州长卡特(Jimmy Carter)向美国人民保证，他不会像福特那样，“我绝不容许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凌驾于维护台湾人民的自由与独立之上。”当卡特入主白宫，着手研究尼克松与福特时期的对中政策纪录时，《纽约时报》记者邰培德(Patrick Tyler)写道，卡特花了好几天翻阅季辛吉的谈话纪录。 他对“季辛吉的逢迎谄媚”感到震惊，私下对幕僚表示：“他根本就是在拍他们的马屁”; 季辛吉与中方领袖的私下谈话，让卡特“感到不齿”。 卡特也因此确立了新的对中路线，尤其是在台湾议题上。

卡特任命的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考克(Leonard Woodcock)，是我1977年至79年在中国任职时的上司。 他也通读了相关谈判纪录，同样深感厌恶。 他在1977年7月26日抵达北京就职后不久，便向联络处同仁表示：“你们可能以为我只是个外行，但我不是。”(伍考克其实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资深劳工谈判专家。 )他说：“我已经尽可能地阅读关于中国的一切资料，包括华沙会谈、巴黎会谈，以及国务卿季辛吉与中方的谈话纪录，我想说的是，”伍考克总结道：“我们绝不能再容许自己像亨利‧季辛吉对中国那样，在一个外国面前如此卑躬屈膝。”

季辛吉之后 中国政策不再一人拍板

我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底抵达北京，晚了伍考克大使几天，因此错过了他那场痛批季辛吉的演说。 不过，在我与他共事的两年期间，他确实对季辛吉评价极低，当时我以为那只是党派立场的意气之争。 如今回顾，才知道他当年的看法其来有自。 在季辛吉之后，中国政策不再是一人拍板的独角戏，不论是卡特还是里根，都无意履行季辛吉与已故中国领导者之间任何没有行诸于文的口头承诺。

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国的领导阶层、意识形态与战略方向，都已经彻底改变。 北京急于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而美国总统卡特的书面指示则是：“告诉伍考克与其他人，要坚持立场—不要急。 我们必须捍卫美国的利益和原则。”

对于季辛吉在台湾议题上的外交作秘密纪录，里根总统同样感到震惊。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许多回忆录相继问世，季辛吉一九七一年开启中国之门的壮举深植人心，却掩盖了他那场未经充分翻译把关的秘密外交对台湾所造成的长远伤害。

(作者谭慎格为美国退休外交官，曾分别在台北与北京的美国使馆任职，现任美国国际评估暨战略中心“未来亚洲计划”主任，也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顾问。 国际新闻中心陈泓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