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连发“过时”文件 折射高层权力转移

近日，中共党媒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三个文件，分别涉及“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和“民生”。其中两个文件标注时间为2024年8月和9月，一个为2025年3月。中共忽然公开曾被压制的“过时”文件，预示中共内部的路线斗争可能分出了胜负，并再次表明高层权力发生了转移。

涉及“改革”的文件隔年才发布

6月10日，新华社公布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该文件注明时间为2024年8月30日。

该文件应是在2024年7月的中共三中全会后制定的，以落实关于改革的决定。文件称，“再推出一批改革措施、落地一批创新试验、深化一批开放举措”，还称要“先行先试”，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在中共改革的初期，经常讲“简政放权”；这次会议虽然谈及了中央层面改革举措分工方案，但实际要求一切仍由中共党魁决定。

会议还称，要“合理安排改革举措的先后顺序、节奏时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改革举措并不急于一时，可以慢慢来，等于在给改革踩刹车。会议更多总结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改革业绩，暗示三中全会后仅需完善一下而已。但三中全会期间，党媒一篇吹嘘习近平是“改革家”的文章被下架。

上述深圳综合改革文件成文时间，恰恰在习近平主持改革委员会会议的第二天，与当时会议的调门相左，也没有及时发布。这表明，中共内部在三中全会前后确实发生了激烈的路线斗争。

这一文件被搁置了9个多月后，如今又忽然被公开，未见中央改革委员会开会讨论的报道，而是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直接就发布了。这似乎表明，中共的路线斗争告一段落，改革的声音重新占了上风，高层权力已发生变化。

文件把2024年的口号“中国式现代化”改回了原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件主要针对深圳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意见，似乎也具有象征意义。

文件出现哪些新提法？

最新的深圳改革文件称，“优化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作用的有效路径。探索新型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管理制度。”这与中共党魁强调的“举国体制”有很大不同。

文件也称，“支持外商按规定在深圳投资举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在引进海外人才及相关人事、科研、外事管理等方面赋予用人单位更大自主权……优化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机制”等。这也算是新提法。

其它比较具体的新提法还包括：在深圳设立特定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在香港上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同时可在深圳上市；深圳探索数据交易、可信流通、收益分配等机制；国际快递业务（代理）经营许可审批权限下放；香港涉税专业人士在深圳登记执业；境外期货从业人员等在深圳执业的考试机制；试行不动产立体化登记；简易执行案件快立快执等。

文件最后要求，有关方面要“赋予深圳相关管理权限……广东省要加大放权力度，支持深圳深化综合改革试点。深圳要切实担负起试点主体责任。”

这些提法都是近年来少见的，最关键的应是要求权力下放，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差别较大。习近平任组长的中央改革委员会似乎被靠边站了，三名副主任李强、王沪宁、蔡奇要么重新站队、重新表态，要么可能也被边缘化。

2024年7月15日，北京京西宾馆门口的保安人员阻止记者拍照。当天中共三中全会召开。(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国企改革的改与不改

5月26日，新华社还发布了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时间标注为2024年9月21日。这是第二个“过时”文件，被压了8个月才公开。

2024年8月29日，新华社曾发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访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该访谈文章称，国资国企改革的“政治原则”，是“加强党对国资国企改革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并要求“更好承担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最后才提及“更好适应市场竞争要求”。

中共在改革初期，就曾确认国企改革的重点是解决“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企业办社会”等诸多问题。这篇访谈文章没有涉及真正的改革举措，反而公然宣称走回头路。文章也称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但这是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过的，文章没有谈出任何新意。

最新发布的《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仍然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但也提出“明晰党委（党组）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的边界……探索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有效模式。”

只要中共政权继续存在，就不可能真正放开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无论谁是党魁，也不会真正改变；但新文件又貌似某些局部可以松动。

文件还提及“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党组织与企业管理层“沟通协商和恳谈”等。中共对民营企业仍要继续控制，但似乎也留了一点空间，称“鼓励家族企业创新管理模式”。

新文件似乎要对民营企业有所松绑，但字里行间又自相矛盾，显示这可能是中南海新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一系列难题的某种无奈之举。

第三个被延迟的文件

6月9日，新华社发布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时间注明为2025年3月2日。

3月2日中共两会尚未召开，这份文件就已经形成，但拖延了3个月才公布。

2月28日，中共政治局曾开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但没有按惯例明确2025年应该完成的“目标任务”，显示“党中央”瘫痪了。当时就有消息称中共元老实际在掌控权力。

政治局会议之后2天，3月2日，《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出炉，但没有及时发出，估计中共高层和退休高官们之间又发生了严重分歧。

新华社发布文件时称，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而不是“批准”；似乎暗示文件不是从现任政治局常委、委员中产生的，但他们最终不得不同意发布。6月10日，《人民日报》和中共军报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这一文件。

文件提出的一些较新说法包括：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的社会保险补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限额变化和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加强低收入人口和低保认定、核对；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婚姻登记等取消户籍地限制全国通办；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新增高等教育向中西部人口大省倾斜；高水平医院服务向基层、县级医院下沉；养老、托育、家政、助餐、助残服务进社区；中小型体育场馆等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加大保障房宿舍型、小户型青年公寓供给；取消限制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不合理规定等。

这些看似对老百姓有利的新政策，被拖延了3个月才发布，表明中共高层里有部分人不愿意这样做。但新的决策层又似乎坚持要以一个新的姿态示人，只是不知道这些政策是否真能落实。

三个有关改革、民生的“过时”文件忽然被密集发布，应是中共新决策层有意所为，并暗示了高层权力的转移。新的权力中枢俨然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