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夺嫡”事件 暴露了一个高风险信号

娃哈哈“夺嫡”事件，真正暴露的危机并不是娃哈哈本身，而是指出了一个更大的风险敞口：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面临的继承人危机，可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考验。

娃哈哈的财产传承之争，换在一年前，估计谁也没想到会走到如今的局面。

宗庆后、施幼珍、杜建英、宗馥莉、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以及宗泽后等人不断成为舆论焦点，现实商业世界中的嫡长女与继承人之战，正在变得比小说和电影都要精彩一万倍。就连狗血的短剧编剧，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在这场纷争中寻找灵感和思路。

在宗庆后去世之后，娃哈哈走到如今这样的难以收场的局面，令人唏嘘。只是相比吃瓜群众看热闹的心理，对于那些真正拥有规模以上企业的民营企业老板们来说，这起事件，恐怕将会成为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

虽说人死如灯灭，但恐怕哪个经历过创业维艰的企业家内心也都不希望，自己身后，会成为下一个宗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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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对于娃哈哈这起事件的个人结论：最后的赢家到底会是宗馥莉，还是杜建英乃至是宗泽后不好说，但最大的输家已经毫无疑问——在这起事件之后，恐怕娃哈哈要彻底退出中国消费品行业第一队列了。

虽然这家公司没有上市，但不用动脑子也知道，最高决策层的动荡会对业务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对于此刻的娃哈哈来说，企业的发展和增长，可能已经是最不重要的事情了。

站在宗馥莉的视角来看，在与农夫山泉钟睒睒的舆论战之后，这一次娃哈哈再一次复制了当初的民意汹汹的道路就已经可见，宗馥莉应当已经做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准备。

而站在杜建英和其他几个子女角度，从隐秘的美国精英阶层到被曝光于世人审视的目光之下，恐怕感受也算不上好。

从双方的怒气值和争议来看，双方更多已经是在斗气解恨而非理性的商业利益抉择。所以更直接点说，这场继承人之战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已经不会有赢家了。

而不管是宗老还是老宗，恐怕这都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复盘宗庆后在世之时，他其实已经在为企业传承做准备。

搜索过往的新闻资料就可以发现，宗庆后很早就开始了对女儿宗馥莉的“接班人培养计划”。2007年，宗庆后更是将旗下代加工企业宏胜饮料集团交予她独立执掌。宗庆后一生未退休，且在位时就有意扶持宗馥莉，使得其在企业平台、财务独立性、群众基础、家族关系等一些方面可以比较“轻松”地实现接班。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真正意义上处理好更复杂的关系。

一个有明确接班人的大企业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在创一代时可能利益就存在纠葛的大型家族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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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商业观察者，这几年来我能够日益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的家族企业接班问题开始成为一门商业“显学”。

这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对于自从上世纪80年代奋斗至今的84、92派的企业家们来说，这门课可能比AI、具身智能这样的前沿科学进展更复杂，更重要。

因为企业传承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从未有过——尽管我们有一些百年老字号，但一家企业实现百年以上的基业长青，在这片土地其实并未真正意义上发生过。

这也导致很多民营企业，甚至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2023年，杉杉集团创始人、浙商大佬郑永刚因病突然去世，生前未做任何财产安排。然而不出意外，豪门内斗的“狗血”剧情也随之上演。

郑永刚与前妻之子郑驹接替亡父成功当选为新的董事长的同时，引发了郑永刚的遗孀周婷的强烈不满。

在她看来，自己作为杉杉实控人郑永刚的现任配偶、3个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自己应该基于继承关系，成为杉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空缺的董事席位，也理应由自己来担任。随后周婷申请了财产保全。

而在持续一年多的争斗里，杉杉的市值和业务情况都直线下滑，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但比娃哈哈强一些的是，郑驹和周婷仍有共识，那就是杉杉不能倒下。然而，即便如此，今天的杉杉在离开创始人之后并未真正走出危机。

或许也正因为出现了越来越多杉杉这样的案例，使得“创一代”的企业家们开始变得无比重视企业的传承问题。

可由于此前并无先例可循，只能从西方寻找经验。家办、信托、保险等等不一而足，几乎成为国内企业家能够找到的必备工具。

但很少有人问，这些工具，真正适合中国的创一代们吗？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从俏江南张兰的家族信托被击穿，再到娃哈哈的宗庆后的信托安排争议，这些经典的失败案例都充分证明，这些所谓的工具，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帮助他们解决最核心的企业传承问题。

其实回过头看西方，那些百年传承的企业，最终还是走向了职业经理人制，创始人家族更多还是处于幕后。

可这对于那些筚路蓝缕一路走来、临了依然在意衣锦还乡、修建族谱、继昌继盛的中国企业家们来说，真的能够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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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我在采访中接触过的很多大型集团企业的私营老板们，传承都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话题。而另一方面，企业家二代们也早就不像王思聪当年所表现出来的纨绔不羁，而是变得越来越卷。

我认识一些企二代们，和他/她们接触，我所获得的最大感受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太不公平了，那些比你有钱的人，不但长得比你好看，而且工作比你勤奋，生活比你还自律。

很显然，其实不唯是创一代的老一辈企业家，哪怕是二代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接班的那一位“大展宏图”，而不是退居幕后让职业经理人接班。

这当然也不是坏事。在人类商业史上，也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

在欧美商业史上，家族企业的二代接班成功案例屡见不鲜。福特汽车公司的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是典型代表。

作为福特家族的第三代成员，亨利·福特二世在二战后接管公司时，福特公司面临严重的管理危机。他果断引入现代化管理体系，重组生产流程，并推动产品革新，使福特公司从濒临破产的困境中崛起，成为全球汽车工业的标杆。

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去世后，其子罗布森·沃尔顿接任董事会主席，主导了沃尔玛的全球化扩张，将业务扩展至中国、墨西哥等多个国家。家族成员吉姆·沃尔顿则长期参与公司战略决策，通过供应链优化和数字化转型，巩固了沃尔玛在美国乃至世界零售市场的领先地位。

这一类传承成功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些接班人通过创新与战略调整，不仅延续了家族事业，更推动企业走向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

但也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的，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着更多的特殊性，比如类似娃哈哈这样的面临国资占股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中国的数字化程度过快使得企业战略应对乏力等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这就意味着在企业传承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将会面临更多更大的挑战。

从这个角度来说，娃哈哈“夺嫡”事件，真正暴露的危机并不是娃哈哈本身，而是指出了一个更大的风险敞口：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面临的继承人危机，可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