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社保反映中共统治困境

8月1日，中国最高法院丢下一颗不大不小的炸弹──正式宣布，员工和雇主之间那种“不缴社保”的私下协议一律作废，9月1日起全面实施。 意思很简单：只要你是用人单位，就必须给员工交社保，否则就得补、得罚，还可能被员工要求赔钱走人。

乍一听，这是保护劳动者的好事，跟国际上很多国家的强制社保差不多。 但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反响却不怎么正面──有人抱怨这是“割最后一刀”，有人调侃“等来的不是全民双休，而是全民社保”。 为什么本应保障权益的制度，落到现实中却变成了许多人眼中的负担？ 答案要从中国的社保结构、高昂费率，以及当下的经济处境说起。

中国的“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再加上住房公积金──在全球范围内费率算是高的。 企业要交、员工要交，加起来占工资总额 35%甚至40%以上，这对大企业还能撑，但对小公司、夫妻店、初创团队，几乎就是生死线。 更扎心的是，高费率并不等于高回报：养老金计算公式决定了普通职工将来领到的金额有限。 公务员和事业编人员不仅缴费基数高、年限稳定，还有额外的职业年金保障。 浙江大学的研究估算，全国每月领超过1万元养老金的人有600到700万，其中六七成是公职人员。 普通人这边，可能交了一辈子，退休后每月拿到的还不够一线城市的房租。

如果把镜头拉近，看看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处境，你就能理解这次司法解释为什么惹反感：一个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工资可能每月7000到8000元。 交完社保和公积金，实发就少了1500到2000 元。 对他来说，这笔钱能付房租、能买生活必需品，是活生生的生活空间。 灵活就业的人更惨——比如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他们的收入不稳定，缴社保要自己承担全部费用，一个月几百甚至上千。 这时候，交不交社保已经不是“长远保障”的问题，而是“明天吃不吃得起饭”的问题。 再加上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信任度不高，很多年轻人担心等自己退休时制度已经撑不住，那现在缴的钱不就是白白被扣走？ 在这种心理下，强制性反而会被当成抢钱。

对企业来说，社保缴费是刚性成本，不能砍，不能拖。 当经济形势好时，企业可能咬牙交了，但现在订单下滑、利润被挤，这笔钱立刻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多中小企业主在网上抱怨：“全额交社保，就等于多养了一群人，但收入却在跌，还不如裁员”。 结果就是──用工（聘雇劳工）转向短期合同、非正式用工甚至地下用工市场，反而让正式岗位（职务）更少。 换句话说，司法解释的初衷是让更多人享受社保保障，但落到现实中，很可能导致正规岗位减少、灵活就业比例上升，社保基金反而收不上来。

在经济向上的时候收紧社保征收，社会反应可能不会太大，因为收入增长能抵消一部分负担。 但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面临几个麻烦：GDP增速放缓，就业市场低迷; 房地产行业衰退，居民财富缩水; 青年失业率升高，灵活就业成为常态; 民营企业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低。 在这种时候，全面堵住“不缴社保”的漏洞，就像对一个正在喘气的人再压一块石头。 政策制定者的考虑可能是“基金缺口太大，必须扩大覆盖面”，但社会感受到的却是“你不帮我过难关，还来搜刮我的口袋”。

一场关于中国社保的争论，不只是经济技术问题，更折射出中共统治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美联社）

总之，这场关于社保的争论，不只是经济技术问题，更折射出中共统治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高龄化与财政压力; 分配不公与社会情绪; 成长模式的转型困难。 这三点如果不解决，单靠司法解释去“硬推”社保，只会让反感情绪累积，并进一步侵蚀社会信任。 中共推这项政策，是为了维持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也是在守住它的社会稳定底线。 但问题在于，没有公平与弹性，没有信任与透明，这个底线可能守得越来越艰难。 强制可以让基金短期回血，但长期的稳定，需要的不只是法律的硬度，更是制度的公信力——而这，正是当下最稀缺的东西。

 

※作者王丹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 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 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 政治上的温和坚定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 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