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法复制东南亚“Z世代抗议”

最近一月，东南亚的印尼、尼泊尔和菲律宾都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 印尼的抗议是由国会议员的津贴引发，尼泊尔的抗议则因政府关闭外国社交媒体引爆，菲律宾的抗议起因是防洪工程的腐败。 虽然原因各异，但有四个同点，一是抗议的主体是年轻人，可以把三国的抗议广义上称“Z世代”抗议; 二是抗议的方式以社交媒体为动员核心、诉求集中于反腐败与制度公正; 三是抗议的程度也都比较激烈; 四是抗议取得了部分成效，前两者的抗议已被平息，印尼国会议员的津贴被取消，尼泊尔政府被推翻，菲律宾的抗议还处于进行当中。

这三国的抗议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讨论，尤其是尼泊尔的Z世代抗议，一度使得海外很多反共者产生遐想，从中似乎看到推翻中共的希望。 因为中国也存在和尼泊尔同样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如经济萎靡不振，生活成本上升，年轻人的高失业，腐败与裙带关系，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等，而这些问题构成了尼泊尔Z世代抗议的背景。 所以一些人也期待在中国能够上演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抗议。 恰好在印尼和尼泊尔发生抗议期间，中国出现了重庆大学的投影事件，投影的文字呼吁民众起来推翻习近平政权，似乎让部分不满习统治的人士增加了民众必将起来反对中共的信心。

愿望很好，然而，在评估中国出现抗议浪潮的可能性时，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的看法是，假使中国也出现像菲律宾这种关系民生的公共工程腐败案; 或者像尼泊尔政府那样突然封禁本土社交媒体，要在全国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很难。

不妨把中国的情况与尼泊尔作个对比，因为在这三国中，尼泊尔的Z世代抗议最适合中国做参考。 我们来比较一下两国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信息空间和国家能力的差异，这几个方面与抗议能否兴起关系密切。

尼泊尔的Z世代抗议，其直接导火索，是刚参加完中国九三阅兵仪式的前总理奥利突然宣布封禁包括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在内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触动了尼泊尔Z世代的敏感神经。 社交媒体在他们的生活中不仅是娱乐与交友的工具，更是沟通、组织和表达的公共广场。 当政府切断这一渠道时，愤怒很快转化为街头行动，并叠加了对腐败、裙带关系和失业困境的长期不满。 抗议升级为暴力冲突，最终迫使奥利辞职，议会解散，过渡政府上台并宣布提前选举。

尼泊尔的青年抗议之所以能够撼动政局，在于尼泊尔的政治结构本身提供了制度化出口——议会可以解散，政府可以辞职，新的选举可以重启，这些都是制度预留的“缓冲机制”。 可中国没有这些“缓冲机制”，假如中国政府也突然出台类似举措，虽然会导致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怒火爆发，可能出现个体或局部的抗议，但要出现大范围的群众运动，大概率不会，更别说全国性的抗议浪潮。 从而，也就谈不上中共在群体抗议中被推翻。

先看尼中两国的制度差异。 尼泊尔实行的是联邦议会制，合法性来源于多党竞争与选举，形式上已经是一个民主政体。 由于政党分裂严重，政府平均存续时间往往不到两年，民主常被批评为“低效”，但至少存在“倒阁—过渡—再选举”的制度路径。 当青年因制度失灵而走上街头时，他们心中有明确的目标，逼迫政府下台，要求提前选举，用选票兑现承诺。 正因如此，抗议能够倒逼体制让步。

尼泊尔Z世代抗议导火线，是前总理奥利突然宣布封禁多个社交媒体平台。 (取自X平台@thePiggsBoson)

相比之下，中国的一党领导体制并不提供类似的纠偏机制，中共合法性的来源是绩效与秩序，而不是周期性选举。 群众如果对现状不满，一些人会把矛头对准中共，要求中共下台，但作为抗议运动，很难设定通过制度来更替中共的目标。 原因在于过去的经验没有提供“抗议能带来成果“的合理预期。 风险与收益的不成比例，会导致大规模街头抗议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大大降低。

社会结构的差异同样关键。 尼泊尔社会相对松散，民众与传统精英阶层之间隔膜显著。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对老一代政客把持的裙带政治早已失望。 由于缺乏制度化参与渠道，他们主要依赖社交媒体形成低门槛、去中心化的动员网络。 平台一旦被封禁，愤怒就会迅速外溢到街头。

中国的社会结构则显著不同。 虽然年轻人和中共权力阶层同样隔膜，但家庭、单位和社区对个人形成强约束是尼泊尔无法比的，中国的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 青年同样面临就业压力和代际焦虑，但往往以“躺平”、“内卷”或“润学”来应对，而不是直接对抗体制。 再加上中国社会对大规模失序的零容忍和高强度的维稳能力，街头抗议的成本远高于尼泊尔。 因此，相似的不满在中国更可能转化为消极的社会退场，而不是公开的集体抗争。

白纸运动恰恰说明，大规模的社会抗议不太可能因中国政府的某个腐败事件或不当政策而发生。 (美联社)

在网络与信息空间，尼中两国的差别更为明显。 尼泊尔封禁的是外国社交平台，政府的决定容易被抗议者解读为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可在中国，言论自由一直受到压制，国外社交媒体早就被政府全部禁止，本土社交平台，其社交功能也早已被政府阉割，政府利用强大的算法，把反政府的言论牢牢控制，实际让它们处于半封禁状态。 中国人也早已习惯了这种状况。 假如中国政府也把几个有影响力的本土社交平台封禁，无疑会引发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不满，可这种不满程度估计远远到不了尼泊尔青年的程度，自然也就难形成尼国年轻人那样的反抗等级。 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很可能的是，有条件上外网的，转向VPN、Telegram等灰色社交工具，没条件上外网的，则通过传统的电话和短信来重建“朋友圈”。

最后，不能不提的还有，中国的国家能力要远高于尼泊尔。 在防范和应对大规模社会抗议的问题上，国家能力尤为关键。 尼泊尔作为一个贫困和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其国家能力有限，治安与舆论控制资源不足，使得抗议者拥有较长的街头“窗口期”，得以形成规模并倒逼政治让步。 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信息管控和治安体系的反应速度远高于尼泊尔，往往在萌芽阶段就能掐断社会的集体行动。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几乎没有条件形成类似尼泊尔那样能推翻政府的抗议浪潮。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封禁社交媒体，或出台某个灾难性的公共政策，类似东南亚三国“Z世代”抗议浪潮兴起的可能性很少，更可能的反应是表达的隐身化与转移：由公开社交平台转入小圈层与跨境平台; 由大规模街头抗议转化为重庆大学的投影式、符号化的象征性表达; 由政治对抗转化为个体的退场选择，如考编、润学或消极抵抗。 尽管如此，这些抗议依然显示了社会信任度的下降，会成为中国最显著的长期后果。

有人会说，你讲的不对吧，前几年中国不也出现了白纸运动吗，最后迫使政府放弃疫情清零。 不错，但白纸运动恰恰说明，大规模的社会抗议不太可能因政府的某个腐败事件或不当政策而发生。 原因在于，白纸运动是在中国民众忍受了长达三年的社交隔绝这种极端管控，忍无可忍之后才上街表示不满的。 事实上，体制内部对清零政策也强烈不满，社会对废除清零，恢复正常生活有着高度共识。 但类似封禁社交媒体的做法，虽然让民众的表达空间进一步受限，可毕竟能够找到替代办法，而行动自由亦未因此受限，至于公共工程腐败之类，民众对此的容忍度非常高。

那是不是说，中国民众就得永永远远忍受中共的统治? 当然不是。 中共最有可能的垮台时机——无论是它被推翻还是内部转型，大概率会在它内部的高层权力斗争激化到一个无法调和与收拾的地步，如果此时再叠加外部的危机，可能性就更大。 这种情况会在习近平之后发生，虽然无法预测它会有多久到来，但只要出现，中共就难逃被解体的下场。

※作者邓聿文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