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造假的警察登上央视，成为反诈英雄

2025年9月，距离中秋节还有不到两周，吴俊的家属再次向息县法院询问他的取保申请。

六年漫长的等待，全案其他所有被告人均已取保或刑满，唯有吴俊，依然被禁锢在高墙之内。法院给出的答复，和过去无数次一样，简洁而冰冷：

“还没阅完卷。”

六年的光阴，足以让一部鸿篇巨制从创作到出版，但被告人吴俊困在了河南信阳的司法系统里。

40岁的吴俊，在看守所里又熬过了一个夏天。

据律师会见时描述，他瘦得脱了相，脸上带着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苍老。

吴俊的父亲，在一次大手术后，体重只剩下八九十斤，身体虚弱得像风中的残烛。母亲则因目睹庭审中的暴力，身心俱疲。

这个家庭的六年，被浓缩在堆积如山的信访材料、一次次被驳回的申请，和一个个遥遥无期的团圆梦：

一个当初作为典型案例登上央视、被反诈英雄们迅速侦破的“特大网络诈骗案”，为何会在法律程序里，陷入如此漫长的泥沼？

2019年3月21日，河南省信阳市。

一百多名年轻人的人生被一台无形的机器卷入，他们被息县公安局以涉嫌网络诈骗罪名抓捕，最终导致29人被判刑。

来自中央电视台CCTV12社会与法频道《一线》栏目的专题报道，为这次行动给出了一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解读：一个盘踞在中原腹地的特大网络诈骗团伙，在反诈英雄们雷霆万钧的打击下，灰飞烟灭。

故事的开篇，充满了功勋的味道。

2019年初春，信阳市息县公安局接到了一名刘姓男子的报案。

据央视《一线》栏目后来的报道，他是这起“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第一个无辜受害者。但在多年以后，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揭示了他可能是另一种身份。律师出示的案卷材料显示，刘某几乎是在和“美女”对话的同时，就在进行截图操作——时间、手机电量、网络信号都在连续变化。

他不像一个幡然醒悟的受害者，更像一个冷静的、在实时搜集证据的：

取证人员。

更诡异的是，央视节目里展示的那些关键转账红包截图，辩护律师声称在案卷中从未见过。

而后来被部分调取出的真实聊天记录证实，警方的核心指控——“在现实中以谈恋爱为由诱骗充值”，从根基上就是一场谎言。

绝大多数员工的聊天记录里，根本没有任何涉及现实情感的暧昧内容。他们的邀请简单而直接：

“有没有人一起玩游戏？”

“有没有人处CP？”

然而，在2019年的那个春天，这些足以颠覆一切的细节，都被淹没在了即将到来的喧嚣之下。

刘某的报案，成功启动了息县公安局的这台功勋机器。刑警大队的马勇、罗俊风、丁磊等人迅速成立专案组。

在警方的叙事里，吴俊的公司不再是游戏推广商，而是一个贩卖虚拟恋情的诈骗团伙。

警方只缺少一样东西：

证据。

尤其是能够证明这一切的：

聊天记录。

行动的日子定在3月21日。

根据后来公开的抓捕现场照片，那是一个典型的突袭场景。警察们从天而降，冲入窗明几净的写字楼。电脑屏幕上，还闪烁着游戏华丽的光效。

年轻的业务员们双手抱头，蹲在地上，脸上写满了错愕。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步入社会，这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抓捕行动大获全成功。

警方带走了上百名员工，并扣押了决定案件走向的所有物证：

146台电脑和43部手机。

这些冰冷的电子设备里，储存着最原始、最不加修饰的对话。它们是裁定罪与非罪的铁证。

行动结束后，息县公安局的门口挂上了鲜红的横幅。马勇、罗俊风、丁磊这三位警官，成了聚光灯下的英雄。他们在央视的镜头前，详细剖析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运作模式，向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反诈宣传教育。

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息县公安局不仅收获了赞誉，更重要的是，收获了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

典型案例。

1

这起案件的主角，叫吴俊。

他就是那几家被捣毁公司的老板。

在亲人的记忆里，吴俊是个温和敦厚的人。他出身河南信阳的贫寒农家，作为长子，从小就习惯了谦让弟妹。这种善良几乎成了一种本能。长大后每次回老家，在街上看到年迈的老人卖菜，他都会把剩下的菜全部买完，只为让老人能早点收摊回家。

从2010年起，吴俊便一头扎进游戏行业。他敏锐地察觉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为游戏导流将是一门前景广阔的生意。他为人谨慎，为了规避法律风险，查阅了大量同类案件的判决，主动避开那些存在P图、索要红包等欺诈行为的模式，还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公司的内部规定里，也明令禁止员工与玩家在现实生活中见面。

2018年，他的公司与湖南一家游戏开发商签订了正式合同，独家代理推广包括《一剑成仙》在内的几款仙侠类RPG游戏。

他的商业模式很简单：从其他成熟的游戏平台里挖人，引导他们来玩自己代理的新游戏。玩家在游戏里充值，他的公司就能按比例获得佣金。

这在当时的游戏生态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推广方式。为了提高挖人的成功率，让男性业务员使用女性头像，几乎是行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据亲人回忆，吴俊为人谨慎，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还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公司的规定里，明令禁止员工P图、索要红包，更严禁与玩家在现实生活中见面：

他们卖的是游戏，不是爱情。

但吴俊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某些权力机器的眼中，事实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可以被解释成什么。

当一个故事拥有了“美女”、“网恋”、“诈骗”这些充满噱头的情节，它就具备了成为一个大案的所有潜力：

案子真假不重要，关键要大。

而一个大案，对于渴望政绩的办案人员来说，无异于一场甘霖。

根据后来家属的持续控告，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抓捕背后，一个更深、更暗的剧本，才刚刚拉开序幕。

那146台电脑和43部手机，从被扣押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一种神秘的量子状态：

它们既存在，又不存在。

它们存在于判决书的物证清单里，却从未真正出现在任何一轮的法庭质证环节。

吴俊案一审的判决书，洋洋洒洒，逻辑严密。它认定吴俊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美女身份，通过谈恋爱等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构成诈骗罪。

吴俊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这个在虚拟世界里贩卖刀光剑影的商人，最终在现实世界里，为自己迎来了一副沉重的枷锁。

2010年，河南赵作海案平反后，信阳中院曾痛定思痛，设立了一个“5月9日错案警示日”，誓言“绝不让悲剧重演”。

历史总在细节处，埋藏着它不动声色的幽默。

2

一台精密的机器，其崩溃的最初迹象，往往不是轰然巨响，而是一丝不协调的杂音。在吴俊案这台高速运转的功勋机器里，第一声杂音，来自检察院。

但很快，杂音就被更大的轰鸣声掩盖了。机器的设计师们，显然更相信自己的手艺。

支撑那个宏大英雄剧本的，从来不是什么天衣无缝的证据，而是一套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

娴熟造假的工艺。

这条流水线的起点，设在息县公安局的办公室内。它的第一道工序，是炮制案件的基石——笔录。

根据后来吴俊等多位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他们经历了一场匪夷所思的笔录二重奏。

办案警员们在公安局的讯问室里，通常会同时制作两份内容大同小异的笔录。一份，如实标注着讯问地点：

息县公安局。

而另一份，则被堂而皇之地标注为：

息县看守所讯问室。

这种阴阳笔录的操作，并非笔误。据多位被告人回忆，他们往往被要求在两份笔录上签字，有时甚至在不允许细看内容的情况下，被以“签了字就能回家”等话术诱导、欺骗。

这套操作，为后续的司法程序，预埋了一颗颗精心包装的炸弹。

更惊人的是，流水线上的工匠们，似乎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地点挪移，他们开始挑战更基本的物理法则。

后来在再审庭审中，辩护律师出示的证据显示，多份笔录的制作时间，已经进入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领域。

被告人吴俊的第一份看守所讯问笔录，记录时间是2019年3月23日：

下午3点10分到4点20分。

然而，他的拘留证和河南省公安监管平台的记录都清晰地显示，他被送到看守所的时间是：

当天下午5点以后。

这意味着，吴俊在抵达看守所一个多小时前，就已经在看守所里被讯问了一个小时。

这种时空穿越的现象，并非个例。

被告人项静，中午12点才被送进看守所，但她在看守所的笔录，在当天上午11点半就已经完成了。

息县公安的警察们，似乎掌握了某种超前点播的技术。

最能体现这种超能力的人，是一位名叫冯明的警官。

卷宗显示，在2019年3月23日的同一时间段，冯明警官的亲笔签名，同时出现在了息县看守所和远在数十公里外的信阳市看守所的两份不同的提讯提解证上。

这位警官掌握了一种超越物理法则的能力：

影分身之术。

3

流水线的第二道工序，是批量生产受害人。

一个“特大网络诈骗案”，只有被告，没有足够多的、控诉有力的受害人，剧本是不完整的。

于是，工匠们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根据再审期间检方被迫承认并排除的证据，原案卷宗里至少有9份被害人的询问笔录，纯属闭门造车。

这些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从广东珠海到辽宁沈阳，再到黑龙江嫩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压根就没见过信阳警察。

他们的“受害经历”，很可能是办案警察马勇等人在办公室里，就着一杯茶，凭空想象出来的。有的笔录，甚至直接：

伪造了外省市公安人员的身份进行询问。

对于另一些真实的玩家，警方则采取了更具技巧性的方法。他们并非等待玩家主动报案，而是主动出击。

多位后来被列为“被害人”的玩家证实，他们是接到了自称息县公安的电话。电话里的警察，热情地为他们普及了法律知识：

你被骗了，配合我们做个笔录，就能把充值的钱退给你。

在退款的诱惑下，一些玩家配合制作了笔录。就这样，一批对自己的受害身份都感到困惑的玩家，被加工成了法庭上言之凿凿的证人。

一个没有报案人，只有办案人的诈骗案，就这样诞生了。

任何一条精密的流水线，都需要质量控制和售后服务环节。

当这些粗制滥造的伪证面临穿帮风险时，息县公安的“品控部门”启动了。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用新的伪证，去掩盖旧的伪证。

为了解释“时空穿越”的笔录，他们请出了息县看守所，出具了一份盖着公章的《情况说明》。

说明里称，办案中出现“先做笔录后办手续”的情况，属于正常操作。

这份说明试图用一个看似合理的程序解释，来裱糊那些无法解释的时间矛盾。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多年后，在再审法庭上，这份盖着公章的《情况说明》的签名者——时任看守所副所长，当庭作证，言辞激烈：

这个签名是假的，不是我本人签的！文件的内容，我一点都不知情！

这位体制内的警官，用最直接的方式，揭穿了自己同事的谎言。

在这万马齐喑的环境里，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弥足珍贵。

当然，这份被当庭揭穿的伪证，至今依然静静地躺在案卷里。

当一个谎言被戳穿，他们会迅速制造一个更大的谎言来掩盖。

这套逻辑，在这起案件中被反复运用。

最经典的案例，是那43部手机的命运。

它们是核心物证，却在程序中神秘消失。

面对法院的追问，息县公安局联合县财政局，再次出具了一份盖着两个国家机关公章的《国有资产调拨通知表》，白纸黑字地证明：

所有手机，已上交国库。

这份文件，本该为所有质疑画上句号。

但就像所有设计过度、违背常理的机器一样，这条流水线最终生产出了一个它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怪物。

一个连神仙都救不回来的铁证。

4

当息县公安的造假流水线还在加班加点生产伪证时，案件的核心——那146台电脑和43部手机，已经悄然开启了它们的生死大劫。

它们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起案件的荒诞底色。

案卷被送到息县检察院后，负责审查起诉的公诉人是陈威。

陈威并非新手。他翻阅着公安机关提交的材料，厚厚的卷宗里，充斥着受害人的控诉、嫌疑人的供述，以及一份完美的逻辑闭环。但这位检察官似乎嗅到了一丝不安。

他做了两次同样的操作：

退回补充侦查。

理由简单而致命：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陈威在退侦提纲里，用法律人的严谨，向公安同行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指控被告人“以谈恋爱为名义”进行诈骗，那么，证明这一核心行为的证据在哪里？

他要求息县公安必须补充：

推广员与玩家的聊天记录。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没有对话，何来欺骗？这是诈骗罪的根基。没有这个，整个指控就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

息县公安局的官方回复，以一种令人错愕的坦然，承认了这个地基的空洞。根据辩护方后来在庭审中出示的《补充侦-查报告》，警方的书面结论是：

在案件侦查阶段，我们逐一对推广员使用的电脑或手机提取，但未发现与案件相关且有价值的证据。

这句话的翻译很直白：

我们看了，里面没有。

这意味着，那146台电脑和43部手机里，找不到任何一句可以被定义为“以恋爱为名”进行诈骗的对话。

机器的核心传动轴，断了。

就在案件因缺乏实证而几乎停摆时，转机出现了。来自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一线》摄制组，来到了信阳。

镜头之下，一个特大网络诈骗团伙的罪恶被生动地揭露出来。办案警员马勇等人在镜头前侃侃而谈，分析作案手法，展现执法决心。

这期节目，为整个案件注入了：

强大的势能。

就像一个原本要被砍掉的项目，突然被领导在年会上点名表扬。这下，谁还敢说它不行？

舆论的压力，像一只无形的手，推着检察官陈威，让他放弃了对证据的坚持。法律的底线，在大局面前，被悄悄挪开了。

案子，就这么被送到了法院。

而那些关键的物证，它们的命运也随之急转直下。

根据吴俊家属的控告，警方最初扣押了146台电脑。但在最终移送起诉的卷宗里，电脑的数量变成了63台。

剩下的83台电脑，以及吴俊个人的一台联想笔记本、一台平板电脑，连同他钱包里的数千元现金、另一位被告人彭冲的金制貔貅手链，都：

下落不明。

它们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从官方记录里被抹去了。

5

如果说83台电脑的消失，还可以被解释为某种统计上的“误差”，那么，那43部手机的命运，则上演了一场叹为观止的魔幻剧。

在经历了漫长的一审、二审和数年的再审拉锯后，辩护律师们始终在追问这些手机的下落。

终于，在2024年7月29日，息县公安局联合县财政局，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盖着两个国家机关公章的《国有资产调拨通知表》。

文件白纸黑字，清晰地证明：

所有43部手机，已上交国库。

这份文件，本该为所有质疑画上一个权威的句号。手机们已经化作财政收入，在另一个世界为人民服务了。对于吴俊的家属而言，这意味着能证明清白的最后一点物理载体，也已合法地灰飞烟灭。

直到2025年7月21日，吴俊案再一次召开庭前会议。

一位当年的办案警察，在两级检察院检察官的注视下，像一位略显笨拙的魔术师，从某个角落里，又把这43部已死的手机，拿了出来：

证据亡者归来。

物理学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息县法院的这个房间里，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一份盖着国家公章的文件，被证明是一篇写给法庭的科幻小说。

检察机关对此并未启动任何监督程序，反而成了这场魔术的见证人。

当辩护律师质问这些手机为何长期被办案人马勇私藏：

为何有的已经丢失、有的被用烂、有的被清空内容时，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它们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群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带着一身泥土和无法言说的秘密，其中：

一部崭新的苹果手机已经变成了一部破旧的华为。

公安局与财政局的公章，在一份虚假的调拨单上相遇，它们共同确认了一个不存在的事实，试图为一段本该存在的历史，画上一个不存在的句号。

它依然拥有定义现实的力量，哪怕现实本身并不同意。

6

当物证的命运在魔幻现实中轮回时，司法体系内部的守门人们，正面临着自己的劫数。

检察院和法院，这两道本该过滤谎言、拦截错误的闸门，在信-阳这片土地上，展现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灵活性。

吴俊的家人们最初并非完全绝望。他们觉得事情很简单：吴俊的公司合法经营，没有欺诈，只要把扣押的电脑和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调出来，一切就能真相大白。

但一审开庭的场景，给了他们沉重一击。

据家属回忆，那场涉及29人的庭审，仓促得像一场闹剧。法庭上，没有任何一个受害人出庭，也没有任何手机电脑里的聊天记录被当庭展示。

公诉人只是读了一些批量复制粘贴的口供——而这些口供，后来被公安自己承认：

是在办公室里编造的。

吴俊的母亲何立琴眼睁睁看着自己无辜的孩子身陷囹圄，内心备受煎熬。她不明白，一个没有受害人出庭、不展示核心证据的庭审，如何能判人有罪？

公诉人陈威，曾是第一个站在闸门前的守门人。

他曾两次将案卷退回公安，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这表明，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人，他清晰地看到了这起案件的致命缺陷——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欺骗行为的存在。

他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质检员，发现流水线上送来的是一件残次品，并贴上了退回的标签。

然而，当央视的聚光灯照亮了这条生产线，当反诈英雄的功勋被广而告之，一切都改变了。

强大的舆论势能，让这件残次品变成了必须出厂的明星产品。

根据家属的控告，检察官陈威甚至亲自参与到了返工的环节中。

他曾与侦查人员远赴湖南，在被害人面前：

冒充警察，制作询问笔录。

他还冒用了侦查人员马勇的名字，在那两份笔录上签了字。

一个本该监督侦查行为是否合法的检察官，自己却穿上了不属于他的制-服，扮演起了另一个角色。

最终，陈威放弃了抵抗。

他将这份自己都两次否定的案卷，亲手送上了法庭。

闸门，在他这里被悄然打开了。

多年以后，当吴俊的家属持续控告，试图追究这位检察官的责任时，他们得到的回复是：

陈威已内部退休。

他像一个提前离场的演员，在剧目最混乱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后台。这出金蝉脱壳，让他成功地从这场风暴中脱身，也让所有关于他失职的追问，都失去了目标。

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责的失灵，在2024年12月26日的庭审上，达到了顶峰。

当天，因审判长屡次剥夺律师发言权、却唯独允许检察官发言，庭审秩序一度混乱。检察官郭承辉甚至当庭宣读法条，声称：

检察官和律师在法庭上的地位不平等。

这番言论彻底点燃了旁听席。

吴俊的父母起身抗议，审判长随即默许法警将吴俊的母亲清场。

十几个法警冲上来，两个人抬胳膊，两个人抬腿，像拖拽一件物品一样，将吴俊的母亲架了出去：

直接扔在了法庭门口的大厅地上。

其他家属起身阻拦，也被一并拖拽出去。

警察对家属说，这是公安局局长的命令，不允许她再进入法院。

庭上，吴俊目睹此景，哭着恳求审判长善待自己的父母。

而据律师后来转述，审判长对此的反应是：

早知如此，当初干嘛要从事这个行业？

整场闹剧中，本应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出庭检察员，稳坐公诉席，对眼前发生的暴力和程序不公：

无动于衷。

7

流水线的下一站，是息县人民法院。

法官张培颖，是第二位守门人。

他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一边是公安机关的赫赫战功和央视的全国性报道，另一边是卷宗里那个无法忽视的证据黑洞。

张法官选择了一条最高效的路：

走过场。

根据吴俊家属和多位辩护律师对庭审过程的回忆，那场关乎29人命运的审判，被压缩成了一场效率惊人的闪电战：

一天之内全部审完。

法庭的神圣与庄严，被简化为一系列快进的流程。当吴俊试图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刚开口不到一分钟，就被张培颖法官打断。

法官给出的指示是：

书面提交。

潜台词很清晰：

你的声音不重要，重要的是程序走完。

更荒诞的是，那些作为犯罪工具被写入判决书的电脑和手机，自始至终，未曾在法庭上露面，更不用说接受质证。

它们就像一群幽灵，存在于纸上，却缺席于现实。

甚至有几名女性被告人，因为被关押在不同的看守所，庭审进行到一半才被匆匆带到法庭。她们对之前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就被卷入了命运的洪流。这近乎于一场：

缺席审判。

在一审开庭前，张培颖法官曾亲自签发过一份《补充侦查建议函》，和陈威检察官一样，他也要求：

息县公安提供所有聊天截图。

这表明，他对案件的证据缺陷心知肚明。

然而，在公安机关再次拒绝提供后，他选择了默许。

他就像一个明知地基有问题，却依然为大楼剪彩的官员。

判决结果毫无悬念。张培颖法官的判决书，采纳了公安机关的所有指控，将吴俊和他的员工们，定义为一个组织严密的诈骗集团。

机器严丝合缝地完成了它的任务。

从公安的造假、检察的放水到法院的配合，三个本应相互制衡的权力机关，在本案中形成了一个以完成定罪为共同目标的攻守同盟。

检察院、法院并非没有发现问题。

相反，他们都曾在各自的环节，敏锐地指出了案件的致命伤。

但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在某个节点之后，选择了妥协和放行。

当息县公安的英雄事迹登上央视，这起案件的性质就已经不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

它变成了一份需要被捍卫的政绩，一个不容被否定的典型案例。

任何试图阻碍其前进的力量，都将被视为不识大体。

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法律的程序和规则，都显示出了惊人的弹性。

守门人们最终没有守住闸门。他们选择了打开闸门，让浑浊的洪水顺利通过，同时确保自己的衣角，不会被溅湿。

张培颖法官的法槌敲得又快又稳，因为它要追赶的不是真相，而是：

下班时间。

8

吴俊的家人们不服。他们在一审的废墟之上，燃起了最后的希望。他们举债聘请了专业的律师团队，决心在二审讨回公道。

他们带着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出具的无罪专家意见书，满怀悲愤地敲响了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他们天真地以为，二审是法律设计的纠错机制，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他们遇到的是法官黄少斌。

黄法官用行动向他们展示了，机器在自我保护时，能爆发出何等惊人的能量。

据吴俊家属长期以来的实名控告，二审辩护律师与黄少斌法官约好，在2020年12月2日去法院递交辩护手续并阅卷。

黄法官在电话里满口答应。

然而，就在约定日期的前一天，12月1日，黄少斌发动了一场司法闪击战。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达了二审裁定：

维持原判。

当辩护律师如约而至时，他拿到的不是案卷，而是一份已经生效的终审判决。

黄法官的操作，精准地卡住了法律程序的每一个节点，其目的只有一个：

阻止律师介入，阻止任何可能揭开真相的变量出现。

他为什么要这么急？

家属们后来才想明白，判决一旦生效，那些被扣押的电脑和手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走向它们最终的、合法的归宿：

销毁。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黄少斌法官必须抢在律师把那些伪造的笔录、消失的聊天记录等问题摆上台面之前，用终审判决的权威，将所有证据彻底封存，乃至物理性地毁灭：

他不是在审案，他是在销毁一处案发现场。

张明楷教授的无罪论证、公安同步录像的造假嫌疑、电子数据恢复的申请——所有能撕开黑幕的利刃，都被黄少斌用一份提前打印好的判决书，绞杀在了程序黑箱之中。

这并非黄少斌第一次这么干。

根据家属后来挖出的材料，在另一起案件中，一位当事人从未收到起诉书，也从未经历一审庭审。当她因信访被押回信阳，在释放前夕索要释放证明时，竟直接收到了黄少斌签发的二审判决书。

他在一份三无（无起诉、无庭审、无辩护）的真空里，凭空制造了一份：

空气判决书。

9

拿到那份提前打印好的终审裁定时，吴俊的家人感觉天塌了下来。那种被公然欺骗、被程序玩弄于股掌的绝望，痛切心扉。

他们冲进信阳中院，找到了时任刑二庭庭长的李德如，声泪俱下地控诉黄少斌的恶劣行径。

面对滔天的怒火，李德如庭长展现了一位资深司法干部的艺术。他没有否认黄少斌的错误，承认二审程序存在严重问题。

他安抚家属，说判决书已经盖章发出，无法撤回，但他提供了一个看似充满善意的解决方案：

你们递交申诉材料，我们给你们补一个二审程序，保证开庭，申诉程序走快点，人先不送监狱。

这番话，成了绝望中的家属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立刻按李庭长的指示提交了申诉材料。

然后，他们等来了李庭长最后的裁决。

申诉材料刚一提交，吴俊等人被立刻收监。所谓“保障开庭”、“暂不送监”的承诺，瞬间化为泡影。

申诉程序被拖延到法定期限的最后几天，最终被另一位法官草草驳回。

李德如庭长的承诺，从头至尾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他用一个虚假的希望，稳住了家属的情绪，为维持错误判决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并最终将当事人打入大牢，彻底封口。

这位李庭长，曾是信阳法院系统内知名的“改革派”。他曾高调推广行政案件异地管辖的“信阳模式”，宣称此举“提升了行政机关败诉率”，有效保障了司法公正。

然而在吴俊案中，他却成了本地保护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

10

黄少斌的恶行，也并非没有代价。

据家属披露，在他们持续不懈的控告下，信阳中院最终对黄少斌作出了处理。

一份轻飘飘的：

警告处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因违法办案、协助毁灭证据而受到处分的法官，不久后，竟被评选为信阳中院的：

办案标兵。

这种颠倒黑白的表彰，是对司法公正最辛辣的嘲讽，更是对受害者家属最残酷的二次伤害。它赤裸裸地向所有法官宣告：

在信阳中院，制造冤案的回报是锦绣前程。

当一部法律被反复解释，说明它已经有求于人了。

当一名法官因违法而受表彰，说明当地这台机器，已经彻底坏了。

黄少斌的“闪击战”和李德如的“缓兵计”，本该是这荒诞的结局。

被告人入狱，证据销毁，功臣受奖——机器完美闭环。

但他们低估了吴俊家人的韧性。

一场旷日持久的、注定要让机器出现故障的战争，开始了。

家属持续地走访、寄信，向省纪委、公安厅、最高法、最高检……所有能想到的渠道，都留下了她们的足迹。

但所有的控告，都像石沉大海，一级级转达到息县，甚至转达到被他们控告的人手里。

信阳中院最终决定再审。

这并非良知的苏醒，更像是一次迫于压力的系统重启。

案件被重新激活，主审法官换成了时华军。

但新的齿轮，似乎并不比旧的更可靠。

时华军法官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调查证据，而是密集提审在押的被告人。据多位被告人后来在法庭上的陈述，时法官的谈话核心只有一个：

劝降。

他对吴俊说，这个案子结果已经定了，信阳中院不可能判你们无罪，认罪认罚才是唯一的出路，你的刑期不可能低于10年。

这是审判，还是宣判？

不久，一个更具戏剧性的丑闻爆发了。

家属们查到，时华军法官的父亲时新章，是一位资深律师，他开设的律所，就在信阳市法院的辖区内。

根据《法官法》的明确规定，这种情况属于：

法定任职回避。

这位一直在审理别人案件的法官，其本人在信阳中院的法官资格，从法律上讲，根本就不存在。

丑闻发酵后，时华军被调离审判岗位，信阳市人大常委会免去了他的审判员职务。

吴俊案的再审程序，因为这位不合法的法官，再次推倒重来。

机器在运转中，掉落了一颗关键的螺丝。

11

接替时华军主审此案的，是信阳中院的常务副院长，谢建华。

这位女院长的手腕，显然比她的前任们更为强硬和高效。

她同样启动了对被告人的思想工作。但她的策略更进一步：

分化瓦解。

很快，11名坚持申诉的被告人中，有7人自愿认罪认罚。他们中的一些人，随即被变更了强制措施，走出了看守所。

作为交换，他们解除了各自的辩护律师，并从此消失在后续的庭审中。

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这一手，谢院长用得很溜。

在一次庭前会议上，面对家属对公安系统性造假的质问，谢建华院长给出了她对本案的终极论断：

抛开公安造假，你们依然是诈骗。

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击碎了家属们对再审残存的最后一丝幻想。

当法院的副院长亲口宣告“抛开公安造假”，后续的庭审，便只剩下一种功能：

表演。

法庭，彻底沦为了舞台。

但演员们，并不都愿意配合剧本。

2024年8月7日，开庭第一天，法院就来了湖南、济南和海南三地的律协人员，占据了本就稀缺的旁听席位。

而家属，每家只能进两人。这种操作被家属们解读为一种明确的信号：

震慑律师。

紧接着，检察官在庭上搞起了证据突袭，突然抛出一大摞厚厚的材料，声称是解释取证合法性的说明。

而就在几天前，律师去法院阅卷时，被告知只补充了一页纸。

面对律师要求休庭阅卷的抗议，合议庭与检察院选择了集体沉默，法官甚至帮忙打掩护，说那“不是证据”。

律师们要求阅卷，站了两天；家属们陪着，也站了两天。

而审判席和公诉席上，是长久的沉默和检察官脸上轻蔑的微笑。

绝望的情绪在积累。

8月77日，庭审第三天，法槌刚一敲响，第二被告人彭某突然站起来说：

审判长，我太热了，我想脱一件衣服。

审判长同意了。

彭某撕开了自己身上的黑色T恤，露出了里面的白色短袖，上面是一个巨大而刺眼的黑色汉字：

冤。

旁边的吴俊随即高喊了一声“冤啊！”。

家属回忆，她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法警就蜂拥而上：

用肘部死死圈住彭某和吴俊的脖子，将他们暴力拖出法庭，压倒在地。

旁听席上的家属们瞬间崩溃了，哭喊声响彻法庭：

“掐我小孩的脖子！没有人性！他还是我的宝贝疙瘩，他不是一根草啊！”

律师们站起来要求停止暴力，要求为被告人体检、会见。

但审判长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检察员也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机器的齿轮，在那一刻仿佛静止了，只剩下人的哀嚎。

如今，在法庭的哀嚎声、哭喊声、法槌敲击声中，吴俊的母亲再次因为悲痛与愤怒，哭晕了过去。

救护车来了，又走了。庭审在被告人被带离后，居然还在继续。直到中午，休庭的指令才姗姗来迟。

机器，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现了严重的卡顿和过载。

这起事件，后来被息县法院院长刘某，在一次与家属的谈话中，作为拒绝为吴俊取保的理由之一。他暗示性地问家属：

“在再审的程序中，是不是只有吴俊一个人当庭脱衣服？”

家属当即反驳：“脱衣服的是彭某，而且彭某已经取保了！如果你因为这个不给取保，那凭什么？”

刘洋院长无言以对，只能说：

“那好了，那就不说这个问题了。”

12

2025年8月12日，在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再审拉锯，无数次的休庭与闹剧之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裁定：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机器在一阵剧烈的抖动后，选择了强制重启。

它将回到初始状态，清理掉那些过于刺眼的错误代码，然后以一种更完善、更不易被察觉的方式，重新开始运算。

裁定书下达后，吴俊的家人却陷入了更大的恐惧。

因为案件被发回的地方，正是六年前这一切开始的地方：

息县。

让当初的造假者，去审判自己伪造的案件。

这本身，就是这荒诞现实最合乎逻辑的续集。

吴俊，至今仍是全案唯一在押的人。息县法院对于尚未取保他，给出的理由是：

我们还没阅完卷。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

办案警察马勇，那位在央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反诈英雄，早已因战功卓著，被提拔为息县八里岔派出所所长。

检察官陈威，在“内部退休”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二审法官黄少斌，在受到“警告处分”后，又被评为“办案标兵”。

时华军法官，只是被调离了审判岗位。

而吴俊，他的人生被按下了暂停键，六年光阴，耗在了看守所的方寸之地。他的公司倒了，员工散了。

那146台电脑和43部手机里的真相，至今仍被封印着。

这就是河南一群造假的警察登上央视成为反诈英雄的故事。

一台权力机器开始运转时，它的首要任务便不再是探寻真相，而是确保自身运转的连续性和结论的权威性。

为此，它可以磨平事实的棱角，可以无视逻辑的断裂，甚至可以在必要时，创造出另一套与之匹配的事实。

机器的运转，从来不以真相为燃料。它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产出一个确定的结果：

一个可以向上汇报、向外宣传的结果。

至于投入其中的，是清白还是罪恶，是事实还是谎言，机器本身并不关心。

它只是转动着，以一种无始无终的惯性，将一切都碾作同样的尘埃。在这尘埃里，无所谓冤屈，也无所谓公道，只有权力留下的、均匀而冰冷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