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协非换届年10名高官集体去职 引发猜测

2025年11月1日，中国全国政协第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闭幕，会议宣布10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去职。本届政协任期为2023年3月至2028年3月，任期不到一半时发生的这一大规模人事调整引起广泛关注。

官方宣布“不再担任”专委会副主任的九人是：张军扩（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易纲（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桃林（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张杰和曹卫星（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陈国庆（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荣和陈元丰（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隋军（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被“免职”的一人是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傅兴国。其中原央行行长易纲和由深圳市委书记升任广东政协主席的王荣为正部级官员。

此外，会议还追认免去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易会满已于2025年9月被官宣接受纪委调查。

猜测一：整治“裸官”

港媒《星岛头条》在上述政协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1月3日率先披露，这次人事调整的核心原因是中共十八大后大力整治“裸官”现象。所谓“裸官”，是指配偶已移居国外，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官员。

报道引述知情者透露，北京方面近年来进一步要求，省部级干部子女在国外留学毕业半年后必须回国，否则父母调整领导岗位，但这9名高官的子女已在当地扎根，不愿回国。

根据公开资料，易纲1980年至1986年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及伊利诺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和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星岛头条》报道称“有传其子在美国出生、成长”。

BBC尚不能独立核实上述关于政协官员去职原因和易纲的说法。

也有反驳声音认为，对裸官的整治在中国早已有之。

2008年，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常委周鹏安就提出了“裸官”一词。2010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一份文件规定，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在党政军经企等5类重要岗位任职。

习近平上台后，2014 年初，中央组织部下发了一份被称为治理裸官“最严厉”的文件，并在清理中形成“要么把家人接回来，要么调整岗位，要么提前退休”的三选一处理方式，且规定适用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

随后开始一系列清理行动，截至2014年底基本完成了对副处级以上“裸官”的清理工作，中国共有3200余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告了相关情况，近千名官员被调整岗位。

裸官问题在上一轮反腐高潮中就已经出现了大范围集中清理。但那次清理的重点是一线实权岗位，而全国政协的专委会副主任，广泛被认为是中国安排副部以上官员的“二线”岗位，对于此次的集中调整，不少观点认为，可能表明中国的“裸官”政策标准已经全面升级，开始覆盖“二线”岗位，或者是 2014 年后逐步放松，使“裸官”逃过组织部门的审查而大量出现，因此再进行大量清理。

猜测二：大范围反腐浪潮的一部分

还有猜想认为这次调整是中国大规模反腐运动的一部分。

习近平上台之初，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根据BBC 中文进行的数据分析显示，从2013年下半年持续到2016年上半年的第一波反腐高峰，共有105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但二十大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波更高的波峰：2023年上半年至2025年10月，已有154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超过第一波峰，且这场反腐运动还在持续进行之中。

最近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前三天（2025年10月17日），国防部密集公布了9名上将集体落马的震撼消息。作为对比，在习近平执政之前，中共历史上仅有一位上将落马（黄永胜，因林彪事件被处理），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都无上将被处理。而在习近平任内，截至四中全会已有22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

在这种高烈度反腐运动持续进行的背景下，政协常委会公布了10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的去职信息，使得外界有分析认为，可能是这些官员陷入麻烦的征兆。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10人在官方文件的通报中还保留著“同志”称号，这往往表明还没有面临被开除党籍和移送司法机关的处罚。

作为对比的是，同为政协专委会副主任的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也在此次会议上被确认去职。易会满此前已于2025年9月6日被宣布立案审查调查，这次政协常委会是追认免去易会满在政协的职务。关键在于，易会满的名字后面没有加上“同志”二字，且被“撤销委员资格”，处理明显比其他9人严厉。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案例是秦刚。秦刚自2023年7月消失后，于2024年7月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被处理。全会公报显示，会议“接受秦刚同志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明确保留了“同志”称谓，采用的是“辞职”而非“免职”或“开除”的表述，也并没有移送司法机关。这种处理方式被外界解读为对习近平旧部的“软著陆”安排。

如果这10名政协副主任仅是因为“裸官”问题而被调整岗位，但并未发现严重的贪腐问题，那么保留“同志”称号、维持政协委员身份，就符合目前中共政治运作的逻辑。

猜测三：政协机构调整

第三种猜想出现频率较少，即中国政协正面临机构调整。根据中国政协多年来形成的惯例和传统，各个职务从政协主席、副主席到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都有相对固定的安排模式。

例如，财经领域任职的正部级官员，如央行行长、财政部部长，过去他们在任期即将届满但年龄未到正式退休之时，往往会退到政协的财经类专业委员会任正职或副职。这种安排既是对他们专业能力的继续利用，也是一种体面的“软著陆”方式。易纲就是其中典型一例。

那么，如果政协想进行机构改革、打破这种惯例设置，就有可能会集中对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进行调整。但目前并未有官方信息表明政协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最近一次政协机构改革发生在2018年，当时组建了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等，而2024-2025年并无类似的改革方案出台。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2025年4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与中央组织部部长，即石泰峰和李干杰的位置对调。石泰峰从统战部长转任组织部部长，但他并未卸任统战部长惯常兼任的政协副主席职务，而且他是唯一在任的常务副主席，在23位副主席中排名第一，兼任政协党组副书记。

这种高级别职务对调在中共官场极为罕见，因为石泰峰和李干杰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属副国级高官。因此，石泰峰目前同时掌握了多项关键权力：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中共高级干部的考核和升迁，是全党最核心的人事权力机构）、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对政协日常运作和管理起关键作用）、全国政协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掌握政协系统的党建和干部管理）。

因此，对于政协的日常运作和管理，石泰峰仍起著关键作用，身兼数职的特殊安排，为可能的政协人事调整提供了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