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地"评论文章：当下中国，一种名为“人盯人”的基层治理模式正以惊人的速度铺开。从陕西商洛的“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到各地遍布的网格化指挥中心，再到全国县市层面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平台，这种将社会切割成无数小网格、由专人“盯”住每家每户的体系，已成为习近平时代维稳的核心工具。
表面上看，它是为了“精细治理”、化解矛盾、防范风险；但本质上，它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全民皆敌”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是监视对象，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举报者或被举报者。这种极端的人盯人，不是在维护稳定，而是在制造分裂与恐惧，正如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它往往成为王朝末期加速崩塌的催化剂。
习近平上台以来，反复强调“枫桥经验”的现代化升级，将毛时代发动群众互相监视的模式与当代网格化、科技监控深度融合。网格员、片长、社会工作观察员、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中的“党组织”与“观察员”，乃至社区里的退休老人、下棋大爷，都被动员成监控网络的一环。官方宣称这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但实际操作中，它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最细微处：邻里纠纷要上报、宗教活动要盯紧、上访苗头要掐灭，甚至个人行踪、健康码、手机APP都成为数据链条的一部分。纽约时报等报道指出，这种体系源于习近平对稳定的极度焦虑，将监控嵌入社会毛细血管，让“党领导一切”从口号变成日常现实。
对照中国历史，这种“全民皆敌”的治理逻辑并非创新，而是专制王朝垂死挣扎的翻版。秦朝末年，秦始皇为防叛乱，设立严密的郡县监察和密探网络，法家“告奸”制度鼓励民众互相举报，结果“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百姓在高压下人人自危，信任崩解，最终陈胜吴广一呼百应，帝国迅速瓦解。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更是“人盯人”的极致体现：特务遍布朝野，官员百姓皆在监视之下，互相猜忌成风。崇祯帝时期，为应对内忧外患，进一步强化厂卫系统，却导致朝政瘫痪、民心尽失，李自成攻入北京时，京城已无一人愿为皇帝效死。清末的保甲连坐、密探网络，面对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起义时，也试图通过全民监视来维稳，结果适得其反，社会凝聚力彻底瓦解，辛亥革命一触即发。
这些历史教训惊人相似：当统治者感受到合法性危机时，往往诉诸更严密的控制，发动群众监视群众，制造“全民皆敌”的氛围。但这种做法从来不是长治久安的良方，而是饮鸩止渴。它摧毁社会信任，让邻里、家庭、职场变成潜在战场；它消耗巨额资源，却只能短期压制不满；它让民众从被动服从转向内心反抗，最终酿成更大的爆发。今日的“人盯人”，比古代更可怕，因为它叠加了数字技术：摄像头、人脸识别、大数据平台，让监视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网格化指挥中心看似高效，实则在制造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举报成风、猜忌横生、互不信任，谁还敢说真话、谁还愿为这个体制卖命？
习近平时代开启的这个“全民皆敌”模式，恰恰暴露了政权的深层虚弱。对孟加拉、尼泊尔、委内瑞拉、伊朗等地动荡的恐惧，对内部经济下行、社会不满的焦虑，让最高层寝食难安，于是选择最原始也最极端的办法：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巨型监狱，人人都是狱卒，人人都是囚徒。但历史告诉我们，这种高压只会加速末日到来。秦亡于苛政，明亡于猜忌，清亡于离心。当“人盯人”成为常态，当信任被彻底摧毁，政权就失去了最后的根基。或许，正如古人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今日的网格员、片长、观察员们，看似在“盯”别人，实则也在被体制“盯”住；他们今日举报他人，明日可能就被他人举报。全民皆敌的时代，从来不是强盛的象征，而是衰亡的前奏。
唯有放弃这种自毁式的控制，回归真正的法治与民本，方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但从当前趋势看，这样的转变似乎遥遥无期。习近平的“人盯人”，注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讽刺的一页：它想永保江山，却在亲手挖掉江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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