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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资深学者根据与温家宝总理谈话及学者讨论而撰写此文
（上）
一、温家宝提出以宽容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发展
二、温家宝提出党政军民大和解的改革方案
（2）以天理良知指导政治思想文化
（3）军队国家化保障民主制度
（4）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败机制
（5）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6）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
（中）
三、中华民族到了大崩溃的千年危急时刻
（1）拯救超低生育率与长期经济危机
（2）彻底解决高房价的民生压力
（3）扭转破坏生育的经济社会机制
（4）打击破坏生育的思想文化病毒
（5）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道德
（下）
四、中共的自我拯救与中国政治改革的潜藏风险
（1）中共到了历史转折的大抉择时刻
（2）中国政治改革潜伏的巨大风险
（3）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促进中国改革发展
（4）中国改革对人类文明及海外华人的影响
近期，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的北京资深学者拜访了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并与这位资深学者深入交流。然后，这名资深学者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改革方案与双方探讨，吸收多位党政军领导意见，经数位学者集体讨论，然后共同撰写此文，代表温家宝总理、党政军领导及学者们的集体意见，可以为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军委等提供重要智慧参考。
现在，党政军领导既不想失去目前制度环境下的既得利益，又痛恨文革化的专制统治暴政，但却找不到解决方案，这让党政军领导陷入纠结和痛苦之中。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大和解改革方案，照顾党政军民的利益诉求，切中党政军领导的心愿，非常符合当下中国全面改革发展的需要。
这位北京资深学者原本计划在2026年1月中旬拜访温家宝总理，但当时温家宝总理不在北京。1月20日，因中央军委张又侠刘振立被拘留审查，温家宝总理返回北京（具体行程因涉及保密问题而不便透露），此时北京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北京资深学者再次准备择机拜访，却又收到温家宝全家从3月1日被限制自由的消息。3月27日，温家宝总理公开露面，这位北京学者随后才去拜访温家宝总理。于是，就有了双方关于中国未来的深谈。
一、温家宝提出以宽容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发展
温家宝总理说：“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是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推进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解除权力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归还人民的经济自由权利，遵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释放人民与资本的生产创造活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制度原因。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就是让权力回归民主与科学，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言论自由等实现权力制衡，通过民主决策实现科学决策，通过民主执政实现科学执政，这是确保国家长久兴盛的根本制度保障。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几乎陷入停滞，经济体制改革一条腿走路，这种弊端已经越来越严重的爆发出来，直到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经济快速发展活力陷入系统性的乏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经济快速发展赢得执政合法性，人民因经济快速发展而忍受自由民主权利的缺失。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还能容忍不自由的专制环境。但近十几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陷入停滞，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出现倒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逐步终结，让人民发出不满声音的思想言论自由越来越少，人民积压的怒火越来越严重，年轻人面对自由与就业双重压抑的环境越来越绝望。共产党正在面临历史的大抉择，是主动推动自由民主改革、还权于民，还是让愤怒的人民群众发起革命、推翻专制体制？是通过民主科学的制度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让专制体制最终耗光中华民族的长久国运？在历史大转折时刻，党政军都应该深入思考这个严峻问题了。”
“长期以来，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把维护专制统治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在缺乏自由法治的环境中谋求最大利益。殊不知，他们在对人民和国家犯罪，人民和神明都知道他们的罪行，犯罪所得在最终审判那里是得不偿失。金钱与权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贪婪愚昧的权力欲望绑架了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奴隶，让他们在误国误民、害人害己的路上越走越远。当他们发现人民的怒火越来越高的时候，当他们发现维护专制统治的既得利益越来越不可持续的时候，他们又害怕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报复。”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僵局，党政害怕人民的清算和历史的审判，死死的维持专制权力，进而保护个人、家族与党政集体的既得利益。人民痛恨专制统治，人民积压的怒火越来越高，党政害怕民主之后遭到人民的清算，就严防政治体制改革，把自由民主当作损害党政既得利益的洪水猛兽。”
“政治体制改革的僵局拖的越久，人民的仇恨就会越深，中国经济社会所积累的问题就会越严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就会被破坏的越严重。就像洪水积累的越来越高，溃坝就不可避免。如此，剧烈革命所导致的风险就会越来越高，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党政、国家和人民都会承受更大的风险与痛苦。”
“唯有全面的大和解，党政放弃专制权力，把自由民主权利归还给人民；人民放弃历史的仇恨，人民放弃清算与报复，让党政敢于放权，让庞大既得利益不会集体抵制改革，才能让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降低到最小，才能和平推动中国自由民主发展。”
“因此，我建议党政和人民各退一步，都更加宽宏大量的接受对方，彼此照顾对方的利益诉求，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让大家都可以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案。如此，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进。而不是拖到最后，革命如同山洪爆发，国家和人民已经严重受伤，中华民族的元气也已经被伤害的奄奄一息。”
“我这样说，肯定有不少人骂我，说我维护党政既得利益，甚至说我维护个人与家庭利益。但是，还有比这更现实可行的方案吗？说实话，我可以不在乎个人和家庭利益，但我无法改变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我在总理任期内，已经竭尽所能推动改革，但无奈既得利益力量庞大。那时候，我和胡锦涛同志，经常在改革议题上处于少数派。比如，推动党政领导财产公开，我和胡锦涛同志遭到集体反对。我想带头公布家庭财产，也遭到集体反对。”
“这么多年走过来，我深知改革触动庞大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不仅要在名誉上搞垮你，甚至还想在肉体上消灭你。改革之艰难，改革者所面临的风险，这是外界很难想象的，也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但这就是现实。”
北京学者说：我很理解温总理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说实话，近二三十年来，温总理是推动改革最多的人，也是最能为人民和国家利益而奋斗的人。但同时，温总理也是遭到攻击污蔑最多的人。您在2012年力主拿下薄熙来之后，薄熙来势力、周永康势力、文革毛左势力和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您和家庭进行疯狂攻击污蔑，导致很多人民群众被蒙蔽。目前，由于邪恶势力的污蔑，很多人对您缺乏公正的评判。但我相信，一切终究会真相大白，历史会给温总理以公道。
温家宝总理说：“我是见证历史的人，我是从改革的艰难中走过来的人，我深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因为推动改革，我和家人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污蔑。但我从未放弃建设公正中国的梦想，一直坚持改革的理想。”
“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改革既有利益的增长，又有利益的分配。虽然名义上说，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任何个人与组织都有自己的利益。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必须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在缺乏人民群众民主监督的情况下，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更是强势。”
“要真正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全面改革发展，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承认各种既得利益的阻碍力量。只有我们真诚的面对现实，找到真正的可行方案，才能真正推动改革。否则，以道德洁癖的方式推动改革，不仅无法实现改革，还会拖累改革的进程，甚至是葬送改革的历史机遇。1989年的历史教训，理想主义脱离现实的悲剧不能再次重演。我们要放弃理想主义的道德洁癖，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与既得利益集团和解。否则，改革的梦想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我并不是替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辩护，更不少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我是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改革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哪怕是我自己被人民误解，甚至是背负历史的骂名。为了推动改革，我长期与既得利益集团做斗争，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严重攻击与污蔑。纯粹从个人利益来讲，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个人与家庭利益。但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改革。”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确实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伟大人格，哪怕是被人误解。可悲的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宁愿相信既得利益集团对您的攻击污蔑，也不相信您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不辞劳苦。希望好人有好报，希望好人留下好名，希望人民群众不要再被那些攻击污蔑的声音所误导，希望人民群众也不要相信那些高举道德旗号而实际上损害国家利益的道德伪君子。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的王莽，到明朝的东林党，不切实际的道德伪君子是严重误国误民，甚至是葬送国家的未来。
温家宝总理说：“我多年来推动改革的艰难，还有这退休十几年来的反思，让我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我们必须承认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找到多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最大程度的促进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承认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为降低改革阻力而照顾既得利益者，通过改革发展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这才是真正为人民和国家谋求最大利益。相反，如果我们不愿承认阻碍改革的力量，仍然以道德洁癖的方式无视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那必定是阻碍改革的持续推进，最终是伤害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确实是远比其他人更深入了解中国改革的艰难，更有推动中国改革的大胸怀大智慧。我们要降低改革的阻力，就要有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和解的宽旷胸怀。甚至，让阻碍改革的力量变成支持改革的力量，让阻力变成动力。比如，为了激励党政军领导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凡是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不追究贪污腐败的罪行，甚至是认可部分非法收入以作为奖励。如果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将没收所有非法所得，依法严厉审判其罪行。总之，凡是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全面改革发展，就可以获得免死金牌；凡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阻碍中国全面发展进步，将得到人民与历史的严厉审判。如此，就可以激励更多党政军领导支持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保障，‘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可能还会重演。那些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创造再次‘文革’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这些权贵挖坑把自己埋葬。就像毛泽东在‘文革’时候所做的，就像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复辟首先倒霉的人就是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压榨人民的权贵将首先遭到残酷清算，财产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剥夺，最终是得不偿失。就算是‘文革’半复辟，这些养肥的权贵腐败分子也是极权政治屠宰的对象。”
“如果是人民忍无可忍推翻了专制统治，这些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是首先被清算的对象，愤怒的人民必将残酷清算这些压迫人民的权贵，权贵的财产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剥夺。即便是有些权贵躲到海外，也可能被愤怒的人民揪出来，最后是一无所有，甚至丢掉性命。因此，对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唯一的正确出路。主动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才能优先获得将功赎罪的机会，进而才能保护自己利益。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才能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权益，才能让所有人免于专制体制给所有人带来的恐慌。”
北京学者说：主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既得利益集团拯救自己，也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说实话，中国全面改革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否则，中华民族将元气大伤，甚至是千年一毁。近三十多年来，由于思想文化的变化，由于经济社会民生的高压力，中国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机，这将导致中国儿童人口持续的快速减少，导致未来中国严重的超级老龄化和持续的人口大崩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将很快毁于一旦，经济民生将陷入无休止的灾难。就像日本，1960年代陷入低生育率危机，导致日本经济从1990年代一蹶不振，养老压力越来越高，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越来越低，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压力都比较大。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持久下去。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改革，权力缺乏约束与制衡，自由与法治得不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也得不到保障。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制约权力，权力的魔鬼迟早会爆发出来，缺乏约束的权力将造成巨大伤害，经济发展和改革成果也可能得而复失，国家发展也可能陷入新的深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很难实现。”
“专制体制持续的越久，人民的痛苦就持续的越久，经济社会危机积累的越深重，中华民族的根基所遭受的破坏越严重。要尽快结束人民和国家的痛苦，要尽快解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层问题，要尽快解决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危机，唯有党政和人民真心和解，各退一步，以真诚和宽容打破这个死局，才能尽快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方面改革，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元气，才能拯救中华文明的未来。”
其实，早在2012年3月的记者会，温家宝总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更早的时候，2010年8月，温家宝在考察深圳时说：“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全面而持久地推进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二、温家宝提出党政军民大和解的改革方案
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决定国家发展的核心制度，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与兴衰发展，进而决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命运。政治制度是根本性的制度，因为政治制度决定权力的运行，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经济文化。制度设计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事关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兴衰存亡。普通学者思考政治制度问题，往往是浮于表面，缺乏制度对国家与文明兴衰影响的长期思考，随意认定“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幼稚结论，这将可能导致国家与文明陷入制度死局。20世纪共产主义国家的失败，近百年来的自由主义平等民主陷阱，都已经否定了普通学者的乌托邦梦想。中国制度向何处去，必须站在文明长久发展的角度去思考。
（1）建立贤能民主的政治体制
北京学者说：我们对民主政治有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国内外很多知识分子对民主存在很大的迷信，甚至把自由民主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些左派知识分子高举平等主义，盲目推崇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平等，严重忽视平等民主存在的多数人暴政，以至于使国家陷入民主的死局。这些左派知识分子把自私、放纵等人性之恶当作自由权利，这种自由主义将使民主严重堕落，进而导致民族与文明陷入民主的死局。
我们研究发现，选民的种族、文化、年龄、收入、学历、智商、品德、智慧、进取心、责任感等，对民主选举决策都有重大影响。社会性权利对应责任、义务、能力、贡献、价值、美德、智慧、付出、风险等。只有自然性权利没有责任义务要求，自然性权利才是无偿的平等权利。但是，现在的平等主义思想，把结果平等当作真理，把有偿的社会性权利当作无偿的自然性权利，否定社会性权利所对应的责任义务价值贡献，导致权利秩序的解体。
有偿权利的权利平等，否定权利对应责任义务能力贡献，实际上就变成了人人都可以不负责的滥用权利去谋取私利。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实际上就是把绝大多数不具备民主能力的人也给予平等权利去决策国家事务，摧毁民主所需要的责任义务美德智慧，把民主变成自私无知者的多数人乱政、暴政，这在非洲、拉美、伊斯兰国家等都被证明了。
南非在1994年给予占人口80%以上的黑人平等选举权，黑人选票立即碾压式的淹没比较理性的白人选票，导致无知黑人的多数人暴政，最有创造力的白人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南非发展从此陷入停滞及倒退。
由于超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日本已经陷入超级老龄化，中老年选民占据绝对多数，几乎任何政客都不敢得罪中老年人的利益。中老年人用选票绑架国家，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沉重负担都压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背负的税负越来越高，年轻人更加缺乏意愿生育孩子，导致超低生育率与超级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导致日本陷入老年民主死局。未来中国将陷入比日本更加严重的超级老龄化，中国必须提前消除老年民主的多数人暴政，建议领取养老金的老人没有选举权。或者说，领取社会福利大于纳税者，即净纳税为负者没有选举权。
平等不能突破公正，违反公正的结果平等是巨大的社会陷阱。自由的前提是自律，自由不能突破维持文明自然秩序的道德文化。但是，左派的平等主义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左派的自由主义破坏道德文化秩序。由于穷人的嫉妒心和普通人的无知，很多中低收入选民盲目追求平等，很多无知的人盲目追求自由，导致平等民主很容易变成左派政治，导致平等民主陷入经济与文化上的死局。老年人民主的多数人暴政、福利索取者的多数人暴政、无知者的多数人暴政、堕落者的多数人暴政，这是应当高度警惕的平等民主死局。
温家宝总理说：“从国家与文明的长期发展而言，既要警惕专制的少数人暴政，也要警惕民主的多数人暴政。从品德和认知而言，绝大多数人缺乏足够的美德与智慧去决策国家重大事务，更难以决策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事情。这就导致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具有致命缺陷，谁来约束与制衡绝大多数人的自私与无知？少数人的专制会有乱政，多数人的民主也会有乱政，我们应当找到恰当的科学制度方案。”
北京学者说：首先，我们应该根据一些标准赋予不同选民以不同选举权，进而赋予民主政治更高理性智慧。我们可以设置政治经济文化常识的考试，以认知测试作为分配选票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候选人，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常识的考试，具备相应常识、美德、智慧。对于选民，根据纳税（依赖福利生活则视为纳税为负数）、贡献、考试、品德、智慧等分配选票。同时，采取两轮投票，防止相同观念的候选人相互稀释选票。
第二，重要选举由选举人投票决策，减少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弊端。每30~50个选民为一组，推选1~3个选举人，专门负责重要选举。选举人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常识考试，保障选举人的质量。县级以下领导人由选民直选，省市以上领导人由选举人投票间接选举，克服绝大多数选民缺乏足够理性智慧的弊端。省市级以下人大代表（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国家级人大代表（议员）由选举人投票间接选举，让全国人大（国会）更有理性智慧。同时，全国人大（国会）设置不参与投票的专家学者席位与特定群体席位，提供法律政策议案的信息参考谘询。
通过人类历史的全球对比，我们认为儒家推崇的尧舜禹时代就是最科学的“贤能民主”，也被称为“共和制圣贤治国”，可以解决民主与专制各自的缺陷。在部落内部，也就是在基层政权，大家推举贤能为部落领袖。在部落联盟，也就是在国家层面，各个部落的贤能领袖一起推举大贤能为天子，天子再任命贤能治理国家。贤能治国不仅是治理社会经济民生问题，还要引导民众的美德与智慧，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发展，进而保障贤能治国的可持续。这就是贤能民主，共和制的贤能治国，从制度和文化上最大程度的遏制人性之恶，这才是科学的制度文化组合。
温家宝总理说：“你刚才所说的贤能民主是很科学的制度，这应当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但考虑到现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过渡方案，充分考虑各方的接受程度，使改革的动力大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第二步是最终目标，在达成科学共识的基础上，实行比较科学的制度方案，包括你刚才所说的贤能民主。况且，党政军和全国人民要取得共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让大家理解支持贤能民主。”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5~10年的过渡期，在过渡阶段要同时照顾人民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考虑中国目前政治制度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政高层领导、退休干部和红色家族，要在过渡阶段体现其利益诉求，把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变成愿意接受改革的群体。通过过渡阶段的制度设计、社会共识和法律制度，让改革的阻力变成改革的动力。比如，党政军领导的权力与利益，民主党派和企业家的权力与利益，人民群众的权力与利益，都要在过渡阶段的制度设计中体现出来，形成多方认可的比较科学的权力格局。”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所提出的问题非常现实，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贤能民主、圣贤治国，有一个汇集贤能的“圣贤院”，这既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最高领导，也是思想文化教育的最高领导。我们可以把“圣贤院”改为“资政院”，让党政高层领导和退休元老都加入“资政院”。如此，党政高层领导和退休元老的权力与利益都能得到保障，其智慧也可以得到有效发挥。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及当今各位中央领导的权力与利益都得到保障，也可以让他们的智慧在未来继续发挥馀热。
“资政院”的构成，党政高层和退休元老占50%，各界贤能占50%，让政界和学界的智慧结合起来。就像今天我们的智慧交流，温总理的从政经验智慧是我们学者没有的，但我们学者有专业研究优势，学者与党政领导结合就是学术与实践的结合，这是更加科学的智慧决策机制，也是更加科学的权力实践机制。学者从党政领导那里获得权力支持，党政领导从学者那里得到智慧支持，智慧与权力紧密结合，让权力更有智慧，让智慧更有权力，这是非常绝妙的制度。就像今天通过与温总理交流，我们原来所设想的“圣贤院”制度更加完善了，从学术走向务实，“圣贤院”变成了更加具有实践价值的“资政院”。
要在过渡阶段形成多方认可的比较科学的权力格局，这可以在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中体现出来。比如，在过渡阶段，全国人大（国会）的人大代表（议员），党政军中上层领导占20%，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战士占20%，民主党派与企业家占10%，人民代表占50%。当然，由于各党派都参与人民代表的选举，执政党具有强大人才储备，人民代表之中还有很多执政党的党员。如此，可以确保执政党在过渡阶段继续执政，执政党就可以借助全国人大来掌控国务院。通过民主过渡阶段的实践，执政党通过强大人才储备和先进的执政理念，仍然可以让执政党长期执政，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地方党政领导可以采用中央任命与地方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中央任命地方监督长官，地方民主选举行政长官，形成彼此制衡，确保分权自治与国家统一的有机结合。在改革过渡阶段，地方党委书记改为“总督”（省级）或“督尉”（县市），作为中央与省市监督领导下级地方民选官员的最高官员，前期由执政党和国务院任命，后期由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议会）任命。比如，新疆有中央任命的总督，又有地方民选行政长官，既有地方的民主自治，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温家宝总理说：“改革不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专业学者。刚才你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具体方案，很符合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在改革过渡阶段及改革之后，都需要权力与智慧相结合，党政领导与专家学者相结合，才能让执政更科学，才能让改革更智慧。建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省部级领导等，聘请优秀学者为参谋、顾问。让权力拥有智慧，让智慧嫁接权力，才能更加务实的利国利民。”
北京学者说：说实话，中国共产党自掌权以来，长期牺牲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牺牲中华民族的未来，把维护共产党专制统治当作最高目标，共产党就成了压迫人民、奴役国家的专制机器。专制统治暴政让中国人民看不到希望，专制统治暴政正在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专制统治暴政就是中华文明的最大敌人。
如果中共高层领导继续维护邪恶的专制统治，如果中共高层领导不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人民和历史的正义将对中共高层领导家族与红色家族进行彻底的清算，让这些维持中共专制暴政的势力最终是得不偿失、人财两空。现在，主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改革，是中共高层领导家族和红色家族自救的唯一方式。否则，他们将迎来人民如同火山大喷发的怒火，历史的正义将给他们彻底的大审判。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能再拖了。推动中国民主化改革，这不仅是拯救中国人民、拯救中华民族，也是中共高层领导家族和红色家族的自我拯救。否则，人民的怨恨与怒火将越来越深，中国经济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中华民族的未来遭受更严重的摧残，最终也导致中共高层领导家族和红色家族遭受严重的历史审判。”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拖延很久了，现阶段有很多改革应当立即推进。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应当尽快实际推进，县级以下的基础民主选举尽快实际落实，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尽快实行民主选举，党政领导尽快实行公推公选和差额选举，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尽快落实，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尽快放开，党政分开、民主监督、政务公开、信息透明、司法公正等尽快实施，让权力在阳光下公正的运行。这是尽快缓解党与人民矛盾简单易行的措施，也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化保障。”
“即便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长期执政，那应当是民主执政，首先就应该是落实党内民主。如果连党内民主都没有，那就不是维护党的利益，而是维护少数人的专制统治，共产党就成了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维护党的利益和维护党中央的领导就成了维护少数人专制利益的借口。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应该尽快真正落实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决策形成科学决策，然后执行民主科学的决策，而不是权力集中于党政一把手。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是维护民主科学的集体领导，不是服务于最高领导人的专制权力。现在仅存的党内民主和民主决策面临倒退危险，党政领导的个人决策代替民主集体决策，个人专权代替科学决策，导致个人错误变成国家损失，这就是中国近十几年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
（2）以天理良知指导政治思想文化
温家宝总理说：“适应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需要进行彻底改革。无论是思想理论体系，还是政党的组织机制和国家的政治体制，都应该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所存在的问题，但马克思当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存在问题，马克思也没有看到后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从人类近一二百年历史来看，无论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还是右派的资本主义，都存在诸多问题。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为了适应国家与文明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改名重组。我们可以从现在中国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取名字，中国共产党直接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党’。这样，‘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等与执政党名称更加直接相关。改组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党，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以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为最高宗旨，以科学的思想文化和中华圣贤智慧为思想指导。”
“中国共产党按照思想理念改名重组，凡是支持中国全面改革发展的党员干部都加入作为执政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党，与过去的历史罪行进行彻底切割，让中华人民共和党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凡是坚守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党员干部，改名重组为‘毛泽东共产党’，简称‘毛共’，承担毛泽东及旧中共的一切罪行。人民币和天安门移除毛泽东头像，天安门广场移除毛泽东纪念堂，各地移除毛泽东雕塑及语录。”
“执政党改组后，党政要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则真正分开。党政分开是法治，党政不分是专制。党政分开，党在国家之下，这是民主法治的前提。党政不分，党在国家之上，民主法治就失去基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就是党天下，这与帝王家天下没有多少区别。我们反对帝王专制，也要反对党国专制，这才能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北京学者说：中国的执政党应当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中华文化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周易》为大道之源的中华古典文化就是最科学的思想文化。《周易》是研究天地人神宇宙万物之道，这是科学性与神圣性相统一的伟大思想文化，这既克服了诸多宗教的迷信思想，又具有理性的神圣的伟大追求。伏羲、周文王和孔子是《周易》的三大作者，孔子继承周文王之道，周文王继承伏羲之道，因而儒家思想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儒家思想主导的思想文化才是正统中华文化。
但是，由于满清专制统治导致近代中国的落后，无知的知识分子把中国近代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并把法家思想、帝王专制、游牧民族专制统治及其落后思想文化等都归罪于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导致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遭到严重污蔑，导致现代中国人缺乏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进而导致崇洋媚外、自毁文化、道德堕落、家庭解体和超低生育率危机。因此，中国需要彻底纠正无知的知识分子与政客所导致的文化大破坏。
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最科学合理的是儒家，其次是道家，再次是佛教。儒家实现了神圣与理性的伟大科学统一，最有利于实现家庭、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道教和佛教承认灵魂投胎转世，这比不承认灵魂投胎转世且存在大量虚构神话故事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更科学。但是，道教和佛教使个人脱离社会，佛教把人生当作痛苦且毁灭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这都不利于家庭、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唯有儒家思想是科学、神圣与可持续发展的伟大统一。
儒家在宋明时期爆发的天理思想和心学思想，成为现代性与伟大性的科学统一。天理就是天地万物之理，天理就是自然法、自然正义，由此演化出现代文明的自然权利体系，这启迪了西方“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等一大批思想家。“天理良知”是儒家思想的思想标准，“阳明心学”将“天理良知”变成修心与实践的伟大结合。“阳明心学”以天理良知进行思考，以天理良知作为行为标准，实现天理良知与行为实践相结合的“知行合一”，这成为现代文明最好的文化信仰与修身之道。
因此，中国的执政党应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天理良知和阳明心学为党员的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党”，为了避开中共的历史罪行，可以简称“华共”。中国执政党以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传习录》等作为思想指导，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人民币和天安门移除毛泽东头像并使用孔子头像，天安门广场拆除毛泽东纪念堂并改建为中华圣贤堂。
温家宝总理说：“我的爷爷是教授儒家经典的私塾先生，我从小就阅读背诵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诗经》。儒家经典的美德智慧已经融入我的灵魂，成为我一生的思想指导。如果党员干部都能深入学习儒家经典，以天理良知为思想言行标准，就能诞生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贤能，让中国成为贤能治国的伟大国家。以天理良知为思想言行标准的阳明心学，应当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也是党员干部贯彻贤能治国的思想文化根本。”
北京学者说：实际上，现代中国人没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已经变成了骗人骗己的表演，造成金钱和时间的巨大浪费。共产主义的宣传已经变成全国人民的笑话，人民不信，共产党不信，人民知道共产党不信，共产党知道人民不信，这样浪费钱财和时间的骗人表演早应该终结了。只有变成宣传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让中国人恢复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全球竞争力。
温家宝总理说：“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思想宣传应当逐步过渡到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文化和圣贤智慧，逐步淡化宣传马列主义。可以从‘马克思+孔子’转变为‘孔子+马克思’，然后变成儒家思想和中华圣贤智慧。建议现在的党校和思想政治课尽快加入儒家经典和阳明心学，尽快从马列主义思想过渡到中华思想文化。这样，才能让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学习从应付表演变成吸取圣贤智慧，用圣贤智慧提升党员干部的美德智慧，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加速推进贤能治国。”
（3）军队国家化保障民主制度
温家宝总理说：“军队是政权的保障，军队国家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保障。中国要切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两千多年来的专制统治怪圈，就必须进行军队国家化。只有军队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帝王和政党，才能实现民主政治。没有军队国家化做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难以持久，民主政治制度就缺乏强有力的支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获得成功，必须推动军队国家化。”
北京学者说：温总理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因素——军队国家化。政党获取权力，专制途径是依靠暴力支持，也就是军事暴力的大棒，这与帝王专制及军阀统治没有多少区别。民主法治途径是依靠信任支持，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获得人民的信赖与授权，这是合法的民主授权。军队变成政党的党卫军，就会让政党权力失去制约与平衡，就会导致政党专制及专制暴政的犯罪可能性。“党指挥枪”，这不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政党为自己服务，最终让政党变成专制怪兽，不仅让政党领导人的灵魂犯罪，也害了国家与人民。
温家宝总理说：“共和国的前提是军队国家化，没有军队国家化就没有真正的人民共和国。没有军队国家化，就没有稳固的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就很容易倒退回来。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军队国家化就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长期保障。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可以有恰当的过渡方案，但目标仍是军队国家化。”
北京学者说：坚持“党指挥枪”，就是坚持党国专制，就是企图以暴力镇压人民、奴役人民，就是坚持专制暴政压迫人民、损害国家、祸害民族。谁反对中国军队国家化，谁坚持“党指挥枪”，谁就是维护党国专制统治，谁就是人民和国家的敌人，谁就是继续祸害中华民族的罪人。因此，必须在法律制度上废除“党指挥枪”，让人民军队真正属于人民，让国家军队真正属于国家，而不是让军队成为政党维持专制暴政的暴力工具。
中国军队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中国人民的军队，这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任何政党与个人的军队。“党指挥枪”违背人民解放军的使命，破坏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党指挥枪”就是政党和独裁者篡权夺位，就是阴谋颠覆人民共和国，就是准备以暴力压迫中国人民。谁坚持“党指挥枪”，谁就是维护专制统治暴政的阴谋家，谁就是人民和国家的敌人，人民和历史必将给予严厉审判。
军队属于国家，军队、武警和公安都应该归属国务院领导，并受全国人大（国会）与资政院的监督管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可以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副主席，中央军委实行集体民主领导。军队维护人民和国家利益，军队维护科学民主的国家制度与遵从天理良知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军队维护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种合理法律规范。除此之外，军队对政党和政客保持中立，打击政党和政客的非法非理行为。
在军队管理上，军队仍然可以采用“长官+政委”的双领导模式，但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是服务党指挥枪，而是为军队进行良好思想文化教育。在过渡阶段，政委代表执政党、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然后改为代表资政院、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人枪分离，枪弹分离”是维护“党指挥枪”及党国专制暴政的重要工具，也是让军队被党国专制暴政蹂躏的工具。“人枪分离，枪弹分离”不仅是让人民在党国专制暴政之下没有尊严与安全感，也让所有解放军将士在党国专制暴政之下没有尊严与安全感。“人枪分离，枪弹分离”不仅是党国专制的制度工具，也让中国军队更难以应当突发事件。在人工智能时代，军队要可以随时应对机器人暴动的突发事件，“人枪分离，枪弹分离”就会使军队十分脆弱。
一个解放军少将说：“党指挥枪”、“人枪分离，枪弹分离”，让军人没有尊严，让党国专制暴政可以随时践踏军队将领的尊严。我支持武统台湾，甚至我们可以主动制造边境冲突，只要我们部队拿到足够武器弹药，就立即起义。然后，我们派军队保护好地方党政领导、电视台和通讯公司，宣布当地起义，发动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推翻共产党专制暴政。我们周边部队也商量好了，只要他们以平反叛乱的名义拿到武器弹药，也宣布起义，再向周边进攻。不出两个月，我们解放军就能解放全中国，推翻共产党专制暴政，审判所有维护专制暴政的中共高层家族。
温家宝总理说：“目前，军队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又像靠近烟火的火药桶，随时都可能发生暴动。以前张又侠还有威望领导军队，但拘捕张又侠让军队更加绝望、羞辱、不安、愤怒，更加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拘留审查张又侠，党内少了一个不同意见者，却多出了一大堆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将领，让整个军队的怒火高涨，更难以和平的控制局面。只有真正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军队国家化，才能避免政治折腾军队，才能让军队有尊严的安心下来，才能避免军队暴动推翻党中央及报复中央领导。”
（4）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败机制
北京学者说：由于中国缺乏自由民主法治环境，导致腐败比较严重。反腐败是必须的，但反腐败必须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形成自由民主法治的反腐败制度机制。只反腐，不改革，不消除腐败的土壤，就是在粪坑里拍苍蝇，苍蝇永远拍不完。在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反腐败经常就是政治斗争、政治清洗、集权专制，搞的党政军领导人心惶惶。许多党政领导秉持“不干事，也不出事”的原则，选择躺平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被耽误，这种荒唐的局面应当彻底改革了。
温家宝总理说：“制度环境决定腐败的程度。只有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建立民主选举、人民监督、媒体监督、制度监管、权力向人民负责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源上预防腐败。现在的权力体系缺乏民主选举，权力自上而下，官员升迁如同买官卖官，腐败必然严重泛滥。只有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从制度上保障权力来源于人民，依靠人民和制度监督官员，才能根治普遍的腐败问题。”
北京学者说：反腐败必须摆脱人治，让贪官调查贪官，反腐败就如同笑话。反腐败必须摆脱共产党专制，反腐败不能是政治斗争和集权专制的工具。因此，政府和军队反腐败由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共同领导，中共中纪委不参与政府和军队的反腐败。在政治体制改革过渡阶段，中纪委由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共同领导，仅涉及执政党领导人。建立公正的法治的制度型反腐败，结束人治型派系斗争式反腐败，尽快结束现在党政领导集体躺平的荒唐局面。
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一是靠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二是反腐败要符合人性和社会现实。中国的党政领导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发挥较大作用，所涉及利益非常多，在当今物质主义时代，党政领导面对的利益诱惑与环境压迫非常大。由于中国党政领导队伍过于庞大，加上过去公务员低工资高福利的惯性，导致官员工资偏低。面对专制体制下升官买官的腐败需求，面对物质主义的生活压力，这必然导致大量腐败。逼着人像清官海瑞一样清苦，让人在买官卖官的专制体制下不腐败，这是违反人性的。可以说，党政军腐败的最大问题就出在党中央，但党中央又以反腐败的恐惧威慑党政军领导，这就等于让人踩着粪坑又不允许人身上有臭味，这是蛮不讲理的专制暴政。
解决腐败问题，我们有两条建议，一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加强民主监督和媒体监督，建立消除买官卖官和权力寻租的制度环境；二是提高官员工资收入，实行高薪养廉，同时加强制度化反腐败机制，让反腐败更符合人性和社会现实。我们建议，公务员减少一半，福利变工资，工资提高一倍或更多。官员数量减少，部分福利和公务开支变成工资，官员工资可以提升两倍或更多。比如，取消公务车和司机，直接变成领导工资。涉及重大权力与利益的领导，实行高薪养廉。比如，国家级领导年薪500万~1000万元，省部级领导年薪150万~500万元，厅局级领导年薪80万~150万元，县处级领导年薪40万~80万元。
与腐败金额及浪费金额相比，高薪养廉加制度化反腐败是社会成本最低的。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来说，激励措施良好的高薪养廉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国家投资。官员工资包括基础工资+绩效工资，绩效工资的考核包括政绩、政务、人民评价、清廉程度、重要事务处理。政绩突出、人民评价高的清廉官员，可以给予超额奖励。反之，则扣减绩效工资。比如，县长年薪40万元，基础工资是20万元，绩效工资是20万元。如果政绩较差、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涉及腐败、重大事故涉及责任，则绩效工资可以清零。如果政绩很好、真抓实干、作风清廉、人民群众评价较高，绩效工资可以翻倍，总年薪升至60万。如果政绩在全省领先、人民群众评价很高，总年薪可以升至80万。国家设立优秀县市领导大奖，对于政绩突出且人民群众评价较高的县市领导，再给予百万奖金。
温家宝总理说：“从人性而言，高薪养廉+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可以有效的降低腐败，减少社会的腐败损失和浪费损失，这对国家发展是非常有益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依靠腐败升官，杜绝实际隐藏的各种买官卖官行为。涉及组织选拔的官员，要进行公开公正透明的考核，加强公推公选，接受各界监督，以民主选拔机制杜绝各种途径的腐败升官。军队升迁要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考核，全体官兵参与推荐推选，接受公开监督，以民主选拔和民主监督杜绝花钱买官，将军队升迁变成按照功绩和能力升迁。通过公正透明的制度机制，才能安定官心和军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军队作战能力。”
（5）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北京学者说：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缺乏自由法治的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制约经济发展活力，人为的给经济社会发展制造枷锁，还导致权力与金钱相结合大量掠夺财富；二是中国超低生育率导致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摧毁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能力，断送中国崛起的未来。
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低落，一是因为人口形势持续恶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在持续爆发；二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停滞与管制强化，自由与法治出现倒退，产权和企业自主经营缺乏保障，导致企业家和资本失去信心与安全感，导致外资撤资和企业家出逃，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下滑。
权力欺压和掠夺民营企业家的典型是河北孙大午案。孙大午在1985年创立大午农牧集团，1995年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之一。孙大午支持宪政民主，结识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时信仰儒家学说和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理想。孙大午独创“私企立宪”，公司实施“私有，共治，共享”，与员工一起共治共享企业，就像私人企业的共产主义，为员工提供接近免费的医疗，为员工孩子教育提供大力支持。但孙大午不愿向权力谄媚，导致孙大午与当地政府关系十分僵化，当地官员长期给孙大午穿小鞋、使绊子。
2020年11月，孙大午家人及公司高管等28人被河北警方暴力逮捕。2021年7月，高碑店市法院以专制方式强行判决孙大午有期徒刑18年。2022年4月，高碑店市法院将估值百亿元的大午集团以6.861亿人民币强行非法贱卖给权贵企业。一个爱国爱民的理想主义的著名企业家，不仅最终被专制统治暴政剥夺的一无所有，还身陷牢狱18年。令无数中国民营企业家心寒、恐惧、愤怒、绝望，乃至逃离中国。
2020年，过度防疫导致政治对经济社会管控严重加大，加上政策强调“内循环”和“共同富裕”，让很多企业家认为是闭关锁国和掠夺私有产权，导致企业家恐慌。2021年8月，中央高调强调“共同富裕”，同时对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集中整顿，导致民营企业家更加恐慌。2022年的上海封城和全国更加严格的疫情管控，让民众和企业家更加恐慌集权专制的加剧。于是，2021年后，逃出中国的“润学”爆红，年轻人“躺平”文化流行，大量企业家移居海外，从中美洲走线到美国的中国人数量暴增。随后外资信心也大幅下降，2023年大量外资撤离中国，很多外资讨论撤离中国。
目前，由于专制体制与人口危机的双重因素，经济发展危机最严峻的是东北。一是因为东北的自由开放法治的环境更薄弱，民营经济发展能力较弱。二是因为近三十年东北在所有省份中的生育率最低，经济发展能力低下又加剧人口流失，导致东北提前面临老龄化危机。日本从1960年代开始陷入低生育率危机，导致日本经济从1990年代开始一蹶不振。中国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导致中国提前面临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让中国成为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东北更是提前“未富先老”，经济发展率先出现又老又穷的悲惨命运。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自由民主法治，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体系就会僵化，各种自由限制和侵犯产权就会扼杀经济活力，钱权结合就会垄断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共同摧毁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与生命力。东北经济发展形势低迷，除了人口形势恶化，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有更早改革开放所创造的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环境，比东北更加自由、开放、法治、开明、民主、透明、产权明确，进而吸引更多资本、人才、劳动力流入东南沿海。中国近十几年经济发展形势低迷，除了人口形势和发展阶段，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停滞及自由法治的倒退，企业家、资本、人才等缺乏信心、希望与安全感，很多地方党政领导选择躺平不作为。”
北京学者说：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有两个大循环，一是生产创造与消费需求的循环，二是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循环。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消费就难以长期提升。如果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如高房价、国企垄断），民众收入不足、购买力不足、消费不足，生产力潜能就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甚至引发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如果人口再生产不可持续，物质再生产也终将不可持续，因为经济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活动。如果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机制破坏生育（如女权主义、女性过度参与就业），就会损害人口再生产，引发长期经济发展危机。对中国来说，民众收入不足和低生育率危机，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做好守门人，建立自由公正法治的规则制度，提供好基础设施服务，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弥补市场不足的地方，然后就是权力自律、无为而治、不乱干涉。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就是专制统治之下的最高权力采用文革化的方式粗暴干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倒退让企业家失去信心与安全感，国企垄断、国进民退等挤压民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因此，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干涉和权力寻租，促进自由民主法治发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才能扭转专制权力对经济民生的损害。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滑，企业家信心下降，与党政分离原则和民主科学决策的倒退密切相关。党中央负责战略规划，国务院负责政务，各自科学决策，形成权力制衡。但近十几年来，党中央以各种小组架空国务院权力，党中央直接指挥国务院，党中央直接代替国务院，科学决策机制弱化，权力制衡机制弱化。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就要解决权力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根源，推动党政分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强化国务院自主的民主科学决策，强化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职能，推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独立司法职能，推动言论自由之下的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体等对党中央的权力制衡，避免权力失去制衡的集权专制灾难，以民主科学决策代替个人主观决策。”
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被温家宝总理的警告所验证。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社会危机的制度根源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因此，拯救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一是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改革发展，以自由民主法治取代集权专制，以分权制衡取代权力失去制衡的灾难，以有活力的制度机制挽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二是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挽救经济民生压力，拯救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挽救超低生育率危机，拯救中华民族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危机。
（6）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
北京学者说：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来看，马列主义左派专制统治严重侵犯人的自然权利，严重压迫思想言论自由，导致人的权利与利益严重受损，导致愚蠢与谬论严重泛滥，严重破坏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西方左派自由主义不区分天使的自由和魔鬼的自由，打倒约束人性之恶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释放自私、贪婪、任性、放纵、傲慢、自负等人性之恶的魔鬼，导致道德堕落和文明秩序解体，严重破坏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必须警惕从马列主义左派的巨大陷阱走向自由主义左派的巨大陷阱。
左宗棠说，“天下之乱，先乱其是非”。思想文化价值观的认知错乱，这是国家与文明自我毁灭的开始。近代以来，思想错乱基本都起源于傲慢自负的愚蠢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经济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百年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误导，这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民生高压力的历史根源。胡适、鲁迅、柏杨等思想文化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百年的思想文化造成严重误导，这是当今中国文化损毁、道德堕落与超低生育率危机的历史根源。左派知识分子误导中国，其罪恶罄竹难书，其危害断送中华文明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巨大危险是，马列主义政治左派的深重危害还没有结束，自由主义文化左派的毁灭级危害已经开始。结束左派毁灭中华，就是拯救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
马列主义左派是破坏政治经济，这比较容易恢复。自由主义左派是毁灭文化，直接摧毁民族和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自由主义左派比马列主义左派的危害更大。自由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既有天理良知的自由，也有人性之恶的自由。自由不是没有约束，而是恰当自律之下的自主，人性之恶的自由不是自由权利。符合天理良知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天理良知就是自由的最高法规。谬论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认识真理是自由的保障。真正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自由制度是保障天理良知的自由，遏制人性之恶的自由。
由于自私、贪婪、傲慢、自负、任性、固执、狭隘等人性之恶，绝大多数人的思维被人性之恶囚禁在井底，很多人的思维变了井底之蛙的局部思维，进而导致谬论泛滥。圣贤先知以光明良知克服人性之恶对思维的绑架，站在大历史时空思考天地万物之理而摆脱局部思维的谬论，圣贤先知以天理良知的大历史时空思维模式获得真理的智慧。因此，圣贤先知才能资格制定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维持民族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成为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真正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是圣贤先知的智慧，而不是人性之恶、专制统治、强权暴力等留下的历史糟粕。在当今各种思想谬论泛滥的时代，必然让圣贤先知重新引导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才能给灵魂和文明做出最佳指引。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制统治者，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真理。首先，真理是符合逻辑的深远认识，不同于人的肤浅认知，承认真理就往往是否定自己的肤浅认知，傲慢、自负、虚荣、顽固、狭隘等人性之恶的情绪让人厌恶真理。第二，认识真理需要天理良知克服人性之恶的井底之蛙思维，人的品德不足就会导致智慧不足，也即人性之恶蒙蔽良知。第三，真理是以整体长期的视角看问题，真理往往与短视的局部利益相冲突，导致普通人和专制统治者都不喜欢真理，经常是圣贤先知在孤独的坚守真理。第四，左派打着自由、解放、平等、进步、博爱、民主、多元、包容等道德旗号，推广各种左派思想，很容易误导人心。同时，坚守圣贤先知所发现的真理，却被左派污蔑为落后的保守主义。传播谬论成为时髦，坚守真理成为保守。人心被误导，文化被破坏，道德被解体，文明被摧毁。
人不仅经常不喜欢真理，连真话都难以接受，经常是痛恨真话。所以中国古语说“真言逆耳”，人几乎天生不喜欢听真话，而是喜欢听假话。越是骗人的谎言，越是违背真理的谬论，就越能得到传播与认可。中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无论自由制度还是专制制度，真理一直失败，谬论一直横行，各种左派思想一直泛滥，导致中国近百年的诸多悲哀，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及人性之恶所导致的。
中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左派就开始通过言论自由祸害中华，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危机。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同样也是左派通过言论自由而传播谬论，导致文化解体、道德堕落、低生育率危机，再通过引进黑人穆斯林，彻底颠覆西方文明。从历史来看，言论自由如果处理不慎，就会导致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巨大灾难，甚至是毁灭性的危机。现在，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网络博主，他们都能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通过误导人心而获利，这远比贪污腐败、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这直接破坏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言论自由可以让真理获得自由，也让谬论获得自由，经常是谬论更泛滥，这是人的愚昧无知与人性之恶所决定的。专制让真理没有传播的自由，同时又传播专制的谬论，因而专制让真理更失败。无论是自由社会，还是专制社会，真理经常被逆向淘汰。解决真理与言论自由的逆向淘汰困境，必须由坚守天理良知的圣贤守卫真理，让天理良知驻守灵魂。儒家思想的标准就是“天理良知”，“阳明心学”以“天理良知”为思想言行的标准。因此，要让真理获胜，必须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儒家思想作为思想文化教育主导，让思想言行坚守“天理良知”的“阳明心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
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必须找到真理中道，才能避免中华民族再次在阴沟里翻船。从政治来看，儒家的“贤能民主”以制度机制和思想文化共同遏制权力的人性之恶，以共和制的贤能治国实现最大的仁政，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理中道。从经济来看，儒家的“义利合一”禁止权力和资本没有仁义的自私最大化，将利益和道义结合起来，防止权力和资本掠夺性的攫取利益，就是经济民生的真理中道。从思想文化和言论自由来看，儒家的“天理良知”将科学性与神圣性结合起来，让灵魂和文明发展实现“止于至善”，就是思想文化的标准和言论自由的真理中道。儒家切中真理中道，这是因为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研究天地人神万物万灵之理，实现科学性与神圣性的伟大统一，以达“止于至善”的最伟大目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传习录》等儒家经典，都深刻体现了来自“天理良知”的伟大智慧。
中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既要有真理与真话的自由，又要有对谬论与谣言的限制。否则，各种思想谬论泛滥，就会摧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导致毁灭国家与文明的制度陷阱，就会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因此，建议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改为“思想文化宣传部”（简称“文宣部”），归属“资政院”和国务院领导。互联网、媒体、出版、教育、文化等，都应归属国务院领导，都由“资政院”进行指导。“资政院”汇集德才兼备的圣贤先知级学者，领导规划民族与国家的大战略，探寻国家与文明的发展方向，奠定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引导教育、文化与思想舆论的正确方向。
近年来，党中央以专制方式粗暴限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把讨论中央决策当作“妄议中央”，导致目前中国的言论自由限制仅次于“文革”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最严重的专制暴政。真理是越辩越明，批评党中央就是让党中央兼听则明，而不是陷入偏听偏信和独裁专制的愚蠢。党中央企图封锁互联网，严控网络翻墙，打击说真话的人，就会让人更加联想到文革化、朝鲜化，进一步激发恐惧、绝望、躺平、出逃，反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将进一步恶化，继而更加危害政权安全。实际上，思想言论管的越严，人民越愤怒，政权越不稳定。让人民骂一顿，人民怒火消一些，反而有利于政权安全。打击真话，封锁真相，数据造假，妄图以宣传“中国经济光明论”欺骗民众，只能进一步加剧不信任，导致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崩塌。
实际上，试图以严厉限制思想言论自由来维护中共政权，试图以专制暴政维护中共长期统治，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有害的，严重祸害中华民族，也让中共领导人罪恶深重，最终遭到历史、人民与神明的审判。建设“贤能民主”的科学制度，建立“义利合一”的民生经济，建立“天理良知”为指导的思想文化与言论自由，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才能符合历史的长期选择，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以仁政的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这才是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伟大选择，也是中共领导人造福自己和无愧历史的伟大选择。
温家宝总理说：“从历史来看，言论自由制度确实是关乎国家与文明的命运。如何让真理得到自由传播，如何让有害谬论被限制，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言论自由。绝对自由放任的言论自由，任由危害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谬论泛滥，这是严重不负责任。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而严厉限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严重有害的。目前，严厉限制思想言论自由，已经严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导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系列矛盾。人民的民主权利被限制，民主决策难以推进，民主监督和媒体监督沦为空谈，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事业。尽快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让人民的声音发出来，让学者的智慧释放出来，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与危机。”
北京学者说：我有一位很有智慧潜力的学生，因为网上发表文章，被政治警察和国安警察威胁恐吓，连在国内无法出版的书稿都被警察强制删除。他非常伤心绝望，愤怒的出国了，再也不愿待在专制的电子监狱高墙之内。他宁愿在澳洲农场干体力活，也不愿在国内做体面的工作，等于是中共专制环境毁掉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思想人才。我的思想也是迟迟无法发布出来，不少学者朋友积累了多本书稿都无法出版。我为我感到可悲，我为我的学生感到可悲，我为千万学子感到可悲，希望中国尽快结束这个历史级的大悲剧。给智慧以自由，给国家以希望，为人类文明带来智慧的光芒，但愿这智慧的光芒不再被专制统治的乌云所遮蔽。
三、中华民族到了大崩溃的千年危急时刻
1905年，针对民族危机、专制压迫和民生艰难，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今天，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超低生育率将迅速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从专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倒退，专制权力和资本结合共同压迫民生。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拯救中华民族命运已经迫在眉睫。
（1）拯救超低生育率与长期经济危机
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由于经济民生压力，由于现代经济社会对生育的逆向激励，由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中国近三十年面临超低生育率危机。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0，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国新生人口下降到792万，仅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尼日利亚新生人口764万，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万，美国新生人口366万。按照目前趋势，中国新生人口将很快低于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预计在2056年低于美国，然后很快跌到世界前十名之外，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彻底崩塌！
按照1.0的总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5%，两代减少80%，三代减少91%，四代减少96%，五代减少98%，中华民族面临五千年来的最大危机。2025年中国新生人口仅为全球的6%，预计2100年中国新生人口将不足全球的1%，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将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中国的土地也将沦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兴衰存亡危机！
人是经济科技的创造者，人是经济科技发展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经济科技发展的生命载体，人口就是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生命载体。人工智能无法解决超级老龄化之下的创新活力大幅下降，人工智能无法解决人口大崩溃所导致的创新能力大崩溃和市场需求大崩溃，人工智能不可能解决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大崩溃所带来的经济科技发展能力崩溃。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将彻底摧毁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将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工业废墟”，将中国从绚丽的城市变成“建筑废墟”。
拯救中华民族大衰亡的命运，必须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彻底的改革，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危急时刻，谁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步，谁再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改革发展，谁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最大罪人、最大叛徒！目前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兴衰存亡危机，已经不亚于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古灭宋、满清灭明和日本侵华，坚持专制暴政的危害几乎已经超过任何历史时期，谁再坚持专制暴政，谁就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人！
导致中国超低生育率的因素，首先是维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反婚姻反生育的断子绝孙思想病毒泛滥；其次是现代经济社会机制严重打击生育，社会化养老和社会化医疗几乎摧毁结婚生育的必要性；再次是经济民生的高压力，使生育意愿脆弱的年轻人更不愿意生育孩子。在过去贫困的艰难时代，由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机制支持生育，生育率仍然比较高。但现在，维持民族和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已经被毁，现代经济社会机制沉重打击生育，导致经济民生压力可以明显影响生育。
近十几年来，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已经显著显现。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最大原因就是人口形势恶化。我们在十几年前就预测，中国29-33岁购房主力人口从2020年的1.22亿下滑到2030年的0.73亿，10年下滑40%，必将带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大崩溃。由于专制权力借助疫情防控严重折腾经济民生，年轻人纷纷选择躺平而不愿负债购房，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大崩溃提前到来。2020年中国新房销售面积是17.61亿平方米，2025年下滑到8.81亿平方米，5年下滑50%！很多中国年轻人在绝望中选择躺平，而且他们知道新生人口大崩溃必将带来房地产大崩溃，房地产刺激措施已经无法再欺骗他们去负债买房。
人是经济科技的创造者，人是经济科技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经济科技发展的生命载体。超低生育率导致中国新生人口长期快速下滑，导致年轻人口持续快速萎缩，导致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必将摧毁中国经济科技发展能力。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形势，我们在十几年前就预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将在2013年之后陷入长期下滑，2035年之后中国GDP增长率将低于美国或世界平均水平。
由于中国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科研投入持续增加和1986-1990年最后一次婴儿潮，让中国有一段科技爆发潮，高峰期约是2015-2030年，这是中国最后的高光时刻。随着最后一波婴儿潮人口老去，中国经济科技竞争力将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衰退。科研人员最有活力的年龄是26-45岁，随着最后一批婴儿潮科研人员老去，我们预计2035年之后中国将迎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双重崩溃。
我们在十几年前用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准确预测中国产能过剩危机。中国25-29岁消费最活跃年轻人口从2015年的1.27亿下滑到2025年的0.75亿，10年下滑41%，导致中国很多产业陷入严重产能过剩，被迫用出口消化产能过剩。事实证明，我们用人口预测经济非常准确，因为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人口的长期趋势必然决定经济的长期趋势。因此，一些人口经济学者利用新生人口数据预测妇幼产业、幼儿园和中小学倒闭潮，准确率几乎就是100%。同样，用各年龄段人口和预期寿命预测养老和殡葬产业，准确率也是接近100%。
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人口就是经济科技活动的生命载体，人口的长期变化必然决定经济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因此，我们可以100%的确定，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就是中国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最大灾难，就是摧毁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危机。因此，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性改革，扭转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就是拯救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任务，也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最大任务。
在中国产能过剩的今天，消费显著不足，经济刺激就应该以消费为主，鼓励生育就是最好的消费刺激，也是对未来最大的投资。挽救中国经济，除了未充分满足的新质生产力和消费需求之外，应当全力对结婚和生孩子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长期而言，对于超低生育率的中国来说，最大经济刺激应当是鼓励生育。除此之外，其他经济刺激措施仅短期有效，无法挽救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危机。鼓励生育对消费和生产力的刺激作用是最长期的，只要大幅提升生育率，就可以有效解决消费不足和长期发展前景恶化。因此，可以把产业补贴和消费补贴都取消，把几乎所有经济刺激资金都用来鼓励结婚和生孩子，才能最有效的挽救中国经济科技长期发展。这不是极端，这是拯救中国经济科技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措施。
生孩子首先就是为社会创造新的消费者，同时也创造就业、税收和GDP。生孩子为社会创造新的劳动创造者，为社会贡献税收和GDP，为社会缴纳养老和医疗等社保费用。生孩子是为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做贡献，鼓励生育就是政府最应该做的长期投资。除了伟大的科学发现、思想发现和政治改革，生育孩子就是对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最大贡献。发达国家用于鼓励生育的财政支出约占GDP的2%~3%，中国不足1%！养老支出是没有未来发展效益的消费支出，但中国财政和社保的养老支出已经占GDP的4%，远高于鼓励生育的支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政府强迫年轻人缴纳社保费用去养老人，却不愿帮助年轻人养孩子，这等于是让老年人去喝小孩的血，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的行为之一。
年轻人没有义务缴纳社保费用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政府也没有权利拿年轻人的纳税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但政府却打着仁慈与福利的旗号这样做了，这实为压榨年轻人和摧毁未来的愚蠢行为。养孩子是对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伟大贡献，但政府却让年轻人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破坏养孩子的伟大价值贡献。政府拿年轻人本应该用于养孩子的钱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这是摧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政府应当停止让年轻人缴纳社保费用及纳税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或者，政府就应该拿出更多的钱去鼓励年轻人生育孩子。否则，政府就是摧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未来的邪恶专制暴政。因此，政府应该拿出比养老支出更多的钱去鼓励生育，鼓励生育的资金应该占GDP的5%以上。
中国可以通过压缩财政投资基础建设、压缩庞大的行政开支、压缩低效的产业补贴等筹集鼓励生育的资金。目前，中国可以通过彻底改变货币发行方式来筹集鼓励生育资金。现代货币发行方式有三种：1、财政式发行货币，直接印钱作为财政收入，可以直接降低政府、居民和企业的负债，但要警惕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2、债务式发行货币，央行向商业银行放贷，央行购买债券，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可能性，但容易导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过多；3、外汇占款发行货币，央行用本币买入外汇资产，等于是外国印钱购买本国的商品和资产。外汇占款就是外国印钱买中国产品，为何中国不自己印钱让自己的国民消费呢？因此，中国应当改变货币发行方式，通过扩大财政式发行货币，压缩债务式发行货币和外汇占款发行货币，就可以轻易筹集鼓励生育资金。
日本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多发行货币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因为日本陷入超级老龄化、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饱和、经济发展预期恶化、房价暴跌导致房地产资产泡沫破灭、企业和居民缺乏贷款需求、银行放贷比较谨慎。通过提高银行法定准备金率、适当提高银行利率、严格限制房地产信贷、央行收回贷款回笼货币、央行卖出债券回笼货币、限制地方政府和影子银行融资、提高资本充足率、打击房价上涨预期或政府收割房价上涨收益、补足容易价格上涨的产业短板，就可以降低货币乘数与通货膨胀，再允许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进而让政府更多以财政方式发行货币，即通过印钱获得财政收入。如此，中国政府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筹集鼓励生育资金。
中国正在面临日本式经济危机，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时代已经结束，超低生育率和超级老龄化持续推进，中国应当果断改变货币发行方式，直接印钱筹集鼓励生育资金，挽救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未来。所筹集资金全部用于鼓励生育，让国家承担年轻人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同时以低房价低房租来降低年轻人压力。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家统一免费提供孩子的教育、医疗、幼托，以集中采购方式免费提供孩子的奶粉、食品、衣服、尿不湿、玩具、基础婴儿用品包等，再给予生育补贴或生育奖励。同时，改革教育，消除学区房、消除补课需求、消除家长辅导孩子作业、消除高考恶性过度内卷（如“衡水模式”）、降低就业的学历与名校要求，降低教育的过度竞争与父母压力。
鼓励生育和生育补贴应当是帮助年轻夫妇养育孩子，不是取代婚姻家庭。实际上，无论是脱离家庭的社会化养老，还是脱离家庭的公共化养孩子，都是缺乏责任心的“人民公社大锅饭”，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鼓励生育和生育补贴一定不能破坏婚姻家庭，对单身妈妈的补贴与保护，就会导致更多离婚、单亲妈妈和低生育率，导致单亲孩子家庭成长问题。鼓励生育必须是先鼓励结婚，鼓励早结婚、早生育，才能长期提高生育率。不婚、离婚、晚婚、晚育、单亲家庭等，都会降低生育率。因此，中国应当立即废除鼓励晚婚的结婚年龄限制，把结婚率、生育率、初婚年龄、生育年龄、女性岗位妈妈比例、男性岗位爸爸比例等都纳入政府考核指标。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鼓励生育一定要克服平等思想。因为越是优秀的人，事业和时间的机会成本越高，鼓励生育补贴作用越低。相反，越是低智商、极端信仰、收入较低、学历较低的人，生育的机会成本最低，更容易通过生育补贴生育孩子。如此，鼓励生育变成种族与文化的逆向淘汰。比如，在欧洲，鼓励生育让黑人穆斯林生育更多孩子，因为他们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最低，获得生育补贴的激励作用最强。
因此，中国鼓励生育必须克服平等思想，根据智商、学历、品德、文化信仰等差异化鼓励生育，给予高智商大学生更高鼓励生育补贴，低智商、低学历、伊斯兰教教原教旨主义等不参与或少参与鼓励生育，并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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