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之死：从商人治港到北京主导

　   邓聿文评论文章：今年是香港回归中国29年，恰在此时，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以89岁高龄去世。他的死因而有两层象征意义：一是回归时代第一代政治人物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二是他所代表的“商人治港”，也在人物的物理意义上走到了终点。

　　所谓第一代政治人物，不只包括建制派。董建华、曾荫权、范徐丽泰、陈方安生，以及李柱铭、司徒华、刘慧卿等民主派人物，都属于这一代。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形成于回归前后，在特区成立后的最初十多年构成香港政治的主要角色。两边当时针锋相对，今天回望，却属于同一个时代：香港有活跃的本地政治，建制与反对派公开竞争，民意、议会和街头都能影响政府，而工商精英则处在实际管治结构的中心。

　　香港回归后的真正政治，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概括为“商人治港”。公务员体系固然重要，但主要承担行政和政策执行。真正对政策方向和利益分配具有巨大影响的，是工商、地产、金融和专业精英。这个格局不是1997年以后才出现，而是港英统治留下的传统。殖民政府没有民主授权，长期通过吸纳工商和专业精英进入行政局、立法局和各种咨询架构，形成政府与本地资本的政治联盟。北京接管香港时，基本延续了这个框架。

　　北京这样做不难理解。香港之所以对中国重要，首先就在于它不同于内地。它是亚洲重要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普通法体系、自由港和国际商业网络。回归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信心问题：香港资本会不会外逃，国际企业会不会撤走，金融市场会不会动荡，原有经济制度能否继续运转。要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尽量不改变原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并让最熟悉这套制度、也最有利益维护它的人继续参与管治。《基本法》规定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并明确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自由港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地位，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正在这里。

　　因此，北京选择董建华并非偶然。他不是公务员，也不是职业政治家，而是香港“船王”。由一个具有国际背景、又得到中央信任的船王担任首任特首，本身就是向香港工商界和国际市场传递信号，主权变了，但香港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不变。北京也相信，工商精英天然重视稳定、秩序和商业环境，由他们参与治港，既延续香港传统，又有利于把政治风险降到最低。商人治港从一开始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国两制”初期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

　　然而，这种模式的最大问题也恰恰出在商人身上。商人参与政治，首先关心的是自身利益；当大商人特别是地产资本在政治架构中拥有远超普通市民的影响力时，政府政策就很容易向他们倾斜。功能界别、选举委员会以及各种咨询架构，使工商精英拥有制度化的政治影响，其他社会精英的声音相对弱得多，更不要说广大普通市民。

　　这不只是一个贫富差距问题，也是政治代表性问题。香港经济高速增长时，人们可以接受这种安排，因为多数人相信自己也能从繁荣中获益。但随着房价高企、住房困难、财富和机会越来越集中，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感觉：香港的繁荣主要让少数地产和工商巨头获利，政府不是在平衡不同阶层利益，而是在保护既得利益。与此同时，教育扩张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中产和专业阶层，年轻一代对政治参与、公平和身份认同也有更强要求，他们却发现自己在既有权力结构中的实际影响仍然有限。可以说，商人治港在维护香港繁荣的同时，也不断扩大对自身不满的社会基础，为香港反对力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土壤。这是理解后来香港政治为什么不断走向对抗不能忽略的社会背景。

　　故而，“商人治港”的失败，不能只归咎于北京后来收权。它自身就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这套制度有利于维护资本和市场信心，却越来越难照顾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它能够在太平时期保持经济运行，却没有能力处理由利益失衡、政治参与和身份认同共同造成的社会冲突。

　　2003年反23条、2014年占中和2019年反修例，是这种矛盾逐步升级的三个节点。三次运动的起因和性质并不相同，但对北京产生的政治效果却有连续性：2003年让北京第一次看到本地统治联盟连国家安全立法都无法完成；2014年使政制改革和中央对港最终权力成为正面冲突；2019年则让北京认定，香港问题已经不只是治理和民主诉求，而涉及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特别是2019年，传统工商精英面对席卷全港的政治危机几乎无能为力，既不能调解，也不能组织足以稳定局势的社会力量。这等于向北京证明，他们拥有经济实力，却已经没有足够的政治管治能力。

　　北京自身也在变化。习近平上台后，中央更强调全面管治权、国家安全和政治忠诚，香港也越来越被置于国家安全和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考量。香港自身社会矛盾的累积和政治运动的激化，与北京治港理念的变化相互推动，最后共同终结了原来的商人治港模式。把今天香港的一切变化简单解释成北京单方面剥夺香港权力，固然失之片面；反过来，把责任全部归于香港反对派，同样解释不了北京自身治港理念的变化。

资料照片　Mike Fiala/Hulton Archive, via Getty Images

　　可以据此把香港回归后五任特首大致划分成三个阶段。董建华曾荫权属于回归时代的第一代，董是最典型的商人治港；曾虽然出身公务员，但基本延续原有工商精英主导的权力结构。梁振英和林郑月娥属于回归时代第二代。梁是过渡，北京对港事务介入明显加强；林郑月娥任内的2019年成为旧模式的终点。出身警务和保安系统的李家超上台，则是第三代，标志着香港进入北京主导治港的新阶段。从第一任特首是一位船王，到第五任特首来自安全系统，这个变化本身已经浓缩了香港29年的权力变迁。

　　工商地产资本今天依然重要，北京也仍然需要他们维持香港的金融和商业中心地位。但他们已经从事实上的共同管治者，退回为中央和特区政府需要团结、协调和管理的重要利益集团。与此同时，民主反对派也退出了香港的政治舞台。香港过去那种中央、本地工商精英、反对派以及社会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政治结构，已经让位于中央拥有明确主导权的新管治模式。

　　这种转换增强了北京对香港的政治控制，也提高了中央意志的贯彻能力。但管得住香港，不等于一定能够管好香港。商人治港留下的住房、贫富差距、社会流动和产业转型等难题，并没有随着政治秩序改变而消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所依赖的开放环境、制度特色和国际信任，也要在新的管治模式下重新接受检验。

　　从商人治港到北京主导治港，对香港究竟会带来何种深远影响，现在恐怕还不能过早下结论。这个新的治港模式最终比过去更成功，还是会产生过去没有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