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民主国家国民应对公共决策后果负责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伊拉克战争对现代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全新课题。





这场战争有两大特点：1，它是一场由民主国家发起的、意在“先发制人”而非应对“迫在眉睫威胁”的战争；2，战争发起方美英两国的国民普遍支持发动战争。这场战争给伊拉克平民造成重大伤亡，如果承认战争对平民的伤亡是一种罪恶，需要追究责任，那么，罪责当然只能由战争的主动发起方承担。

在这里，美英联军及两国政府固然要负责任，但作为战争推动者的两国国民是否也有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正是在美英两国民意的强大支持下，两国政府才悍然发动了战争，攻打、占领了伊拉克国土，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在这种强大民意的裹挟下，发动战争甚至一度成了美国公共言论中的“政治正确”，反战声音被迫噤若寒蝉。在民主制度框架下，两国国民已成为拥有左右政府公共决策能力的强大政治力量，没有强大民意的支持，政府不可能发动战争；反之，如果民意已决心开战，民主政府也无力阻止战争。

在实践形式上，成熟民主国家的国民凭籍背后有选举权、弹劾权支撑的社会监督权，在实际上拥有了参与即时决策的政治权力。兑现这种权力的唯一条件是民意必须凝聚成“公意”，如果国民普遍对决策事项漠不关心，公意无法形成，等于他们自愿放弃了参与决策的机会。而公意一旦成形、一旦左右了公共决策，参与公意的国民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对于后果严重的重大决策，如果未能形成公意阻止，国民也有失职之责，这才是“民主”的真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是成熟民主国家重大公共决策的最终决定者及责任人，他们应该对公共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在民主制度下，国民是主人，政府是仆人，这是民主理论对民主制度的一贯标榜。权责对称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如果作出决策的主人无须承担责任，一切责任只能由负责执行的仆人承担，那么其它政治体制下的决策者也无须为其决策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希特勒无须为二战、毛泽东无须为文革承担责任。如果决策者（民众）只享受权力，无须承担责任与后果，其结果必然导致不受制约的权力、不负责任的决策，决策者（民众）沦为暴君（暴民）。

在国内事务上，由于国民是公共决策后果的主要承受者，他们以这种方式承担了他们作为民主制度所规制的国家“主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无须再另行问责。但在国际事务上，政治决策的后果溢出了一国边界，它的主要后果并非总是由本国国民承受。当一民主国家的公共决策给其它国家人民造成重大伤害、构成犯罪时，对决策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国民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当然，民主国家国民在影响公共决策时，他们的认识可能被人误导、他们的情绪可能被人蛊惑，但是，这些并不构成责任免除的充分理由。任何决策者都可能受到蛊惑与误导，既然在此位置上、享有此项权力，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蛊惑与误导”不是决策者免于责任的理由，“不受蛊惑与误导”才是决策者应尽的义务。

既然成熟民主国家国民对公共决策负有相应责任，就应该为界定及追究这种责任设置一种有效机制。但是,现代政治学理论对民主制度的叙述主要局限于国内事务方面，对民主制度的界外效应少有涉及。在此之前，人类实践也没有为全面研究民主制度的界外效应提供足够经验材料。因此，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并未提及这种追究，更遑论在国内或国际政治领域中设计相应机制并付诸实施。

在民主制度的界外效应方面，迄今为止国际上有两种流行观点。一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证诸史实不难发现，这一结论其实只有在主要民主国家隶属同一军事同盟或国际利益集团时才可能成立；第二种观点是“由于民主国家民众具有左右公共决策的政治能力、由于民众的理性，民主国家一般不会轻易主动诉诸战争，因此民主制度的扩展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世界上几大势力相互制衡，战争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可能导致严重危险。但是，当国际格局演变为某一民主国家及其利益同盟一强独大、其它力量难以制衡时，民主制度的界外效应就会发生质变。在民众的理性中会失去对战争危险性的预期，在这种缺少制衡的民意推动下，战争会成为民主国家解决国际争端的方便手段，民主制度的这种界外效应且将成为影响国际事务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在没有一种权威能够约束强势民主国家的民意、追究其滥权责任的情况下，被损害的弱势国国民求告无门，他们在绝望下往往只能采取极端手段自行报复，这就是伊拉克战争后“恐怖活动”针对美英两国平民的理由。国际社会无力约束强势国家的民意，但至少应该承认弱势国家民众的复仇具有某种正当性。被奉为当代《万民法》的罗尔斯“正义论”，只有在加入对这一变化的考量后才谈得上“正义”、谈得上“重叠共识”，才能具有当下的普适性。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此次伦敦袭击具有与以往恐怖活动不同的特性、不同的正当性。同样是针对平民，但此次遭袭的英美主战平民已非无辜，他们早已犯下“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罪过，因为战争必然伤及无辜平民乃是早已共知的常识。在袭击中被无辜误伤的，只是英美的反战人士、中立人士及其它国家人民。

因此，对恐怖活动也“不能一言以蔽之”，并非所有恐怖活动都邪恶，也并非所有恐怖活动都情有可原，必须具体辨析因果。“民主国家国民应该对公共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此一论点的提出，意在对民主制度的界外效应进行深入探讨，防止具有重大决策影响力的民主国家民众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滥权者、不负责任者。没有对这种迄今不受制约的民意的制约，民主国家就可能沦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沦为对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