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尔尼来稿：中日诉求与变化的世界格局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毕尔尼来稿：--写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





中、日为何相争不让


近日中、日龃龉加剧，颇引人注目。日方政要持靖国神社参拜为内政、他国干预不妥之见，又在中、日有争议的钓鱼岛和冲之鸟岛礁及东海油气等问题上频频释出户籍登录、右翼人士登礁、颁发钻探许可等举动。甚而至之，有议员公然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不是罪人云云。桩桩件件，都是顶着中方的声明和见解而来。中方在一贯反对日本首脑及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及日本官方审阅放行教科书隐瞒曲解日军侵华战争史实的立场基础上，提醒日本政府言而有信，以行动实践其表达的二战中对中、韩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造成伤害的歉悔之意，并放出重话，警示几十年辛苦培育的中、日双边关系有可能因日本的执意孤行而毁于一旦，进而不惜取消副总理与日本首相的会晤而公然表示对日本高层言行的不满。



对历史的诠释，自有事实为基础。有争议的岛屿归属和海域自然资源开发，当凭现存国际法和查有实据的历史沿革会商定夺。既然历史事实和沿革及国际法俱在，中、日这等大国也非坊间诋斗小儿于国际游戏规则不知不晓，为何双方纷争会愈演愈烈，大有互不相让之势？


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亚洲领衔之争


中、日间的交往，并非止于近代的百余载，仅有确切历史记录的也已逾二千年。中国数千年独领风骚，但陈年旧制缺乏活力，固步自封而遭列强百余年欺侮，而昔日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竟跻身使中国蒙辱的列强之中，且以甲午战争和八年侵华战争伤害中国尤重。世界格局巨变实起自十五世纪。西方因追逐财富而探险开疆发现新大陆，又以工业革命崛起，生产成本降低而规模急剧扩大，为逐利遂无止境拓展市场。其对内将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阶层皆置换成消费大众，对外则殖民掠取资源并控制更大的产品倾销市场。列强以实力相倾轧，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强势国家整合重组，弱势国家由民族独立解放开始获得话语和行动权，日趋广泛的参与发展使全球化有了一个基础。领有生产技术优势的国家出于无休止拓展市场从而优先逐利的考虑，促成了经贸交往日益紧密的全球大市场的形成。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印度等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和地域以日益平等的参与者姿态加入竞争，使得全球市场的格局和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交往关系必然也必须改写。历史上曾不得不由战争重新安排利益分配的方式已被尽可能公平的和平竞争所替代。全球化，多极性，遵守共诺规则(如世贸组织，联合国等)，无论领先起步的发达国家和新近的参与者都能在竞争和互相顾及他方权益的谈判中分享利益，这就是变化中的今日世界之格局。中、日龃龉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凸显和演进。如果简单地认为这是日本坚持己见偏颇解释二战史实从而推卸侵略罪责，中国力阻日本翻案为澄清历史正义从而杜绝侵略的可能再起，可以说缺乏历史的眼光和世界格局的见识。中、日的弦外之音乃异曲同工，说的几乎是同一番隐语，那就是：亚洲是世界多极中实力持续上升的重要一极，正在和必将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日同处东亚，一个挟巨大的市场和人力及资源地域潜力后来居上，志在恢复几千年来被其国民视为当然的龙头地位；一个据二百年来领先现代化的技术和资本优势，意欲持续弄潮浪尖，不容他人占先。双方都知道历史已当其时，各自当仁不让，跃跃乎欲执亚洲领袖之衔，唱响这个世人瞩目的角色。所以说，中、日龃龉非为已经过去的战争恩怨，也并非仅仅为有争议的岛屿和海域划分，实在是世界格局变化中亚洲国家实力消长的求取领衔之争。


中、日异曲同工以实力诉求


回眸西方崛起乃由逐利为动力，将知识技术的突破应用于大规模生产和军事能力，秉持支助市场拓展的社会体制，以坚船利炮而非和平竞争的手段或征服开拓殖民地(如南北美洲，澳大利亚，非洲和印度次大陆)，或武力打开他人国门(如中国)强行“通商”，使得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即便如中国和印度这样历史上的大国都无缘以平等参与者身份加入全球大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日本也被西人闯进国门并强加不平等条约，但大和民族的精英和民众以西人为师，明治维新成功，一跃跻身列强而成亚洲先锋，领导现代化潮流。只是历史大势浩浩荡荡，当年落伍的国家现今已平等参与竞争。在他人缺席情况下的先锋可以审时度势，再接再厉引领他人，但并无理由一定成为当然的领衔者。


大凡论述领衔或核心国家，不论东方西方或历史上的任何年代，无有不以实力相衡量者。所谓实力，应是指自然天赋和历史沿革所具备的地域、资源、人口和经年采纳的体制及民族文化的凝聚认同加上社会物质生产和知识技术水准的综合能力。


广袤的地域，齐全的资源门类和众多的人口构成一个自我稳定的规模经济实体。如此的经济实体自顾有充足的内需市场和本土供应从而不因外界市场波动易受牵累，对外贸易则可采分工优势赢利，同时能提供巨大市场与他人交相互利得惠。


众多的人口既是市场消费的强大原动力，也是提供掌握日新月异的大规模物质生产和其他知识技术的人才源泉。市场竞争是资源配置和资本、技术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普及的良好教育，是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保障市场开放充分竞争从而带来生产力持续增长的各类法规和社会体制保护个人产权，降低交易成本，铲除市场准入障碍，奖励创新，使得社会充满活力，稳定地持续繁荣。富强社会的缔造，需要资源、资本、人力、知识技术等的投入和最广大人口的消费市场需求，同时需要一个公平、透明、无一参与者能影响市场资源配置信号、各个环节注满润滑油以至成本减至尽可能低的系统机制。所谓的产权以及其他基本权利保障，能被尽可能多的人自觉遵守同时也可以公权力有效贯彻执行的法规制度，传统中有益于协力提高生产效益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不成文行为规范，加上一个以辅助协调为己任，唯在市场行为或社会状况不能按正常情况运作时才发挥强势作用的政府，这就是保证长治久安的体制。



因历史沿革形成的民族或地域国家，同样不可或缺文化和自我意识上的认同感以及因共同历史和生活方式形成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 只有通过全民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这种内在的绵延不断的凝聚力并为他国体察尊重，配合其他条件才构成浑然一体的国力。



自西方五百年前藉工业革命崛起以来，数千年历史上形成的大国广土众民即为实力强国之说已成过时。只有掌握领先知识技术，从而带来无以伦比的生产能力以及由此能力支持的足以捍卫本体意志抵御他人的军力，才是实力的象征和保证。知识化为生产力，即为它的力量所在。



以广大地域，资源和十三亿人口以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未间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加之对除却最近百余年的二千年来傲视邻国乃至全球的强盛业绩的记忆，中国的当权者和国民几乎具所有的理由认定自己当仁不让的强国地位。最近百余年因闭关自守被西方超越乃至欺侮的屈辱，更加强了中国矢志复兴，志在必得的诉求和努力。近代以来经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推翻帝制，国共相继主政等种种曲折，中国终于走上生产力迅猛发展之路。近三十年来的高位经济增长更令世界刮目相看。以中国的底气，有朝一日它会同世界超强的美国一较高低。即使当下在国民总产值，人均收入，先进知识技术的占有等方面仍然落于日本之后，它已认准在不远的将来必定会全面超越日本。它的崛起在这个世界上无人能够阻挡也不容阻挡，在亚洲更是当仁不让。且不说再现号称天下居中的“天朝”，至少回归举足轻重的领衔大国地位，此其时也。



除了缺少中国的地广人众，日本同样有久远的历史文化，尽管其千余年来倍受中华文化熏陶。日本以狭小的地域和早期后进的文化，因图存而奋发精进，史上有大化革新、明治维新，当代更有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兴，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如此骄人业绩，日本朝野当然引为自豪并据此傲视亚洲，自认领衔非我莫属。二战已然结束六十年，日本认为战败的历史必须翻过，它以世界第二的综合国力应当成为正常国家，发挥大国的作用。


日本恃强的历史根由和“生不逢时”


日本以小国边土，耻于人后而奋发有为，百余年来在亚洲独领风骚，甲午一战迫满清朝割地赔款，日、俄战争胜后更跻身西方列强，吞并朝鲜，蚕食满洲(中国东北), 进而侵略大半个中国，企图入主中原，营造大东亚共荣圈，谋世界霸业。这些历史恩怨，正是中、日至今解不开的世仇症结所在。以中国的观点，这是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恶和强加的凌辱，必须明事实，正视听，从根本上杜绝日本有任何再逞强图霸的可能。依日本的看法，这段历史似乎远较对邻国的罪恶和凌辱来得复杂。



首先，日本有人辩解说面对西方的强力扩张，为了求存，日本不得不扩张势力范围以自保，最极端的观点甚至将对邻国的侵略压迫说成是帮助亚洲各国脱离西方殖民者统治得到民族解放的努力。也许从日本一国之私利可作如此想，但你占的是别人的土地，残杀的是他族的人民，怎么可以罔顾他人的命脉根本而一味推敲算计一己之私到如此地步？如果说中日文化同源而有差别的话，中国文化重“仁”，日本文化重“耻”。“耻无耻，然后知耻”。如果说日本在世界列强的夹缝中求生，亚洲各国有同样的权利，日本无理由牺牲他国权益谋一国私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近代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尽管日本已有百余年的领先，却始终在亚洲未赢得道义上他族服膺的那种心悦诚服。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借鉴良多，但始终没有近悦远来的心胸。



其次，相对于亚洲大陆上那个巨大而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言，日本有一种因近代领先崛起带来的自傲却又因历史上长期滞后于中国且多方受惠于其文化滋养而生成的自卑交杂的心理。作为一衣带水之邻，二千年来中日交往甚多。正史记载的最早官方交往见于《后汉书.倭传》：“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此“汉倭奴国王”金印在1784年于日本发现。自汉至唐八百年间，东亚大陆上的汉、魏、隋、唐等朝发达强大，日本地处边陲之外的海岛上，每以“唐土”一隅为荣。日本是一个耻为人后，奋发学习的民族。经过多次遣隋使、尤其是十八次遣唐使团的学习引进，日本吸纳并靠近盛唐制度文化，经济社会诸方面有长足进步，与中原地区的差异几近消失。由于岛国的锁隔免却太多战乱，也由于日本对传承的呵护有加，时至今日，人们仍可以由日本政府部门的称谓，奈良、京都的建筑和布局，民间普及的和服及茶道还有众人喜闻乐见的相扑、乐伎等各方面看到“唐风”的遗存。社会进步和国力提升是对日本见贤思齐的奖掖。反观华夏大陆，自唐藩镇变乱而式微，经五代而宋，虽有汴、杭两京繁华但强盛不再，致蒙古外族掠取中原建元。有明复称帝历二百七十余年，再满族骁骑入主中原南面称王凡二百六十余载。历多少战乱，汉唐传承和古风失多存少。世人或称有康、乾盛世，殊不知那只是中华疆域内落后民族为维护统治向先进民族学习的结果。学习不可谓不努力，因为权位的承袭概系于此；学习的结果确也可圈可点，但在制度文化和生产方式上一无创见，不过是后进者诚惶诚恐的“师从”而已。即使经济总量上的提升，也不过来自人口增殖和可耕地的量加，鲜见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率的提高。如此落后对先进的学习，耗尽了统治层的心力，也遮住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面对西方新兴生产方式和技术思齐求进的眼界。君不见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同为励精图治追赶西方，前者成功，后者却夭折。历史上蒙、满两度入主中原，促使自认比马背民族高明而多得中土文化真传的日本有了轻视这个番族当朝的大邦的自信和理由。即使在对中国的称谓上，也可折射出近代日人的这种心理。比如“支那”一词最早为僧人将梵文经典对中国的称呼音译而来，早随佛经传入日本。明治维新以降却成为对中国的流行称呼。日语中的汉字“支那”前一字有末端之意，后一字有地方的涵义。挟明治维新成功而脱亚入欧、志得意满的日本，顷刻间将千年来视为文化母国的中央之国看成了偏处末端的落后之地。不幸的是满清朝廷的作为，似乎也只配遭日人的小视和轻蔑。更有甚者，蒙、满掌玺的得逞，给了自认优秀高明的日本一个启示：偏于一隅的岛国，仗恃先行工业化的国力，萌动了入主中原、操控亚洲的雄心并步步实施之。不期二战被同盟国击败。战后的日本依然凭藉经济实力的起飞，一直以亚洲领袖自居并据此行事，直至二十世纪末叶中国认真崛起，日本才确切体认到自己的先天缺乏底气和面临真正对手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日本的宿命在于它的国土地域人口与中国的悬殊不对称却又在地理上靠近中国，更因海的阻隔不得不偏处列岛。同时，它的雄起并非独步天下一枝挺秀，而是尾随西方诸国称强。如果不是这种极端的悬殊不对称，日本恃强争雄会心安神定得多。但是面对已经觉醒并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充足、人才辈出而执意同台竞争不甘被人排斥局外的中国来说，日本必会感到底气不足。时间愈久，中国发展日盛，这种感觉愈加强烈。如果地理上相距遥远，日本可以选择避免同资源人口上无法匹敌的中国直接竞争，但命定的地缘政治使日本别无选择。如果没有大海阻隔，日本或许早已如同塞北、关外等地区一样，在华夏文化的大熔炉中与东亚大陆的中国本土融为一体，即便如蒙、满二族一般征服中原，也一样会被同化得踪迹几无。如今全球化市场共通区域组合，日本无力化人，却又不甘为人所化成亚洲配角，是为两难之题。再进一步假设，如果日本在没有西方列强的年代崛起，凭借它领先的实力，似满清趁明朝内乱国弱之际夺得东亚天下不是不可能。可历史偏偏只许日本随西方诸强而强。西方全球扩张为争夺市场，当然无法容忍日本独占东亚。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全胜，其在华所获利益处处为西方列强钳制就是明证。如同成吉思汗和努儿哈赤及其后人揽得历史机遇一样，日本看到并努力尝试去驾驭那稍纵即逝的机会以图称霸亚洲。只是中国积弱、政府无能的日子已经过去，日本从此再无机会以蛇吞象。日本与生俱来的因生存环境恶劣、资源贫乏、困居岛国的危机感并非一无道理。以小国为大邦之邻，终是底气不足；先崛起享历史机遇，奈何生不逢时。



将潜力变实力为中国要务


说尽日本的先天不足和生不逢时，并不等于称道中国就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已然居东亚当仁不让的领衔之位。中国“振兴” 、“复兴”之议，即是说明国人中清醒者自己也认识到当前中国的不俗业绩与中国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应有的成就和地位尤其是相较于历史上曾有的辉煌尚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若不在诸多方面认定方向并持之以恒地努力，依然难以称职地担当领衔大国的角色并使世人、尤其是不甘退而求其次的日本心悦诚服。


国人好沉迷于五千年文化和经济上的千载领先。中国确实历史久远，数千年文字记载从未间断，除了最近几百年一贯处于全球之冠而迭现辉煌。不过陶醉之后，还需清醒。西方经由生产和社会的变化蓄积，由文艺复兴得到思想大改观：打破中世纪教会桎梏而有宗教改革和人性解放；日心说战胜地心说带动科学实证求知识寻真理而探索无止境。知识探索又为满足社会需求的大量生产驭用化为技术，进而转为财富使社会进步日新月异。中国文化的初始宇宙观则是围绕自然天体中心“天极”(北极，太一)的天圆地方说。其他对客观世界的解释方法如五行、阴阳等都围绕此而生发开来。明、清之际引进日心说后，中国所有观念的根基发生动摇最后断裂崩塌。近现代中国知识阶层顺应世界潮流，追逐科学知识有不俗表现，逻辑、推演、实证方法已深入人心。但“术”(方法)层面的掌握不等于整个思想文化根基的培建。拘泥于古代的过时论断并牵强地给以新的解释是无知愚蠢，一味轻视鄙视古人的在现代知识基础上看来幼稚不正确的成果同样短见渺小。以数千年前那样有限的知识基础作出如此观察和描述论断需要何等的勇敢探索精神和开阔心胸。这也正衬出自那以后几千年来中国知识界盲目泥古自缚、只求附会衍演不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结果思想停滞将探索开拓精神通盘丢失。现代汉语中所用“知识”一词，多半仅指“知”一项。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份子之称不过书袋而已。在知的基础上有识见，才为心得，能在前人的积累上添枝加叶。同理，只有具那种探索精神和开阔心胸才能有大创建。从根基上需要接续的就是这种精神和心胸。中国人由上古至先秦诸子百家在这方面不输于任何人。今天的国人呢？



人口、地域、资源等要素构筑一个国家的潜力。中国在这些方面当然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西方五百年来逞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大规模生产的年代知识技术及由之转化而成的生产力是构成一国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在这方面尚须奋力追赶才能缩小与先进国的差距。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确为世人瞩目，但静下心来以发达社会的诸多量化指标一项一项衡量，国人理应汗颜而无骄傲的本钱。反观日本，近二百载的进步虽有晚近十年的低迷，却是成绩斐然。当然因为给定条件的限制，日本国力已然接近上限，但若误将中国的潜力当作实力来与之较真，恐怕只能让人贻笑大方。日本千余年前学习唐风，近代学习西方，成效皆巨，值得中国借镜。记得多年前倡中日青年交流，中国领导人邀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有传言说日本青年赞叹中国山河的壮美富饶和人民的惊人潜力，声称若在日本治下，早该是世界第一。此言当然折射出日人固有的自傲和对历史上欲入主中原而未遂的雄心的回光返照，但从另一层面看，中国人确实值得警醒：日本将一个岛国经营得如此成功，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未将自己的天朝大邦营造得名符其实，以大国之位无可争议地领衔称雄呢？如今历史机遇回到国人手里，中国切不可掉以轻心。



当下流行所谓科技即为生产力之说，但再先进的科技，若无瞅准市场先机力求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供给方召唤，充其量是某种尚未物质量化的知识而已。市场经济本质上由需求拉动，供给方以逐利为目的，通过优化配置资源纳用新技术，实现大规模生产。这种供需双方的交易逐利，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再到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作时的调节，对创新的奖掖和对低效乃至腐败的惩治等等，无不需要降低交易成本、维持社会持续繁荣又给人以公平机会的法规和体制。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出台众多法规细则，尤其加入世贸组织行其章程，可谓有长足进步，但支持并完善愈来愈细化多样规则的一个成熟而能长盛不衰的体制尚未形成。高层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就是明证。若体制完善成熟，何需有此一虑？农村基层的民选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是值得肯定的举措。中国传统的“民为贵”(《孟子.尽心下》)之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新的意义。社会发展造成分工，市场体系则使人们分工后各以比较优势充分竞争制成产品互易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福祉。完全竞争从而绩效最优的市场的前提是无准入障碍和无任何成员有影响市场均衡价格的能力。这就喻示所有成员有平等的权利加入、参与这个市场体系及不允许少数人操纵资源配置的过程。既然市场体系相对而言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提升全社会物质生活水准而被采纳，那么接受它的基本前提也就顺理成章。与经济架构上无准入障碍和任何参与者只能接受不能左右资源配置信号(市场价格)相对应，所有社会成员(亦即所有参与市场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生产交易过程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须获公正、平等的权利表达意见和行事，任何人和群体不得专权垄断。社会的上层和基层都在越来越接受这种观点，只是怕“乱”的担忧使之不能合理推行，长治久安的体制因此迟迟无法真正建立。


怕“乱”的担忧自有其几分合理成份在。究其底里，若因各色人等自由表达意见并行事而至于社会无序，带根本性的一条是缺乏共同接受认可的基石，因此出现将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置于他人他集团乃至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而造成乱象。只有着力于建立这块共同基石，使之成为政府和民众一切意见行为的基础和底线，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乱”的担忧。这块基石当系于民众个人权利的保障和国家长远普遍利益的高于一切。任何可能的个人或集团间争执必须让位并服从于民众权利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他山之石，可以借以攻玉。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参考，但须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土壤和久已形成的行为规范氛围。中国固有的自黄帝已降就行之有效的庠序教化，可在潜移默化移风易俗中造成由五千年历史绵延而来的凝聚力。以如此的共同基石和凝聚力解“乱”之忧，成长治久安之制，物质的国力和综合持久的民心国运，当能同时提升。



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外乎生存(社会所有成员的最低温饱至物资的尽可能丰富)和群体共处(聚居社会形态下的和谐安康)两大类。市场体系较好地通过低成本大规模生产为社会尽可能多的成员提供了并将继续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产品，只是市场条件下生产活动以逐利调动参与者积极性，它的有效同时也造成除生产活动外各个社会生活层面因受过分逐利影响而挤压其他人类普世价值、引致社会共处生活成本急剧攀高的弊病。例如西方司空见惯现也蔓延至中国的犯罪、吸毒、家庭颓坏、道德沦丧、腐败枉法、公德心泯灭、诉讼蜂起等。如何在获得生产上低成本大生产给社会带来的物质福利的同时努力防止因共处生活成本攀高将前述低成本的好处减弱乃至抵消，也是任何社会和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华文化传统在维系和谐相容、教化规范从而降低共处和社会管理成本上，有成功经验和独特优势。诚然，中华文化重要一脉的儒学二千年来因统治者“皇权天授至上”之需而被独尊，借助其强调有序循礼之述却加入许多维护“天子”专权统治的桎梏，乃至将其变异成“存天理灭人欲”之议而失去儒学本色。如若除却这些历史沉疴，恢复其循序相谐的初衷，加上其他诸子百家关于个人修养和共处社会规范、除钱财外尚有别样价值追求的见解实践，中国有可能给世界提供在逐利发展生产的同时不致大幅升高群体共处成本的范例。实际上，中华传统除了强调仁爱、由己及人和有序和谐共处，另有许多先前不被人注意而近四十年来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以及中国本身的发展过程中被证实对生产力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的优点如重视教育、高储蓄率、员工团队精神及讲究诚、义等等。令人慨叹的是，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痛感自己的故步自封和落后，愤而取打碎一切的革命之途，在求取重生的同时将悠久传统割裂，致沉渣泛起，社会在全民接受遵守的道德操守方面无序经年。现在不得不从头补课，成本不可谓不高昂。幸者五千年文脉长存不息，接续传统不仅可能，也越来越应该成为现实。这时候正眼看东邻，日本除了在创造性学习西方知识技术方面长袖善舞，在承袭借鉴中华传统上也是精细慎密。如仔细咀嚼品味，不由人不生“礼失求诸野”之叹。在这些方面中国没有理由甚至没有资本妄自尊大。虚心拜日本为师反而能使自己市场生产和共处谐存文化之源的潜力真正发扬光大，从而早日化为世界民族之林中流砥柱的实力。


中、日关系定位与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的亚洲重心


近、现代的世界格局，经西方诸强于十五世纪后轮番崛起，纷以工业革命之力夺取市场全球扩张殖民，再有旧主新贵因利益不均先后引发两次大战，铸成意识形态对垒的两大阵营。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较量终于摧垮铁幕使苏联解体，美国成世界唯一超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两大阵营隙间纷求独立，中国、印度等首次以平等的角色加入全球竞争，初显回归世界千年趋势的局面。



在西方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前，全球因地理历史和沿袭生产交通技术条件形成的“自然均势”大致如下：欧洲诸国，围绕东地中海和北非的奥特曼帝国，西亚的波斯王国，东北欧的俄罗斯，南亚次大陆的莫卧儿王国，东亚的明代中国和偏处海隅自成一国的日本。



若以当时工业(包括手工业)生产能力区分，据Paul Kennedy在《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中的资料，迟至1750年，中国仍占全球份额的32.8%，欧洲各国总共占全球份额的18.2%，印度次大陆占24.5%，日本3.8%，俄罗斯5.0%，而北美则刚刚起步。到1900年，不过短短一百五十年时间，欧洲各国已占全球份额的53.2%，美国骤升为23.6%，中国为6.2%，印度次大陆1.7%，日本2.4%，俄罗斯8.8%, 可见工业革命大生产改变世界之烈。接下来五十年中经历前后两次大战取代英国居世界超强地位的美国，在最鼎盛时期占有全球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生产全球工业品的一半以上，提供全世界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


历史滚滚向前。此后西欧复兴，日本再起，与美国结成西方世界。俄罗斯扩张成苏联后，击败德国法西斯进而协同周边小邦再联合中国、朝、越等亚洲国家，组成东方阵营。美、苏冷战致苏联综合国力削弱遭政治危机解体，世界化为单极多边之象。


如果拿当今世界格局同历史趋势之图相对照，将会发现有趣的回归和新的区域组合。欧洲正在成为统一的联盟因此发言行事日益举足轻重。俄罗斯尽管从两强之一萎缩退后，其潜力仍在，只是它面对的是几百年的老问题：俄罗斯到底作追随西方的辅翼补充还是成为真正独树一帜的别类经济文化中心。奥特曼帝国早已烟消云散，土耳其在维持伊斯兰文明影响的同时政治西化，正求加入欧洲联盟，而众多阿拉伯国家群龙无首，缺少一个代表自己经济文化实力的核心国家，加上多年来与以色列的冲突，使本地区成为世界的纷乱之源。伊朗在原波斯王国的基础上秉承伊斯兰文明奋力图强，只是经济上未见持久腾飞之迹。原在世界政治版图上遭忽视的南、北美大陆和非洲，北美的美国已成超强。南美洲是不同于北美新教文化氛围受天主教影响颇深的多个欧人移民国家，虽有类似于欧洲的文化习俗政制，但经济上停滞多于蓬勃发展。非洲的固有文明因西方殖民和奴隶贩卖而被割断摧残，尚难在当下以经济力为代表的国力竞争中占一席之地。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亚洲却是另一番景象。南亚次大陆数千年历史上除出现过莫卧儿王国等少数几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小国林立的富庶地区，但现在的印度已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人口众多也人才辈出，近年经济发展渐入佳境，其国上下皆怀成为世界强国的雄心。沿东亚大陆的朝鲜半岛、台湾岛直至东南亚，因日本成功经验的激励，竞相推行发展之策，致有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四小龙的腾飞，旋即泰、马、菲、印尼等也有不俗表现，世界乃有中心渐由环大西洋移至环太平洋之议。真正将此议论变为现实的是东亚大陆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持续了近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除了最近的二百年，二千多年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超强。其再次崛起，当然为世所瞩目。地域、资源、人口等构成大国强权的条件它都具备，加上数千年运作庞大国家机器的行政管理能力，注重教育的传统从而能在较短时间内催生各类优秀人才，人民近乎与生俱来的经商本能和吃苦耐劳的勤奋，使得发展之门一经打开便成不可遏阻之大潮。不到三十年，中国已从一个封闭的落后经济体一跃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外汇储备逾六千亿美元，被人称为世界工厂。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美国继续领先，但随着中、印等其他大国以平等身份加入全球竞争以及欧洲的整合和俄罗斯的重整旗鼓，它的相对份额已经减少，世界在逐渐回归千年来形成的历史均势。值得关注的是整个亚洲大陆的兴起将成为新世纪最不寻常的事件：这里有世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迅速提高，亚洲正在也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此地区已经在为世界每年输送最多的工程科学类毕业生，而受到良好训练并且廉价又供应充足的劳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持续具备充分的竞争力。亚洲的制造业开始倾倒世界，高科技服务业正在使人们刮目相看。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也向亚洲移动。这不过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印度急起直追十余年后的情形。如果亚洲再向前迈进三十年或五十年，那会是怎样的图景？


规模经济呼唤区域整合，这与市场竞争要求尽可能低的准入障碍和交易成本相契合，可以促使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贸易的自由化，达到生产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进一步富足。基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自由贸易区是一个例子，欧洲的欧盟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榜样。中国与东盟十国筹措的互免关税设定及中、日、韩与东盟谋求的“10+3”东亚经济组合以及印度在南亚次大陆倡行的南亚经济组合都是在全球化竞争下应运而生的区域整合。东亚、南亚的经济区域组合一旦成功，再行泛亚的联合，同时将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亚各国吸引到这个硕大的经济圈中。如此的亚洲经济圈与南、北美洲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及俄罗斯成多足鼎立之势，并因人口和幅员而居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果再有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参与和非洲国家以一个整体出现，世界均势将显得更加合理自然而各得其所。


在如此的世界格局下，中、日同处东亚，理应共同挑起东亚区域整合的重任并从中获益。这是一个具备何等亮丽前景的区域：中国的强劲上升势头，日本的科技及先进管理和制造能力，四小龙已跻身发达经济的态势，东南亚各国纷至沓来的追赶……只要携手，区域产能和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能改变世界平衡。可惜中、日龃龉，为之投下阴影和添加不协和音。


客观条件和国力情势以及历史文化诸方面的分析梳理，应使人认识到目前在亚洲日本的经济力量仍为翘楚，但它的国力与其可能上限相比已无多大发展余地，就象当年号称“日不落”的联合王国囿于英伦三岛之限，迟早得让位于国土阔大、人口众多的美利坚合众国领西方国家之衔。这不是英国的错，乃客观情势使之然，且英国以小国之力尽管豪情不再，至少已逞过英雄，无怨无悔矣。面对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约束，日本也应该正视现实。勉为其难确会消耗对手，但客观情势终究不可阻拦，如果日本游走于整合大势之外，到头来受损最巨的是日本在天然区域整合的规模经济中的长远利益。当年“脱亚入欧”有它几分道理，因为日本见贤思齐，不屑与沉睡不醒的亚洲其他国家为伍。现在亚洲各国无论大小，皆以平等之身、清醒之脑参与全球发展繁荣。以靠近市场、资源配置、比较优势、自由贸易、要素流动、产业配套、区域整合等等概念和实践来衡量，日本没有理由不回到自己与之毗邻的亚洲，弃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利。日本也应该正视历史。日本企图步蒙、满民族后尘入主中原并付诸实施，可是历史际遇没有给它成功的机会。现在那一页已经翻过，日本必须从昔日迷梦中醒来。侵华战争的道歉问题，不管是不是中、日双方政治作秀之举，究其实质当为日本是否面对历史低头，承认它在亚洲无理由称霸，并循世界大势不得不让中国在东亚领衔。对于执着、自傲但也自卑的日本，也许这需要时日。君不见当年倾倒唐土之盛，今天臣服美国鹰翼之下，日本向来只服从实力和强权。不过日本还有一条建设性的路可走，即如法国之于德国尽弃前嫌而共同成为欧洲联合的推动力那样，在东亚把稳自己的利益，维持日本已取得的成就使之长盛不衰而不致因刻求历史和客观现实之外的奢望与人作对，遭致丧失市场自毁营盘。当然，劝告日本服膺历史和客观现实并非否认和无视它能起至关重要甚至在多方面为人之师的作用。日本在高新技术、制造营销管理、文化传承和政制沿革、生产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平衡等方面的经验都值得东亚各国借鉴参考。



潜力无穷且国力急速提升的中国在东亚区域组合中最有可能成为主角，但若取“得理不让人”之势则损人不利己。须知中国不过处在疾速起跑阶段，世界工厂尚未转化成世界新技术的发源地之一，经济上的市场竞争机制和产权规范及创新激励设置远未完善，政治上的长治久安之设仍然缺乏，文化上的复兴传承和履践创新还不得要领……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尚无骄傲的本钱，何况虚怀若谷才是大国的必备心态。中国已然明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和责任，在客观现实和历史大势的层面确须提醒日本，但同时必须虚心、静心、全身心地以日本为师，以受日本经验激励而衍生的亚洲四小龙为师，将它们的经验与自己改革开放的经验结合，在地广人众和东亚文化本源的环境背景下再行创造，托出一个经济、教育、科技、社会、文化诸方面都领先的教人心悦诚服的东方强国，同时以日本自身的利益说服它并与之携手，聚拢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群，形成东亚区域组合，再与印度共襄盛举，将东亚、南亚联成一片，吸纳大洋洲和中亚，成就泛亚洲的大区域整合，缔造和促成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


结语


五百年前，西方崛起并称霸全球是世界历史的巨变。今天亚洲的上升和即将雄踞一方并进而领导全球经济是世界历史的又一个巨变。目前所见中、印两国已蓄足气势，只是来日方长。日本则依然沉迷于大和民族最优的自信，企图以小胜大而左右、领导亚洲。日本目前国力仍居亚洲前列，但时间正在也必将改变一切。中国和印度的成长正在促使亚洲领导世界经济的一天早日到来。目前还看不到日本心平气和地回到亚洲，在整合泛亚区域经济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中国经营大国实力的快慢同时如何运用大国外交的技巧以日本长远利益提醒日本从而变中、日角力为中、日携手，将是实现亚洲区域组合并进而领导全球经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