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廓：中国医疗改革不成功，那么教育呢？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城廓来稿：中国人把大部分钱存在银行里，不敢花，多数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及家庭的医疗费用。不敢花钱，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7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那么教育改 革呢？不知该研究中心是否也会拿出类似的报告来。但仅凭我们老百姓的亲身体验来说，多半也会给出“不成功”的评价。
这主要基於如下两个方面的事实。对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家长来说，子女的教育费用成为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住房费用)之一。对子女来说，他们被推进一场从幼儿园就开始的与自己同辈人的历时十数年的惨烈竞争。家长付出了巨大时间，精力及经济代价甚至负责累累；子女牺牲了玩耍，爱好，休息，甚至健康。到头来，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质量并不比教育改革前有什么更好。


(一)

上海最新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培养一个孩子从0至30岁的经济总成本，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计算，高达49万元人民币。其中，从0至16岁是25万元左右；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为48万元；倘若离校后未婚阶段也算，即0至30岁，家庭支出则升至49万元。不同阶段孩子的费用在家庭总开支中所占比重在39至52％左右。其中四分之一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父母总收入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是父母收入的近7倍。该调查父母为孩子付出的总经济成本，包括食品、教育、医疗、交通、保险以及其他。而教育成本在孩子总经济成本中的比例骤升是个显著的特征。


调查样本是上海徐汇区的746户，人均年收入3万4000元，高于上海市职工人均收入，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仅以大学收费为例，从1995到2004年全国高校生均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 5000元到8000元不等，如果按照一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人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一个农民9.5年的纯收入。而全国农民中，真正超过2004年我国农民年平均纯收入2936元的比例只有19.8%.


对中小学教育来说，尽管中国实行9年义务教育制度，但每一个教育的环节都有可能成为收费的“关卡”：择校费、赞助费、补课费、中考费、转学费、水费、电费、自习费、基建费、计算机费、耳机费、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教育主管部门今天进行了规定，某种费用不许收，明天这些费用就会换一种名称，换一个说法收。


最近发改委公布一个检查结果显示：农村中小学乱收费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主要因素；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金额约占涉农乱收费总额的一半。


我们从中国报刊上读到过一个下岗女工这样的叙述：我与丈夫双双下岗，我找了份家政工作，收入很低。三年前，儿子小学毕业时，我们全家用了吃奶的劲，交了1．5万元才让儿子进入一所重点初中。学校离家很远，我就花了200元在学校旁租了一间小房，专供儿子休息。每天在别人家里打扫完卫生，就匆忙赶回来忙儿子，晚上陪读到深夜11点半。我总认为，我与丈夫就是书读少了，才落得这样下场。为了儿子能成才，我几乎倾尽全力。刚上初中，部分学生被老师安排周末培优，儿子不在其列，我以为老师不喜欢我儿子，还专程找老师理论。后来，所有的孩子都参加周末培优：培养优秀学生，我却感到手头越来越紧：儿子一堂培优课下来25元，一周两天8节课共200元，一个月下来就是800元。我所有的收入全花在他的培优上，家里开销由他爸爸打点零工补贴。


另一个故事来自农村：村民李静是张家口尚义县黄脑包村人。他家有四口人，两个孩子，大儿子正在河南省许昌市一所学院读大学，今年刚上大一。李静说，他的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上大学，在石家庄市念了一段时间，欠下一屁股债。上了大学以后费用更高，一年得 1.5万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他常年在外打工，妻子在家种地，即使在好年成，两口子不吃不喝也只能挣5000多元，相当于儿子一年花费的三分之一。目前，李静已经欠下外债近2万元，其中有2500元的高利贷。他告诉记者，人们常说，只要孩子考上大学，砸锅卖铁、借钱也要把他供出来，但他认为这句话是不对的。现在他家能借的债已经借遍了，没有人愿意再借钱给他。迫于无奈，他不得不向民间高利贷借款，100元每月吃2分钱的利息，相当于农村信用社的3倍，仅仅是利息，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让李静担忧的是，他不知道能不能把儿子供出大学，仅仅是儿子上大学一年时间，他就已经开始借越滚越大的高利贷。以后漫长的三年内，他不知道能不能筹到令他咋舌的数万元的庞大数字。如果儿子大学毕业后再找不到工作，他拿什么来还债呢？


(二)


今年5月份，在武汉市举行了“楚才杯”国际中小学作文比赛中，五年级的作文题是《给我一点时间》。超过70％的孩子选择了一个共同题材：妈妈逼着整天做功课，学习压力大，期望妈妈给自己一点时间。


有3000名小学生不约而同地将妈妈刻画成 “变色龙” ，“母老虎” ， “河东狮吼”等形象。但许多妈妈认为，“妖魔化”妈妈的原因要从教育现状找问题。“不是妈妈在逼孩子，而是教育现状在逼妈妈！” 就拿 学校考试来说，现在的难题、怪题越来越多， 愈演愈盛。 学校尽考 些教科书里没有的题，如果孩子不去校外培优，成绩就下滑。现在 的教育像剧场散场一样，顺着走都可能被踩倒，没人敢逆行。有位 当教师的妈妈，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业务拔尖。前不久，在其任课班级进行一次教改，给学生们布置的家庭作业是看经典的课外读物，若发现好词，学生自己做摘抄。此外，每周根据自己的体会，写一篇 真情实感的周记。这些作业平摊到每一天，学生们只需要每天花15分钟， 即可完成语文作业，而且，这比做一大堆作业， 效果好得多。 不曾想，这一教改遭到数十位妈妈的一致反对， 甚至告到了学校。 家长怕这种教育方法影响子女的考试成绩，而校长也要考试成绩，他手头上有一份考试成绩分析表，老师的工资、奖金都与这些数据相 关。


有一位老师说，她的学生每天在教室里呆的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这不比包身工还残忍吗？最终目标是大学毕业后有一个好工作，因此就要上名大学。为了上名大学，就要上好高中。为了上好高中，就要上好初中。为了这一切，从幼儿园就开始拼杀了。一个小学生，上不了好初中，就认为自己的人生从此失败。不少青少年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出现许多心理问题。南方日报报导说，有的青少年?y以忍受?W?I????，离家出走，浪?E社??；有的心高志?h，不?嘧晕壹??海?以至神???e?y、身心俱??；有的狠心?????⒉惶???的?H生孩子活活打死；有的孩子不堪家?L苛求，以恨???郏?叨父?⒛浮?…


可怜的中国青少年，面临着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他们之中弥漫着焦躁的情绪。社会压力攒到了临界边缘，引起了精神变异，自杀遂成了15到34岁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据统计，中国每年28万7千人死于自杀，每两分钟就有一名自杀者及8名自杀未遂者。中国人的自杀率是全球平均自杀率的2到3倍。继农民、破产者、下岗工人、明星等自杀高危群体之后，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个群体的行列。不久前，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对大学生自杀状况展开调查，他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6%的大学生曾经有过自杀念头。《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的人出现焦虑症状，12%的人存在敌对情绪。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


(三)


20年前，笔者住在日本，看到很多小学生们下午4点下课后，背着书包进一家私塾，就是我们说的补习班。补完一门功课后，6点出来，再进另一家私塾，再补另一门功课。出来时，已是晚上8点，才能回家吃饭。当时觉得这些孩子很可怜。后来读到柏杨的文章，反对补习，把补习称为“恶补” ，很是赞成。当时除日本台湾外，中国大陆还 没有 “恶补” 。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轻轻松松读完小学，中学和大 学， 结果毕业生质量也很好。


补习只有在少数人补，多数人不补的条件下，少数补习的人才可在考试时占上风。大家都补了，便宜就占不上了。好比卖东西，少数人先降价，他就卖的多。如果大家都拼命的降价，就变成了无序竞争。输了老本的是卖家。现在中国国内大家疯狂补习，全体补习的参加者都受其害，只有开补习班的老板挣了钱。


在悉尼，多数亚裔中小学生都补习，他们的考试成绩都很好，似乎比洋人的学生好。这多半是因为大多数洋人不补习。但在大学，最优秀的，有创造力的学生，还是洋人居多。
我羡慕悉尼大多数的青少年，他们多数不补习。轻轻松松地读书，休假就踢球或冲浪。考不上大学就念TAFE。做了蓝领照样有房住，有车开。不和别人攀比，没有中国同辈那种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


要改变中国目前的状况，首先要改变统一的高考制度。改变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体制。让各个大学以不同标准和不同方式选择新生，只会应付考试的补习就将大大失去效用。多办一些像TAFE这种培养高级技工的大学，很多人就不会天天读书做题。


更重要的是要把教育开支重点下投到中小学及县以下基层。教育部说他90%以上投资在城市、在大学，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少，只有百分之七点几。国家义务教育是有法律规定的，这个义务是谁的，是政府的，现在转嫁到农民头上了。据说国家教委不同意投资转向农村基层，是因为那些在建的大学校园教学楼，不投资就成了烂尾楼。


尽管教育部不承认他们曾把教育产业化当作改革方向，但和医疗改革类似，教育改革忽视教育是公共事业这一特点，特别是忽视广大工农子弟受教育的权益。医疗改革中“抓大放小” ，把重点放到城市的大医 院；教育也是把重点放到重点大学。对医疗改革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很多都适合于教育。


是该到了对教育改革进行认真评价的时候了。(8月31日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