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行来稿：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因素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俞行来稿：人类社会是发展的社会，它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当人类发明语言，特别是文字以后，人类开始通过记录、累积、说明和分析自己的发展经验，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社会的进步。历史就是人类记录自己的过去的语言或文字说明。另一方面，作为编写历史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是人类记录自己的历史的专业工作者。他们（或者他们在有关当局指示下）通过编写历史，包括人类自己的社会或国家管理的历史，实现与国民之间的通讯，并由此可能进入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他们对历史问题的看法或观点可能对人类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特别是影响普通大众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的形成。例如，他们在编写历史过程中可能发表自己对政治事件或人物的评论，而这种语言行为可能具有上述意义。例如，前不久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人们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或共产党所起的作用发生争论。目前国共两党已商定就抗日战争期间两党发挥的作用问题进行协商。最近若干年来，亚洲各国对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的历史也存在争论，这些争论影响到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有要求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或风波进行重新定论的呼声。这些事态表明，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影响到国民对某些政治问题的基本态度。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因素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看待历史问题的争论以及如何看待历史学家在人类政治和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下是笔者的一点看法。


历史与语言


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历史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历史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语言表现形式或者语言行为。没有语言，就没有历史。因为我们说的历史实际上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史实，即过去真实发生的事件或过程，另一部分是对史实的描写。由于史实必须通过对史实的描写来表现自己，历史直接依存于语言通讯过程中。历史是对过去的事件或人物活动的记录，既然已经过去，我们现在就无法再次亲眼所见，因此必须依赖过去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的亲历者的讲述或描述，必须依赖语言通讯过程。当然，现代技术为人类记录历史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如照相和录像技术，可以将过去的事件或人物活动的某个片段以静止的或活动的图片形式记录下来，但是，由于它们大多是片段，记录历史的人和了解历史的人又往往处于不同的时代，图片需要文字或口语的解说。例如，我们到历史博物馆看到过去的历史图片，图片上下或旁边通常都有文字解说，或者有解说员解说。我们看到一件历史文物，它是历史的见证，但是，文物通常需要文字解说，否则后人无法了解文物的真实价值和意义。古希腊文明的一些历史遗存已经丧失任何文字资料说明，人们只能对其进行考古式的研究。所以，几乎所有的文物依赖有关的包含文字的文件而存在。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所说的，与文件无关的历史是不可核实的历史，由于历史的现实在于其可核实性，不可核实的历史不会作为历史而存在。

其次，人类观察客观世界时，他通常仅能观察客观世界的某个方面，由于他仅能观察到事件或人物活动的某一方面，他获取的资料和信息是有限的。例如，有人亲身经历了一场战争，他仅能看见战争发生的某个方面或某个片段。或者，一个人经历了一场风灾，他仅能了解发生风灾的某个方面。即使一名新闻记者报道一次事件，也只能选择报道事件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人类观察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通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当然，人类可以将从客观世界获取的信息加以综合和总结，对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进行抽象的表述，但是真实的历史都是具体的，每次历史事件都不可能被全面或面面俱到地记录下来。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盲人摸象的故事说明人类观察事务常常具有片面性，他们得到的信息不全面。即使有人认为他看问题的方法比较全面，仍然有可能具有片面性。虽然历史学家不断收集过去重要事件或人物获得的历史材料，以求更加全面地反映过去的历史，历史的记录仍然依赖语言的表述，而语言的表述有所取舍，就象人表述现在发生的事件也会取舍一样。有人说，历史是自己写的，其实，他自己并不一定去写历史，而是给历史留下一个题材。有人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通常不会自己去写自己的历史，而是为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提供历史题材，由后者写历史。也有人说，历史是帝王将相（或者英雄）创造的，帝王将相们通常自己不会去写历史，而是由御用历史学家或独立历史学家去写有关他们的历史。

由于历史史实和历史表述并不相同，但是历史表述又必须以历史史实为依据，而历史史实也必须依赖历史表述表现自己，二者之间就有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同时，由于历史史实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行为过程，而历史表述是一个可能永远也不会最终完成的通讯过程（就人类文明史时间进程而言），双方之间的依存关系表现为人类不断地叙述过去已经完成的历史过程，因为如果中断这个语言通讯过程，过去的有关历史过程将被后人遗忘，从而永久性地丧失已经保留的历史记录；也表现为不断增补的语言通讯过程，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偶然的发现、相关资料的积累，新的史实被发现，过去的历史记录和叙述又被重新编写、扩展和刷新；也表现为不断解释和评论的语言通讯过程，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过去的历史事件的看法随着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的不断提高而改变，于是出现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新的解释和评论，有关的历史记录和叙述又被重新调整、修改和改进。人类的历史是以不断进行的语言通讯以及通讯的内容不断被重复和修改的通讯过程，尽管历史史实与历史记录之间的代表关系在调整和变化，一切根据语言通讯过程而定。历史在发生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它。历史发生过后，任何人都有机会叙述它。因为历史是被人类用语言记录和叙述的历史，在如何表述历史的问题上，往往是远离历史事件的后来人而非当年置身于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具有决定权。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人针对某一些历史事件要求还原历史真相或者指责一些人愚弄历史，是指历史的表述与真实的历史互有出入，语言的记录与历史事实不同，历史被扭曲或歪曲。但是人类无法完全利用语言以外的形式记载历史，竞争历史的话语权是人类记载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斗争。除非人类对某一些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持有完全一致看法，竞争历史话语权的最终结果仍然是用语言来述说或描写历史。竞争历史的话语权的斗争通常在不同的学派、利益团体或政治力量之间进行。由于人类中的每个个体处于时间进程坐标上的不同位置，过去发生的事件无论多么轰轰烈烈，过去出现的历史人物无论多么传奇或伟大，都不可能为后来人直观，也就是说他们无法通过感觉过程或亲临其境的感觉过程获取有关信息，于是，为了长期记载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活动，人们将过去发生的事件变成语言表述。例如，在人类历史上，当人类缺乏足够的媒体用文字记载历史的时候，人类利用口语传承历史，古希腊时代的荷马史诗最初由口语传诵。人类发明纸张后，大量历史书籍问世。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发明纸张的中国，古代史通过历史书籍而传承至今。同时，人类建造各种纪念历史的设施，将文字刻在能够长期保存的物体上，如石碑或金属器具上，或者竖立有文字说明的历史人物的雕像或历史事件的纪念碑，以强化历史记忆。

虽然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一切曾经发生过，但是历史自己不会与后代人通讯，如果说某人阅读一本历史书或了解历史，他进入的通讯过程不是他与历史本身进行的通讯，而是他和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进行的通讯。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将历史当作题材，与了解历史的人进行通讯。历史的真实意义是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或讲历史的人与现代人或后代人之间进行的语言通讯，历史的意义不在过去，而在于现在和将来。在这里，人们还能够听见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声音：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的历史史实是一个已经封闭的过程，但是就记录历史的材料进行的与现代人和后代人进行的通讯而言，历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出信息的人可能只是少数，接收信息的人可能难以计数，这正是前代人能够对后代人发挥影响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共同体中的成员缺少有关过去发生的事件或人物的活动的资料，形成成员中所掌握信息分布不均现象，于是出现信息由充分向不充分的区域流动。如果成员中不同群体对历史的理解能力有差别，会出现信息由抽象到具体或复杂到简单或专业到通俗的流动。可见，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的使命不仅仅是述说历史，而且指引人们如何看待历史。他们拥有专门的历史知识，是向普通公众传授历史知识的专业人士以及人类社会如何看待自己历史的授权评论员和导师。

政治生活中的历史

无论人类如何写作自己的历史，人类历史中的各个方面是互相关连的，写文学史的作者会写到经济、社会或政治的方面，写哲学史的作者会写到宗教、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方面等等，因此，迄今为止人类任何共同体内尚没有出现禁止历史学家叙述和描写人类的政治史的情况。历史学家当然不会为了单纯地记录历史事实而写作历史，因为他总有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念，他在共同体内成长形成这些价值观念，他能够区分进步与落后、公平与不公平、自由与不自由、民主与专制等，他的这些观念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写作历史的过程，他会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选择史料，确定写作历史的具体目标，并发表自己的评论，他通过写作历史进入政治生活。虽然他没有直接从事政治，如参加政党或竞选公职，但是他通过有关历史的叙述和评论进行与公众的通讯，这些通讯讨论或间接地评论政治事件和人物，他成为特殊的政治影响力的源泉。反过来说，许多历史事件具有政治含义或影响，战争、国家、文明等重要历史题材本身与政治有密切关系。尽管进行纯粹学术研究的书斋里的历史工作者以学术眼光专研历史，他们以独立的历史学家的身份叙述历史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发表评论，他们的评论也可能产生政治影响。

历史学家编写的历史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政治历史，虽然政治历史是过去发生的政治活动的记录，但是人类只有对现在的政治感兴趣，才会去了解过去的政治，去写作和阅读过去的政治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一切只有与现在发生联系才有意义，没有人为过去的政治去了解过去的政治。人们写作历史和阅读历史都是为了现在或将来，而且只有历史对现在或将来具有价值或意义时人们才会去写作和阅读历史。也就是说，只有对当前的事务感兴趣才会促使一个人去了解过去的事实。因此，这个过去的事实不是对过去的问题的回答，而是对当前的问题的回答，因为它与当前的事务中的问题相联系。历史上的政治往往与现在的政治有联系，描述过去的政治的用意是现在的政治。现在的政治生活中的人物和组织关注对他们的过去的政治经历和事业的描述和评价。描述和评价他们的过去等于描述和评价他们的现在，因为任何政治运动、政治思想、政治人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历史源头。过去发生的事的描述或记录是他们现在的政治信用的记录。如果一个政治运动、政治思想、政治人物在历史记录上曾经留有污点，这个污点就对与它或他有关的现在从事的政治事业造成伤害，如果在历史记录上曾经有过光辉篇章，则对现在的政治事业有利。总之，只有他们在过去积累了良好的信用，他们现在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任何政治人物从事的事业、任何政治组织的发展以及任何政治制度的实行都有它们的源头，有它们的过去和将来。由于人类的每个个体的生命、组织和国家存续的时间是有限的，政治人物、组织和国家必然通过人类个体生命的繁衍过程促使后代人继承前人的事业、继续推动政治组织的发展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延续，这必然要求后代人了解前代人的历史，包括他们开创的事业、建立的组织和实行的制度。没有历史这样的一个前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通讯，人类共同体内的任何事业、组织或制度都不可能延续或按照原有的样子或设定的方向延续。这样的延续或历史的继承性往往依赖历史的记录而非史实，因为人类没有历史记录，就不可能了解史实，而且没有历史记录的史实不成其为史实，因为它没有任何历史价值。因此，写作历史对于一项事业、组织、制度的延续和继承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政党指定或聘请历史学家写作这个政党的历史，有关这个政党开创的事业能否被后人继承。例如，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安排历史学家写作中共党史有关中共的事业能否被后人继承。在中国，首先是中共关心是否有人写作自己的历史和按照中共的设想和意愿评价中共党史。在台湾，历史悠久的政党-国民党也关心有人写作自己的历史和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自己的历史。甚至鼓吹台湾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写作台湾独立运动史。写作政治历史是一种政治活动。

人类写作政治历史为政治生活增添了一个历史因素。只要具备某种条件，过去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可能对现在或将来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国家消失后，有关的人民的后代在间隔若干年以后又会以复兴历史上的国家的名义建立新的国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民族建立以色列国家是若干年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结果。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辛亥革命曾经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历史上在有些地区曾经生活着独立的民族，后来这些民族被其他国家兼并。但是在一定时期，这些民族的后代又以历史上的某个时刻他们曾经独立生存的历史寻求民族独立和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国家。前苏联解体后，其中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均有一些历史的根源。我们中国的新疆少数民族和西藏少数民族存在一些寻求独立的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历史因素。亚非许多国家在被长期殖民统治后重新复国。还有，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治运动销声匿迹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人打着复兴过去的政治运动的旗号展开新的政治运动。例如在我们中国，人们不断提起继承五四运动的传统，在新的时代重新展开追求民主的新的运动。在西方历史上，文艺复兴运动打者复兴古希腊文明的旗号提倡一种奔向资本主义的自由精神。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伟大人物领导国家，后来他们的追随者打着他们的旗号继续保持政权或者重新夺取政权。在法国历史上，拿破伦去世后，拿破伦第三打着拿破伦的旗号重新掌权。在以色列、印度、中国等国，掌权者仍然以遵从立国者的姿态和原则维持国家的政权和体制。甚至是一些历史上被裁定为反面角色的人物也可能被一些力图改变现状的政治力量利用。当今日本的一些右翼政治力量试图为二次大战的战犯招魂。因此，当人们写作历史时，他们就给人民留下历史的记忆，灌输一种可以长久保存的历史精神，一旦具备某种条件，现实中的政治人物和组织又会将历史因素当作一种资源而加以应用。

历史学家创造历史因素的方法也值得研究。历史学家不能为人们根据他们对历史经验的理解而采取行动的结果负责。但是历史学家可以对过去发生的事和人发表评论，向读者解释过去的事情和人物，提供有关信息。他在写作历史时，会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产生意识反射，会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判断和评论，他可能对政治事件和人物表示自己的看法，因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或多或少受到政治生活的影响，拥有某种政治上的倾向、偏好、经验、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和理念，这样的价值观念会渗透到他写作的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正如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学家在写作某一国的历史时会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而对该国的历史作有所不同的描述或评价，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可能在某种政治观点的驱使下写作历史。所以，一旦他们进入与人民大众或公众的通讯过程，他们就能够影响人民对历史的观点和看法，因为他们拥有历史话语权，而人民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全面和深入了解自己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不管人们对政治人物、事业、组织和国家的看法如何，历史学家拥有历史本身赋予他的影响力。

当然，人们要求历史对客观事实作出公正描述。例如在我们中国，目前缩居于台湾的国民党或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士希望北京的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作出的贡献作出公正评价。如果中国政府或共产党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历史作用做一些调整，那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非根据历史忠实反映当时事实的学术或专业要求。因为历史从来是人类自己写作的历史，历史来自于人的记忆和对史实的选择，而记忆和对史实的选择是一个思维过程的一部分。人类总是根据他面对的现实写历史，历史被当作现实的镜子，或者现实被当作历史的镜子，没有史实那个客体被人的大脑主观化的过程，人类不会写作历史。就拿将历史分期来说，我们中国人将历史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欧洲人将他们的历史划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这种划分历史的方法来自人类对历史进程和意义的判断。历史自身不会为自己划分时间阶段。我们说，一次历史事件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位伟人去世代表一个时代结束，或者说一件事或一个人开启新的历史或使一段历史终结，都是我们在历史的评价和判断基础上划分历史的行为，其中包含我们判断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一种我们大脑中已经具备的观念和尺度。就与政治有关的历史而言，写作历史反映人类价值观念在政治中的表现和冲突。

人类共同体内的政治如此被历史学家或历史观察、记录、评价，并且不断被历史学家和历史观察、记录和评价。只要历史在发展，历史学家和历史就因此通过口、笔和纸闯入政治生活。总之，不仅新的政治人物和事件会处于历史视野的聚焦下，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会不断重新被解释和评价。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也会不断变化，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地位、影响力和意义也会随后人或后代历史学家的看法和评价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欧洲，历史上人们对法国革命的记录和评价就发生过多次变化。19世纪的法国人和20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革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叶，俄罗斯人对20世纪初叶的俄国革命的看法也发生明显变化。在我们中国，人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观念也在变化或将会发生变化。甚至我们中国人对我们自己的历史上早已固定看法的民族英雄的看法也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而出现新的补充、诠释、调整和评价。这就是与历史有关的政治。它赋予人类看待政治的历史观，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历史，决定对特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人类不可能永远固定他们对过去的历史的看法，这一历史行动的逻辑在人类决定写作自己的历史的那个开端已经被确立。否则，人类不会有今天的历史。正如欧洲中世纪的人将中世纪史视为现代史、近代的中国人将中国的近代史视为现代史一样，我们现在的人视为现代史的历史将被我们的后代人视为近代史或古代史，我们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的看法可能与后代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的看法不同，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看法和观念也在变化，历史看法的差异正是历史本身特性的反映。因此，任何现代政治人物或组织，包括国家，只能掌握现在的历史解释权，一旦他们/它们所处的历史的一页被翻过去，他们/它们必将交出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解释权。现代人要求后代人不要忘记历史，告诫他们忘记过去意味背叛，但是现代人无法对后代人发出命令，也不能与后代人达成有效契约，现代的政治人物和组织的历史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们自己奠定的，但需要后代人认定，而后代人的认定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

历史学家的作用

具有历史意识的民族或人民总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在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历史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判断现在发生的事件或人物的精神价值衡量标准。历史意识仿佛是一个以过去发生的一切遗留下来的精神价值为归依的判断现在事件或人物的思想准绳，就象公平、仁爱、伦理是道德判断的准绳、是否遵守法律的文字规定和精神是司法审判的准绳一样。就历史事件而言，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可能有光辉和光荣的篇章，也可能有悲惨和耻辱的一页，就历史人物而言，既可能有民族英雄和榜样，也可能有败类或反面教员或历史罪人，但是所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不可能自己为自己写历史，或将自己记入史册，它们/他们的历史地位也不是由它们/他们自己所定，一切是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或历史的判断者）写作历史的结果。而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的使命是为后人准备一个评价前人的功过是非的标准。人类利用这个标准看待现代政治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例如，在政治生活中，有些评论员或观察家将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行径称为近代帝国主义的现代表现，将一国政府或一个政党的疯狂压制反对力量的行为称为法西斯主义。在我们中国，在文革时期，个别领袖人物被反对派指责为当代秦始皇或自己比喻自己的某些行为如同秦始皇，古代法家或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被用来暗指当时某些当权派。在外国，有些专横的政治人物被反对党指责为当今希特勒。在人类的文学和文艺作品中，借古讽今的作品是用历史的尺度衡量现在的社会或政治的描述历史行为。影射史学直接运用历史的记录对照当今的政治。人类不断用过去的一切衡量现在。人类纪念历史事件或人物则是直接运用、宣示和表示将运用历史的衡量标准的举动。

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切政治事件或人物只要具有历史价值，都将被历史所评判，历史学家是评论员。但是，历史学家评论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事件或人物，不如说是现在的事件或人物，但是历史学家不能绕过过去的事件或人物来直接评价现在的事件或人物，过去的事件或人物是他评价现在事件或人物的媒介，或者说是“能指”，而现在的事件或人物是“所指”，历史学家必须依靠这样的一个符号关系来评价现在的事件或人物。正是因为如此，政治人物关心当代的历史学家对过去事件或人物的评价也在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有些国家里，统治者干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人们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成为政治问题，但是统治者只能限制当代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但是却无法限制后代历史学家对有关自己的历史事件或他们自己的评价。因此，无论是在历史学家写作历史受到较多限制的国家或较少限制的国家，任何政治人物，包括统治者，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能逃脱被历史评价和裁判的命运。尽管他们可能在自己掌权的时代阻止独立的历史学家独立地和客观地记载历史事件，扼杀独立的历史学家编写独立的历史书籍，例如禁止独立地纂写历史书籍，收缴已发行的独立历史书籍，迫害有关的历史学家，起用御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歌功颂德或涂脂抹粉，但是，当他们死去以后，他们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歪曲的历史最终被纠正。当然，统治者可能采取世袭统治或由统治者培养接班人的方法推延历史被纠正的时间，但延迟的时间通常有限。所谓历史自有公论指的是，在现时政治中得不到公平对待，将来的历史学家或将来的掌权者将给予公正的裁判。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历史学家的裁判是过去式，他们无法改变过去的掌权者的行为，不过，虽然他们的裁判不是现在式或将来式，却可能影响到现在或将来的政治人物的行为，包括掌权者或统治者的行为，因为人拥有超越自我的意识，能够受到精神的指引。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为了理想或后来人的幸福而愿意牺牲自己。在超越自我的意识的指引下，烈士为自己的事业而献身。掌权者的行为也有类似逻辑。他们掌权时也可能考虑到后人的评价，也希望千古留芳、青史流名，避免遭到后人指责、留下骂名，这样，他们可能在历史意识的影响下改变他们现时的执政行为。这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可能参与政治的逻辑。

历史学家参与政治的意义还在于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过去发生的事件或人物，所谓历史的角度是指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待一切，历史学家并不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而是在特定事物发展过程完成以后从历史的全局看问题，他能够将不同时间的有关事务和人物进行比较，他能够避免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局限性和避免由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偏见，采取比较客观和中立的观点，因此他的评论具有一定可信度和权威性。当然，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对当今的政治家或掌权者发表评论，也并非直接监督当今国家里的政治家和掌权者，因为这样做就使他们成为政治评论员，而非历史学家，他们的任务是对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发表评论，这也就是说，现在的政治家和掌权者将由以后出生和成长的历史学家担任他们的评论员，接受他们的评判，而且由于自然规律和使用语言，现在的政治家和掌权者无法拒绝这样的评判。今天的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和评论会投射出将来的历史学家对发生在今天的历史事件和当今人物作评价和评论的影子。由于有了历史和历史评论，政治家和掌权者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验。这也就是说，任何政治人物、政党或政府都要对历史负责，监督他们和督促他们对历史负责的人是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如果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掌握独立的评价和判断以前的政治人物、政党或政府的权力，例如在实行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法律在不同程度上保护这个权力，他们就能够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当政者对历史负责。

但是，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不是督促当政者对历史负责的最终行为者，这个最终行为者是人民，因为历史学家对前人的评价需要人民的授权。我们说，人类共同体内的后代人（历史学家）掌握前代人中的政治人物、组织、制度或国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认定权。但是，并非所有的后代人有权行使这个认定权，因为大部分人对历史的了解不多，因此，对历史了解比较多的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被授权成为任何民族或人民写作自己民族或国家历史的代表，成为写作民族、国家历史的执行人或代笔人。也就是说，在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通常不是由他们的每个人都来写历史，而是由他们推举的代表-历史学家-来写历史。历史学家在学校和在社会上学习历史的时候他就开始使自己成为民族的或国家的历史写作代表，当他完成历史著作的写作时，他进行的一次有关的历史通讯才告完成。这时，他成为或被读者认为是写作一个民族或国家或世界的历史执行人或代笔人。但是，如果一部历史著作由于违背史实或其价值标准不被人民接受，它就不能够与人民进行有效通讯，如果历史书被人民认为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它进行的就是无效通讯，有关的历史学家就不再是被人民授权的历史代笔人，因而不能够帮助促使当权者对历史负责。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成为人民接受的历史观后才有强大的力量。历史学家是否代表人民发表历史观，要看他的历史观是否被人民接受，而要检验人民是否接受一个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观，必须有言论自由的条件，由各个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候选的历史观，从而由人民自由选择某一个或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的历史观作为他们（人民）的历史观。

在这里可以看出，历史学家的历史作用是将前人的功过是非、成就和缺失交给后人去评论。历史学家个人只是短暂时期的评论员，当他生命终止的时候，他的评论活动也告终止。然而，他的工作使后人有条件不断地评论他曾经评论过的人物或事件，不仅后代的历史学家能够继续进行这种评论，后代的人民也能够继续参与进行这种评论，形成人民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观点和看法。这是一个数代人对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进行评议的过程。它与一代人经历的政治生活中人民对政治人物或事件发表意见的情况不同。例如，人们在就政治人物的表现进行民意调查的时候，人民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发表意见，历史则使数代人民合并在一起跨越代际的界限进行评论，形成可以经受历史考验的复合民意。由于人民必须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人民评论的结果可能不断调整，但最后会逐渐固定，基本形成历史结论。而这些结论为后代政治家和统治者树立一个行为标尺，衡量每个政治家和统治者的表现，从而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历史上，人民能够形成一致和固定看法的往往是历史久远的事件或人物，人民对距离他们的时代较近的人物和事件的争论则反映现实政治的影响。而就那些有争议的历史进行的争论也影响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活。就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因素而言，我们比较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后，可以发现，美国和英国国内的人民对历史问题的争议较少，这些国家的政治（包括政策和制度）高度稳定。法国和德国的人民对本国历史问题的争论也较少，虽然历史动荡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曾经留下各种创伤，那些创伤逐渐弥合，人民对历史问题已基本形成共识，国家政治生活稳定。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各国人民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仍然存有较多争议。俄罗斯人民对过去各次革命或运动的看法存在争议。中国人民对历史问题的争论更多，除包括对一些已故政治领袖（如蒋介石、毛泽东等）的历史评价存在争议及台湾海峡两岸对抗日战争历史问题的争论外，中国大陆内部对大跃进时代、文革、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各种事件和风波也有历史争论，虽然已经宣布“早已作了结论”，对历史问题的结论仍然在调整或者人民期望进行调整。在日本，国民对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家领导人的看法仍然存在争论，被东京国际法庭宣判为战犯的责任人在日本国内仍然是有争议的人物。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仍然直接影响当今的日本政治。从政治发展过程看，在存在明显历史争议的国家里，人民对历史问题的争论会不断地在政治生活中掀起波澜，甚至造成动荡，而这一切又是人民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形成一致和固定看法的长期过程中的必经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