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杰：从苏东波民主化看中国武装起义的必要性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阮杰来稿：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国家所走的民主化道路总体上来说是和平的道路。因此，很多人就类比出中国大陆也能走如此和平的转型道路。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表不知其里所至，是脱离社会实际的一相情愿。只要我们拿苏东波当时的社会情形和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认真地比较，就会得出结论苏东波的民主化道路不适合于当今的中国大陆。如果说适合的话，顶多就是适合走罗马尼亚的道路。

什么叫和平的民主运动呢？顾名思义，和平的民主运动就是使用和平的手段来迫使专制当政者启动民主政治改革，逐步把专制体制转变为民主宪政体制。什么是和平手段？和平手段就是社会舆论压力、民众和平示威以及不合作的抵抗运动等等。而这些和平手段能形成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是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平示威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这个道理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大家不能说话，媒体不能自由，舆论压力如何形成？民众不能结成团体，一盘散沙，各自都是独立的个体，民间力量何能形成和体现呢？没有民间组织，人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代表来和政府进行和平的、理性的、平等的对话。言论、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和平民主运动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些基本条件，和平的手段就无法使出，和平的民主运动就无法展开。回顾前苏联和东欧前各共产国家所走的民主化道路，我们将更深刻体会这一点。前苏联之所以能和平地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走向民主化首要归功于戈尔巴乔夫提出和推行的公开化的“新思维”。戈氏“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戈氏的“新思维”为民主舆论的产生创造了气候、提供了土壤，催生出大批民间组织，为叶立钦的离经叛道铺平了道路。戈氏正是在这些舆论的压力和民间组织的敦促之下，或情愿或半情愿地深化民主政治改革。其他东欧各共产国家在制度转型前，同样是言论和结社控制的松动先行。这些国家在制度实现转型之前数年，就存在许多公开或半公开的民间组织和自由媒体。东德有“新论坛”、捷克有“七七宪章”和“复兴俱乐部”、凶牙利有“改革俱乐部”、波兰有“社会自卫委员会”和“团结工会”、保加利亚有“生态公开性”组织等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言论的放开和这些民间组织，就不会有这些国家和平的民主运动，就不会有这些国家和平的制度转型。最好的反面例子就是罗马尼亚。在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抓前，罗国没有任何的民间组织也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唯一的民间组织是罗马尼亚救国阵线，是在逮捕齐奥塞斯库的同一天成立的）。面对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又顽固不化的独裁者，渴望民主和自由的罗国人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拿起武器，把独裁者押上断头台。（他们速战速决，干脆利落。罗国人民做得对，做得漂亮。否则，他们等到牛年马月，民主也不一定降临到他们身上，就象当今的中国。）从这些国家所走的民主化道路，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国家能否可以走和平的民主化道路取决于专制当政者（历史上愿意和不愿意走君主立宪制的专制统治者们所遭受的不同命运早已证明这一点）。苏东波各共产专制统治者（除罗马尼亚外）尽管没有马上放弃权力，但能顺应历史潮流给党禁报禁松绑。这就是政权本身的自我改良。这些国家所走的和平民主化道路，确切地说，是改良的道路。和平的民主运动其实是一场改良运动。它有赖于专制政权本身的可改良性。如果现时政权已完全丧失改良的可能性了，和平的民主运动也就无从谈起了。

苏共及东欧各共产党早在十五年前已和平地把权力交还给了人民，但中共至今连言论自由的权利都没有给中国人民。这是为什么呢？中共是否还可以象前苏联及东欧各共产政权一样具有改良的可能性吗？很多人总会说因为中共是根据马列主义的专制思想建立起来的，它的本质就是专制，因此是不可以改变的。这样的说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苏联及东欧各共产政权和中共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孪胞兄弟。如果按这样的说法，就无法解释各东欧共产政权为何可以改良（能和平地让出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改良，罗马尼亚除外）。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意识形态不是人生俱来的，是后天接受的。既然人（共产党也是由人组成）可以接受，当然也可以放弃。那各东欧共产党可以放弃专制，为何中共不能呢？这就得从它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现实和他们党内本质的变化去分析，才能找到原由。首先，我们来看前苏联。要谈苏联的民主化历程，就得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谈起。以往很多人绞尽脑汁去寻找和分析戈氏产生民主思想的原因，来揣测中共内是否也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是不正确的做法。共产政权的专制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专制，不同于君主帝皇的一人专政的专制。因此，共产政权高层内个别人有了民主思想是不能说明这个政权就会有可能走向民主的。我们必须从整个政党（政权）来考量。戈氏的“新思维”如何能产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弄清戈氏的“新思维”是为何能推开。戈氏“新思维”之所以能推开，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戈氏“新思维”是在前苏联经济全面崩溃的背景下出台。穷则思变。思变是当时苏联社会上下的共同心态。戈氏“新思维”的初衷是发动大家动脑子、想办法拯救经济。因此，它的出台几乎没有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二，共产党官员虽然享有特权，但由于全社会的物质贫困，这些特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大的物质利益。绝大多数官员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在贫苦当中。因此，绝大多数共产官员对戈氏“新思维”所必然引发的民间对苏共政策的批判和对共产体制的否定，不但没有抵触反而认同，甚至加入到批判共产体制的行列。（中共七十年代末也有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但是这样公开大讨论是在官方定下调子、定下底线和原则的前提下展开的，完全在中共高层的掌控之中。）三，分离主义的大量存在有利于戈氏“新思维”的推行。苏联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国家，是二十世纪初苏共用武力加上连哄带骗把这些加盟共和国凑合在一起的。苏联这个看起来很庞大的国家并没有民族凝聚力。共产专制造成的灾难和贫困更加速了这些小共和国的离心离德，强化了他们自立门户的野心。因此，对于包含民主因素的“新思维”的出台，苏共政权内很多具有分离心态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很多小共和国的地方大员们明知必定导致苏共政权的垮台，但他们并不在意，乐观其成，甚至推波助澜。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东欧共产政权（除开罗马尼亚）为何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的（第一步就是放松言论和结社的控制）。他们能迈出第一步，主要由如下四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一，苏共的变革。众所周知，东欧各共产政权皆是在苏共的扶持下建立起来并在苏共的保护下存在的。他们历来是随苏共的曲子起舞，看老大哥的脸色行事。为了两德的统一方案，东德的部长会议主席亲自跑到苏联躬身请求哥尔巴乔夫认可。在得到哥尔巴乔夫同意的前提下，凶牙利共产党才有胆量给“十月事件”和纳吉平反。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苏联的变革在促使东欧各共产政权的转变中至少起着百分之六十的作用。二，经济萧条，社会普遍贫困化。三，绝大多数官员除了薪金较高一点和享受一些特别的福利外，和广大普通民众一样并没有什么个人资产。四，苏共政权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让这些小共们自感失去了靠山，无恃则有恐。因此，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尤其是来自民主大国的压力在他们身上就立竿见影。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能走自我改良道路的共产政权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内部变化都有如下共点：一，国家经济的衰败。二，绝大多数政府官员没有见不得光的巨额私产。三，政治理念的破灭使这些执政党完全失去了党内维系力。四，国际社会的作用。另外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前苏联及东欧各共产国家，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宗教在这些国家有深厚的底子。在共产专制时代，尽管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对宗教也有相当程度的压制，但宗教社会依然存在。在造就和平民主化运动过程中，这些宗教影响力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今中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党内的变化是怎样的呢？中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了经济改革。自此中国的经济以罕见的高速度发展。尽管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以高于其他国家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能源消耗和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以及让广大老百姓遭受更高程度的剥削为代价而获得的，但它毕竟造出中国经济一时的繁荣。这样以竭泽而渔、不顾子孙后代生路的方法取得经济繁荣被中共当作一面烫金的麻布旗帜到处张扬和炫耀，美化其政权，迷惑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中共推行所谓的对外开放政策，大量引进外资，怂恿不惜成本和代价（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制造低级出口产品，出口创汇，让众多的外国资本家和商人包括很多海外华侨参与到共同掠夺中国自然资源和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行列。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绝大多数的外国政府、资本家和商人包括海外华侨对中共的恶行、腐败和中国社会的黑暗面往往避而不谈或只轻描淡写、隔靴搔痒地应付几句，更多的时候是主动美言中共或为中共寻找开脱理由。因此，在当前国际社会大环境里没有产生足以影响中共的舆论压力。再者，由于当今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国际社会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更有求于中共政府，比如在反恐问题、北韩问题和中东问题上。中共以中国巨大商业市场为要挟，以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身份为资本高高在上。可以说，现在的中共既不怕美国，也不怕英国，也不怕日本。它谁都不怕，目中无人。所以才有朱成虎核战争理论的出台，才有唐家旋“中国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的言论。在如此国内外环境中，中共专制政权不但不会自我反省、不会自我改良走向民主，反而自大狂妄心态还会进一步膨胀，极有可能走向世界级的法西斯化。

中共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与苏东波各国的经济私有化改革的最大不同是，苏东波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而中共是只搞经济私有化，不提政治民主化。在权力没有公有化之下所搞的经济市场化导致的结果是给权力寻租、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在权力操纵的黑箱作业下，国有资产私有化变成了中共党政官员瓜分全民资产、化公为私的盛餐。现在的中共政权从上到下的党政官员，他们本人或他们身后的子女都拥有数百万、上千万甚至数亿元见不得光的私有财产。中共政权内贪污腐败人数之多、面之广、数额之巨大，在历史上、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大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小到芝麻官村长，无官不贪。在中央政治局的九个常委中，曾庆红、黄菊、贾庆林、李长春、吴邦国等都身涉经济腐败大案。这些都是有案可查。这就是“党政高级干部收入和财产公开化条例”讨论了七次都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如此这般，我们还能希望他们放开报禁吗？再退一万步来说，假设这些高层人物没有经济和腐败问题或他们愿意金盆洗手，推动民主。那他们能推得动吗？不能的。贪污腐化在各级政权已广泛深入、盘根错节，各级党政官员已结成互相包庇、攻守同盟的利益群体。一切有损于地方官员利益的中央政策都会被他们抵制或敷衍。中央已无法驾驭基层。如果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那是有点夸张。但如果说出了中南海就是废纸一张，那是千真万确的。举个事实的例子吧。就在笔者家乡，县委书记的儿子开办造纸厂，把县内的大半森林的大小树木绞成了纸片。镇长的儿子也在另一处开办一家造纸厂，照样画葫芦。尽管中央有文件下来禁止滥砍滥伐，但为了保护自己儿子的经济利益，县委书记干脆压下文件，装聋作哑。县委书记的儿子大胆干了，镇长的儿子也就放心跟着干。几年下来，原来树林茂密的青山变成了荒山秃岭。河流干涸，鸟儿绝种。大雨一来，黄泥横流。这样的惨状，胡锦涛、温家宝能看到吗？当然不能。也许(也只是也许而已)省委书记看到。但省委书记不也是有很多把柄被抓在县书记手里吗？谁说得了谁。因此，官官相护，谁也不吱声。群众能出声吗？当然不能，因为媒体控制在当地政府的手里。在当今的中国，环境被严重污染、自然资源被掠夺殆尽的地方到处都是。有没有敢于揭露真相为民说话的记者和律师呢？有，尽管唯数不多。但每出来一个，都被地方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现在连捏造罪名，他们都懒得捏造，干脆用黑社会手段来收拾这些记者、律师和维权人士。地方政府的日益黑社会化与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是地方官员腐败不断深入的体现。（当今在世界各地都充斥着中国制造的商品。而这些商品都是些以自然材料为主料的日用产品或低级工业品。中共为了繁荣经济鼓励权贵企业家们不遗余力制造出口产品，出口创汇。但所创来的汇又被贪官们转移海外或被权贵企业家们以投资移民的资金转到海外。外国又以这些汇继续从中国进口低级商品。外国保护了他们自然环境和能源。中共为了面子经济成为他国掠夺中国原材料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帮凶。如果再让中共统治十年八年，祖国的美好河山将被这帮腐败分子彻底撕得粉碎，中国将国将不国。我们这代人将愧对祖宗，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

中共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造就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就是那些当权者及他们的亲属和那些通过行贿获得权力庇护而致富的私营老板，还有被中共重金收买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只占中国人口10%不到（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中共党员），却占有整个中国社会财富的80%以上。这个特权阶层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不象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是通过勤劳致富得来的，而是利用权力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尤其象瓜分国有资产这样的私有化运动，是历史上所没有的，纯粹是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分赃运动。他们凭什么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大老板？还不是凭他们手中的权力，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曾当过共产党大官的老爹和老妈。有些民运精英说，中国民主化后这样的事可以既往不咎。这是民运精英的想法。中国的百姓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是看在眼里的、是记在心上的。他们不是阿斗。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仇富心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的原由。这笔帐总会挂在那儿，总有盘点的那一天。对于这一点，当今的中共高官们、中国的大老板们和他们的子孙心里比谁都明白。他们绝对不愿意吐出他们的钱财，他们害怕遭到清算，他们害怕失去他们当今花天酒地的贵族生活，他们做梦也都想维持现状。一句话，他们害怕民主，他们抵制民主。更致命的一点是当今这个富有的特权阶层把持所有的国家机器，包括媒体和文化领域。而想改变社会现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却没有任何的话语权。这是中国民主化道路面临的困境。

中共这场没有民主化之下所进行的市场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前苏东波共产党的性质有了极大的不同。在共产党兴起之初，很多人加入共产党是出于对共产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认为这是建设人类理想社会的最佳途经，也就是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念（还不能说象宗教那样的信仰，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仅是意识形态理论而已）。当然不排除一些党头和一些投机分子纯粹是为了夺权和个人私利。但绝大多数人加入共产党应该是出于信念。正象前面讲过，意识形态不是人生俱来的，是后天接受的；既然人（共产党也是由人组成）可以接受，当然也可以放弃。前苏东波的共产党在垮台前从整体而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念为维系力的执政党。当绝大多数党员发现他们所信奉的共产政治理念不但不能拯救人类、创造美好社会反而给社会包括他们本人带来贫困和灾难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地放弃他们的共产政治理念。共产政治理想的破灭让这些执政党完全丧失党内的维系力，人心涣散，最后走向土崩瓦解。当今的中共同样也是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所有党员再没有一个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推行私有化，让资本家入党，原则上否定了公有制。（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公有制是出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巩固其政权的目的。他们不但不敢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还大张旗鼓地重建马列主义工程。其原因是中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夺取政权的，如果公开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就等于他们自己否定他们当年夺权的根据，暴露其政权来源的非法性，等于他们自己剥他们自己的皮，所以中共还会拉起马列主义这张虎皮来掩护他们自己。）然而，中共至今仍保持一个稳定的领导层，并没有象前苏东波共产党那样土崩瓦解。这点从八九“六四”后最为明显。从赵紫阳下台后至今十七年，中共高层没有因政治问题而遭整萧的高官连中级的官都没有。这并非说中共党内已有了高度一致意识形态。恰恰相反，这正说明中共内已没有任何的政治信念。那是什么东西仍可以把这个党紧紧维系起来呢？那是依靠权力保护下每个党员官员个人既得的经济利益。中共的性质已从政治集团兑变成经济利益集团。对物质财富的贪婪是人类的本性。当一个社会制度被少数人把持并能用来肆无忌惮地摄取个人财富并且只有维持这样的制度他们个人的既得财富才能得到保全的时候，他们不会放弃这个社会制度，也不会作出任何不利于他们的实质性的变革。从本质上来讲，当今的中共统治集团与历代皇朝没有区别。从历史上看，从皇朝专制体制转变成民主宪政体制，除了极少数国家能以和平的方式走向君主立宪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非和平的方式走向民主宪政的。在当今世界上，君主立宪制是不可能再走的道路，至少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走的路。那么，要结束中共的专制，唯有走武装起义的民主革命的道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