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岩来稿：治理行政管理费黑洞的必经之途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冼岩来稿（原题：“阳光财政”是治理行政管理费黑洞的必经之途）：“阳光财政”即向全社会公开各级政府行政管理费的明细情况，这一措施舆论已呼吁经
年，但由于其中涉及官僚群体的既得利益，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近年来，各级政
府也会在一些官方网站或“两会”期间发布关于财政支出的简略介绍，但这种“政府想
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不想公开什么就不公开什么”的“阳光政策”，除了可作一点形
式主义点缀外，几乎没有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当下中国对政府行政管理费一直没有
形成有效的监督与约束，其费用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居世界前列。

此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了《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
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的提案。据该提案内文披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
25年间，中国的行政管理费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
4.71%，到2003年上升至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
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
9.13个百分点。不仅如此，近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还在大幅提升，平均每年增长
23%，远高于同期GDP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有不少地方，当财政收入几千万元时，说
是“吃饭财政”(指只够发工资、吃饭)；在财政收入达到几亿元后，仍然是“吃饭财政
”，许多老百姓急待解决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一方面是各级政府大力倡导“建设节
约型社会”，另一方面是不少党政机关大手大脚花钱，铺张浪费严重；一方面是贫困地
区、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基层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缺少投入，另
一方面是许多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越来越气派、公车越来越多、公宴越来越极尽奢华。
这种现象，无论如何说不上“和谐”。这可以说是一种明火执仗式的分配不公：少数执
掌分配大权的人，堂而皇之地将越来越多的份额切分到自己盘中；他们甚至不需要解释
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其他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莫可奈何。这是一种变相的群体性腐败，
不妨将这种虽然在众人眼皮底下公然进行，但因其门禁森严，旁人难窥其底细，许多人
对之视若无堵的腐败称之为“暗腐”。它在让少数人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加剧其他方
面资源配置与社会关系紧张的同时，也极大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加深了官民之间的鸿
沟，其危害性丝毫不亚于以“权钱交易”为基本特征、已被公众视为“过街老鼠”的另
一种腐败（不妨称之为“明腐”）。无论是从增进公平、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还是从
推进政治文明、建立现代责任政府的角度看，对行政管理费黑洞的治理，都应该成为当
下中国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但是，政府并非抽象的空中楼阁，它由大大小小各级官员组成，这是维持它自身存在和
运转的基础。由于治理行政管理费黑洞将损害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其间阻力、反弹可
想而知。没有外力的介入，不借助社会的力量，任何政府都难以赢得这场“自己对自己
的战争”。

社会力量介入的前提是知情。只有推行“阳光财政”，让各级政府的明细开支对于公众
真正透明，让公众知道在各种抽象的科目下（诸如各级首长基金、首长批条经费、机动
资金之类），财政资金究竟被作何用途，他们才有能力监督政府。这种信息公开，不是
“泄露国家机密”，而是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政府究竟花了多少钱、又用这些资源办了
哪些事，这是现代政府对民众负责任的基本表现与必要前提。

就公众知情而言，仅有信息公开还不够，同时必须保证所公开信息的全面与准确。否则
，“阳光财政”有可能蜕变成一场“数字拼盘”的闹剧。只有与近年来已逐渐成为公众
视线焦点的“审计风暴”结合起来，“阳光财政”才能真正有所建树。这种需覆盖全国
各级财政的“审计风暴”，只能由国家审计署牵头，动员众多社会中介机构的参入。

通过这种全面、准确的信息公开，可以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对政府行政管理
费扩张的持续性压力。这种压力将来自于社会公众，来自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自
于各种政府行为的相关当事人，来自于政府内不同部门、官僚体系内不同派系。这种全
方位的立体式监督，才是多元、开放社会的有效监督模式。

与以“权钱交易”为基本特征的“明腐”相比，行政管理费黑洞这一“暗腐”相对易治
，关键取决于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决心。因此，可以将愿不愿意实行“阳光财政”，视为
政府愿不愿治理行政管理费黑洞的试金石；将能不能有效推行“阳光财政”，视作衡量
政府自我约束能力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温度计，这是一个可以综合评判政府执政能力的代
表性指标。革命最难的是革到自己头上，夹在作为权力运行载体的官僚群体与构成政权
来源的公众利益之间，政府很难保持超然。当下中国政府作何抉择，将决定未来中国的
祸福。

在此多方势力博弈的特定情势下，知识分子应该利用公共舆论，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将
政治抉择的天平推向利于公众利益的一边，以促成“阳光财政”的实施作为推动社会前
进的着力点与突破口。这既是在现行体制条件下媒体可以安全着手之处，也是媒体有能
力取得实质成效之点。这种努力不同于个案的披露或个体维权，它直接作用于公共制度
的改进，因而更能产生不可逆转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