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马英九是台独分子吗？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俞力工来稿：“评马英九的三个悲情论”一文发表后，意外地引起了一片叫骂声。更确切地说，引起了许多人向马英九抡棍子。笔者以为，引起这种强烈的反应，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许多读者均有“非统即独”的偏见；二是当前此岸有把“统独”问题设置为重大议题的倾向，因此，便使许多人误以为“统一是个至高无上、亡党亡国的迫切问题”。

其实 ，大陆高喊“统一”的贪官污吏多如过江之鲫；而台湾那头，许多人支持马的最大原因在于当前清正廉洁者凤毛麟角，而马在此方面恰好是鸡窝里的凤凰。笔者要提示的是，走对“公司路线”的贪官污吏，再好，好不到那儿去；清正廉洁的官，再坏，也有限度。如果连马英九都成为打击对象的话，大体可以这么说，“对统一的态度是当今唯一检验是非的标准。如此，大陆都是好样的，台湾没一个是东西”。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马英九究竟是不是台独分子？再具体一点，主张建立“台湾国”与主张按照德国模式“两岸当局先互相承认，再追求统一”是否可以等同起来，是否可以一概称为“台独”？

尽管，笔者在“评马英九的三个悲情论”里批评马英九相当滑头地在抽象的“一个中国”与具体的“一边一国”之间徘回游荡。却接着强调，马的态度与台独截然不同，在泛蓝阵营具有相当代表性。

为什么在泛蓝营里相当有代表性？仔细分析，泛蓝营支持“德国模式”的人士分为两类：一是认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1949年以来早已并行存在，互相承认不过是通过法律接受现状，并不影响对将来统一的追求。一是认为借互相承认来结束内战未决状态，既可体现和平合作诚意，又可排除国际领域的冲突，同时也不排除最终统一的追求。

针对以上两种态度，笔者曾多次为文指出：

第一种观点纯属对政治现况的误解。因为内战导致两个交战政府对国家的分治，并不等同于成立了两个互不隶属的国家。当前的两个交战政府为了结束敌对状态，可以通过和平条约互相承认对方的局部统治的合法地位（譬如“特区”，或“地方上的事实政府”），但国家仍旧是一个。这做法，与互相承认为两个独立国家完全是两码事。

至于第二种观点（即马英九的观点），并非对现状的误解，而是对解决目前的僵局提出一个建议方案，即仿效“德国模式”，通过互相承认，正式成为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后，当条件成熟时，再合并为统一的国家。笔者就此建议也曾多次指出，技术上，策略上，至少应当维持两岸的“两府分治”现状，同时在此基础上尽快通过和平谈判加强合作，而后逐步迈向最终的统一，而不应当扩大隔阂，把“一个国家，两个政府”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笔者之所以如此主张，除了技术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分裂状态并非单单由内战所导致，而是由外来干预所造成。因此为了避免两岸问题继续受霸权主义的操纵和敲诈，中国人应当运用自己的智慧，排除外来干扰，妥善解决自己的事情。

当然，除了以上的签订和平条约，加强合作，促进统一的方案，并非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依个人之见，江泽民卸职前提出的“非政治化”就是一个值得考虑和发挥的思路。具体而言，就是避免一切政治主张和冲突，甚至避免和平谈判的议题，大陆单方面对台湾作出全面的开放，最终则以自然的、有机的、全面的结合（文化、经济，甚至政治），造成和谐的统一。当然，这么做，首先要改变国内统战部门的思维、习惯，甚至利益。

以上的讨论，由探讨台湾的悲情而引起。为了让读者明确区分马英九与台独分子的不同性质，笔者贴出一篇6年前批评吕秀莲的文稿。

给吕秀莲的悲情把脉

据台湾媒体报导，吕秀莲最近在针对海峡两岸问题的场合，曾直率表示，中国当年之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应当向台湾人民道歉”。另外，１９９６年３月许，吕秀莲在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时，也曾对日本媒体表示《马关条约》之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幸亏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台湾的大幸”。另一种版本则指出吕秀莲如是说“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特别是中国成为战胜国是很不公平的、是荒唐的”。除此之外，在她参观《马关条约》的签订会场时还表示，“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台湾的幸福，不然台湾那来今天的经济成就，还不是和今天中国人一样的贫穷、落后、愚昧、粗野”。

尽管各报导的文字、内容略有出入，但大体上可以相信她对“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持着相当欢迎的态度。至于台湾于日本战败后依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回归中国，吕秀莲又认为该“回归”事件抵触了“在国际法上更加重要”的《旧金山和约》，因为《旧金山和约》只规定日本放弃台湾、澎湖，而并没指定归属何方（即“台湾地位未定”的来由）。

从常理判断，吕秀莲之认为“中国应当向台湾人民道歉”只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认为台湾一向不属中国所有，因此不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该推理之无法成立，原因在于日本要取得一块不属中国的领土，无需多此一举地与中国签订条约。另一种可能是，祖国遗弃了台湾这个孩子，因此有必要向孩子道歉。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吕秀莲的情绪反应不难理解，一个突然断奶的弃婴所抱怨的对象当然不会是逼迫生母作出弃婴决定的主谋（如日本），同时这种“口腔欲时期”所遭受的创伤，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怨”、“嗔”悲情，一般说来只有在彻底了解生母所经受的苦楚与无奈才会有所缓和；而如果这种认识过程受到阻扰，则上述的病态行为，例如对生母的怨恨，即便到了成年也无法彻底摆脱。

吕秀莲的“悲情”的真正可悲一面其实不在于对生母的怨恨，而是对加害者（日本）的无限谄媚。这点，如果与东南亚的华人作一对比，对了解病态心理是有助益的。

二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度日正当中，此时扩及东南亚部份地区的“大中华”的建立不只是呼之欲出，甚至极有成为现实的可能，但是，及至中国内战爆发，所有的美好愿望顿成泡影，同时由此对许多地区华人导致的不利影响，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顿足、唏嘘不已。但是，此地区华人却能了解问题所在，因此对早日结束“兄弟阋墙”的期盼也最显殷切。另外，就柬、越、寮华人方面，尽管许多人出于历史原因视共產黨为不共戴天，但也从不会殃及鱼池，一杆子打击所有中国人。东南亚华人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不曾出现过任何力量能够限制他们对近代史和现况的了解。至于台湾，日本皇民教育、殖民主义的影响与长期的封闭当然是产生上述悲情的唯一解释。 近代史上，无论东西或南北，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特点就在于“使被殖民地群体认为他们高出那些不受殖民文化感染的同族群体一等”。由是，在这种文化错位的基础上，必然会出现嫌其他同胞为“贫穷、落后、愚昧、粗野”的情绪反应。绝非偶然的，受殖民文化歪曲的个性不只在台湾极为突出，在香、澳，甚至在有过短暂“租界”历史的上海都可找到不少同路人。

数十年来，尽管日本的影响力在台湾日益衰退，但却由美国山姆大叔逐步取代，因此长期冷战格局与反共教育更是加宽了两岸之间的隔阂。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观之，对待具有“口腔欲人格”的群体说来，加强启蒙教育当然是不可或缺，但是，就这批台独高级知识分子而言，教育的功效似乎并不显彰。因此，更加关键的是，母国必须建立稳健的社会体制，并使其强势文化远远超越日本。如果单单采取挥舞大棒的“捷径”，则效果至多是暂时地让更多的“悲情”与“仇恨”潜伏于灵魂深处。

二○○○年六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