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警察害怕失业——写于“六四”十七周年
“苏联、东欧巨变后，秘密警察连工作都没有了。”说这话的可不是某部影视剧中的演员戏言，而是活生生发生在隐蔽战线的中国秘密警察亲口所说。
这是笔者的一段亲身经历。忠实记录下来，算是为昨天曾经走过的路留下一点痕迹。 时间推回到15年前的公元1991年。4月，万物复苏，春光明媚。地处西南云贵高原的贵州省会贵阳，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一场无声无息、静悄悄、“没有硝烟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一天，笔者突然收到一封神密信件。文字不多，寥寥数语。大意是“曾先生，老板十分重视你们的产品，为使我们的产品货物内外销售出口畅通便利。老板特指派我来与你见面洽商。望收信后速来与我晤谈。地点……，时间……。某某某。”邮戳显示信件是从本市发出。 笔者陷入了沉思。什么人？又会是什么事？从本市发出的邮件，从投递到收信人接收至少要三天的时间。 “六四”两周年纪念日日益临近。每年的“六四”，因为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十分紧张而使得六月四日成为了“中国第一日”。“六四”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民主或专制具有转折点、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日子。我可以肯定，来者是为在贵阳出现的“中国民主改革纲领”而来，事情是“中国民主改革促进联盟”之事。
笔者如约来到位于贵州省军区大门口的侨谊大酒店。一切都是那样的正常平淡。就象每一个正常人的千千万万个平凡、平淡的生活与时日。风平浪静的海面却孕育、隐藏着汹涌波涛与惊涛骇浪。笔者敲开了房门，一名个子高大、西装笔挺、持一口地道广东普通话、三十出头的男士以极慎重的姿态把笔者让进了客房。一阵寒喧过后，来人递上了在当时那个年代非常时尚流行的走私进口短支“箭牌”香烟。 “我是受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的委托，特来与你见面。这是我的名片。老板对你们的产品十分重视。“六四”两周年即将来临，这次我除了贵阳外，还将到其它省市实地了解各地民运实际情况。经济上、物质上，你们有什么困难，请尽管开口，千万不要客气。” 来人显得慷慨、大方。但却以笔者没有向对方提出任何经济上或物质上的要求恐怕使来人大失所望。在很多人的眼中，什么民运？什么民运人士？根本就是一些动机不纯的不良分子！根本就是为了经济或物质利益的民运！ 笔者仔细端佯来人递上的名片。“香港豪达家私集团、孙立人总经理”。来人选择这样的称谓头衔，估计也是绝非偶然。因为当时笔者正和贵阳的民运同情者徐国庆先生往来密切。徐先生经营的正是家俱家私行当，且小有规模。为了使上演的戏逼真真实，情治部门可谓煞费苦心，还有意无意通过徐国庆先生之口透露这样的信息，“六四纪念日临近，大批海外不明身份、背景特殊人士以旅游者身份从某著名旅游城市入关进口，我的几个亲戚正追踪这批人士进入贵阳，六四还没来到，各大宾馆、饭店都已住满了各种各样下踏的客人”。而徐国庆先生所说他的亲戚正是当时担任我国某著名旅游城市国家安全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 “……” “这样吧！我的事情还多，日程安排也很匆忙。你看是不是再安排几个人，我们一起吃顿便饭，见见面。 ”来人试探着问。怕引起笔者的疑心或是其它什么原因，见笔者没有正面回应。来人移开了话题：“你看这样好不好，半个月之后，我们再见个面，然后，我就要出境返回香港，算是完成此次大陆行之使命。” …… 记得15年前的那一天，正下着小雨，淅淅沥沥。西南贵阳的天，就象婴儿的脸，阴晴无常。之后的半个月里，正如读者朋友们能够想象的那样，无数双眼睛如影随形的长在了笔者的背上。转眼，4月19日，笔者接到了来人的电话，约定晚上在贵州饭店见面。 这一次，笔者很容易的感受到了贵州饭店内气氛的诡诈、周围部分人眼神的怪异、有人在探头探脑。这一切仿佛都是在告诉人们：“这里有个危险的敌人”。
入坐后，来者仍然一幅港商模样。“我先后去了昆明、重庆，那里的民运形势、民运活动都还不错。怎么样？上次跟你说的能不能给我一份贵阳民运人士的名单？”来人开门见山。估计是通过这半个月对笔者全方位的监控，情治部门已经完成了对“敌情”的侦查。来人和笔者的谈话开如宽泛起来：“……苏联、东欧巨变之后，秘密警察连工作都没有了。”来者不知出于自我感叹还是想和笔者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客人很严肃的说了这么一句。之后，来者说话作结束状：“9点半钟，我还要接收一份香港发来的传真，没有什么事的话，我们就此告别吧！后会有期。” 贵州饭店坐落在贵阳最繁华、热闹的北京路旁，背靠贵州省政府，至今仍是贵州最主要的涉外饭店。当笔者步出贵州饭店的旋转大门，估计是情治部门担心笔者“打的”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会给他们当晚的抓捕行动带来太多的麻烦，一辆专用出租车不宣而至“嘎”的一声停在笔者的脚下。以笔者穷光蛋一个，又怎会 “打的”以车代步、逃之夭夭。 华灯初上，霓红灯闪烁。北京路上的行人熙熙攘攘，此时此刻，恐怕谁也不会留意到即将上演的戏剧性一幕。一辆“巡洋舰”越野车静静地从笔者身后开来停在人行道旁，黑暗中不知从哪里冒出的大汉和车上下来的便衣迅速将笔者团团围住，聚光灯闪成一片，一左一右两个便衣紧紧挟住笔者的两只手臂并把笔者塞进了汽车。四周一片寂静，时间仿佛凝固。 “好大的胆子，竞发展到和境外某敌对势力重要成员联络接头。问题是严重的，相当级别的中央领导同志曾有过批示。”秘密警察领导先给笔者来了个下马威，大有把笔者大卸八块之势。我的脑海中迅速浮现出当年《求是》杂志上曾刊登过一篇某中央领导的文章：“至今党内党外仍有人试图为那场早有定论的政治风波呼吁呐喊、鸣冤叫屈。”不知两者是否有什么联系。 在之后的公安、检察、法院对本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却至始至终没有人提及这名叫“孙立人”、自称受 “支联会”司徒华先生委托的“人和事”。 “被告人曾宁，犯反革命宣传煸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期从1991年4月19日起至1995年4月18日止。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这样“庄严”宣布。 2006年4月28日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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