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畹町来稿：美中关系与中国民运及台湾两党

目录：
开头语
一、民运、台湾两党及美国的责任 
二、“谁丢失了中国”的政治推卸和诘难  “麦卡锡”全美反共事件
三、美国支蒋联共抗日  意识形态障碍
四、“自由民主解放”  美国的全球商标
五、美国学者笔下的中国革命  并非马列语汇
六、美中关系的三个现象  一片混乱  急于和解  牵动美中朝野
七、美国学者对民主墙的定位及民运自我确认的一致性
       “民运民主派”同“中共改革派”同幼稚学潮的不同纲领和相反策略
八、“独知”的所谓第三条道路  现实政治中的“第二种对极力量”

开头语：

美密苏里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尤金?屈兰尼说，费正清是怀着同情心研究中国的，而从苏联逃亡的卡尔布维奇是怀着憎恨的心情研究俄国的。他们的学生们的感情立场各自打上老师的烙印。在学生们进入政界外交界后，形成了美国在中俄问题上的传统观念。
“麦卡锡主义”是激进的“反共主义”。无独有偶，50多年后，美国友人视“中国人权”风波同已经远去的“反共提案”泥云等观，是不是费正清的中国通后代学生们，同情中国、同情中共的“传统观念”难以改变，转而同情中国民运呢？唯见“麦卡锡提案”对中国事务影射的久远。
本文介绍美国的新老中国通们是如何同情中国、同情中共、同情民运、同情中华民国的。
  一、民运、台湾两党及美国的责任
    上世纪三十年代，收入最低的在华美国外交官年薪2500美圆有一栋房子，两匹打马球骑的小马，四个佣人，想娶几个小老婆就娶几个小老婆。（引自《中国通 ——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
    去年夏天，住院误诊期间，我读了D?包瑞德1970年版的《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秋天，骨结核手术截取两节坏死脊椎支撑金属支架回家后，我又读到伊利?雅克?卡思的《中国通》时，中央电视9台2005年11月13日正在播放这个题材，有关事件和人物尽在其中。
这促使我抓紧完结这个专题，美国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对当代民运的支持及影响。苏联的作用另论。
上述两书为人们提供了美国对国共两党两军的政策全貌，披露了美国青年驻华外交官兼军人的“中国通”们遭遇的“共产党间谍”案。
50年代，美国的全球战略得失借“麦卡锡（反共）提案”再一次发出了“谁丢失了中国”的责任推卸和政治诘难。
   “国家安全”及外交官、公务员的忠诚是一切国家政治审查的通用形式和兼备过程。在美国是听政会、陪审团。在中国是一党法庭、党委、群众批斗。作为中国人，笔者为大洋彼岸外交精英献身中国的屈辱深感惋惜和不平，无论他们是亲共还是亲蒋。
“他们是真正的中国通专家，今天，一个也没有了。我们此生再也不能有这样了解和掌握中国的情况了。” （《中国通》费正清语）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1973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写道：谁要是以为老中国通们在战后遇到的事情今后不再重演，那就太天真了。
是的。国内认为2008前后，台海会有一仗。
未来美国，很可能重演“谁丢失了台湾”“谁丢失了大陆中国”这个即重复又刷新的责任大辩论。除非台湾居民的意志，大陆的民主转变借国际社会的力量在台海战争中完成。希望将来的皆大欢喜是“世界没有失去台湾，还赢得了大陆”。
★ 不畏台海之战，顺势促导大陆的民主转型，是中外进步人类应该正视的义务。大陆民主，台湾自决或者大陆民主，台湾回归，或者大陆依旧，台湾沦陷这3种战争结局的不同双胎，不止是民运的责任担当，同样是台湾两党及美国西方的责任追究。 
    今天，重新审观美国朝野上世纪50年代这一政治追究的旧话题，定有它的现实内涵。

二、“谁丢失了中国”的政治推卸和诘难  “麦卡锡”全美反共事件

1945年日降后，日共总书记野板参三从延安经南韩38度线返日时被美军哨兵检查，野板说出在延安认识美国外交官谢思伟、埃默森。事情查到东京美军总部，谢埃二人背上了日共间谍的嫌疑，野板也因此顺利回到故国。
那时，“中国通”及专家总共不过36人左右。年青的中国通们对祖国忠诚，敬业、学者气、绅士味，每个人都有在中国的传奇史，大部分挨整、调离，导致了韩战中，美军犯了一些战术错误。飞机轰炸到辽宁省境，麦克阿瑟要杜勒斯放心，中国“决不会”出兵。
当远东问题专家林沃尔特得知周恩来对印度外交官放风“只要美军越过38度线，中国必参战”的口信时，已远在英国使馆。当然，上述错误同美国的全球防共部署相连，是不足论的。
上世纪苏、中、美争夺越南、柬埔寨、老过地区，虽然美国相继退出了支那，可是，其全球战略消耗了“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力，为欧洲共产“社会主义”后来的消亡铺垫了前路。
今天来看，美国包括一时战术错误所付出的代价是物有所值，是东西两大集团争夺世界的赢家。
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又起，美青年外交官的中国通们纷纷被召回国挨整或外遣它国。韩战爆发后，冷战局势骤紧。 1950年起，连续4年，美参议员麦卡锡，麦卡伦先后提出三份在国务院作决策工作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共产党间谍”的名单和案件。
第一份250人，第二份4人，第三份81个案件。特别指控了6个“中共、日共、苏共间谍”的“中国通”及远东专家。
麦卡锡式的提案拘留、逮捕、讯问、跟踪、窃听了上百万人。6个主要人物虽没有司法处分，但却被开除或强迫辞职，他们大都在重庆和延安住过。
1、 谢伟思生于成都，被捕一天后既释放，几年后宣布无罪，57年恢复名誉，但被开除公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71年访华，40年代，为病重的乔冠华输过血。
2、 代维斯生于苏州，被开除公职，时年不到50岁，不能领取养老金，在秘鲁做家具生意养活妻儿共七个孩子。
3、 柯乐布被宣布无罪，虽然复职但被威胁辞职。后在哥伦比亚等三所大学兼职任教，从美国名人录上除名。 1932年，他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5年。他说，中俄的命运在他的一生中将密切交织在一起。
4、 文森特60年被迫辞职。国务卿杜勒斯直接阅看了他的卷宗，免除了不忠诚指控，但必须辞职或被开除。
5、 芦登被开除。他说从49年起，我只是在家消磨时光，连一个捕狗人的职业都找不到。
6、 埃墨森，“就好象他们跟随毛泽东参加过长征一样。”“象穿礼服的政治委员”“名声很臭” 。
包瑞德上校不能晋升准将，还株连到费正清，拉铁摩尔……
民主制度也有错案，也有株连，但远逊于中国。回望“反右”“文革”和当下的“FA LUN GONG”案件，就足够了。
民主党的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政府在有强硬反共传统的共和党的攻势下不得不牺牲这批外交干才。可是，民主党议员可以公开同情被审查者，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柯乐布、代维斯、谢伟思、文森特共14个子女受到牵连。
文森特的女儿希拉生于北京，一些女孩子在校园里盘问她，说她是共产党，但是院长能够理解她，邀她去吃饭。
文森特的小儿子也生于北京。
他以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作了一篇论文，后来是哈佛大学57级学生。当他寻求工作的时候，反谍报大队带着录音机仔细盘问他，“你的论文是不是为你父亲当年的观点辩护”？“你赞成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提供的武器与援助吗”？“你认为美国应该承认国民党中国吗”？“你认为台湾的中国人会胜利打回大陆吗”？
小文森特声明说：我的父亲长期献身外交事业，1952年光荣退休。我知道，在那个党派政争的高潮中他们这些忠诚的公务人员都成为麦卡锡时代典型的攻击对象。但是，奇怪和没有道理的是，数年之后，在审查我军职的时候，竟然还要无端地重复那个时代这种粗暴的不公正做法。
我声明，我反对对我提出某种问题。把我在这种问题上的见解作为安全审查，在事实上、法律上，都是毫无正当理由的。小文森特最终被任命为后备保卫队的情报官。这也是中美两种政审的不同结果。

三、美国支蒋联共抗日 意识形态障碍

“麦卡锡提案”是美国同情“中华民国”打击共产中国的一次国内政治辩论。然而，在抗战时期，美国“支蒋联共抗日”方针的形成和那些年轻的外交官中国通的努力相关。
谢伟斯给史迪威的备忘录认为：不考虑到中国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自由派——就不能希望解决中国的问题。做出努力，不让中国局势恶化，看来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代维斯给史迪威的信中说：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代表团去延安，那就会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制蒋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
代维斯在离开中国前的几份报告都写着：坚决从政治上抓住中共，不要让他们由于我们不予理睬而倾向俄国人。
文森特在一份备忘录写道，利用中国一切能同我们合作的力量对日作战。蒋既然不能实现军事上的统一，他就无法独立享受支持了。
威尔逊说，美国有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同包括中共和国民党其他势力的合作者和由我们提供援助是极其重要的。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文森特说，美国丝毫不是对共产党有兴趣，而是关心对日战争。
包瑞德曾经建议，给中共少量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反坦克炮和轻炮对日作战。蒋介石说“你们不能装备我的敌人”。
为了联华抗日的二战需要，美国政府不得不跨越共产党的哲学障碍，决定向延安派出“迪克西军人使团”，确立了“支蒋联共抗日”的方针。
1944年史迪威不下三次直接和蒋商谈，装备共产党。
1945年杜鲁门授权马歇尔可以给中国5亿美圆货款，条件是成立联合政府来接受和使用货款。这样，蒋毛都出了姿态，蒋的盛邀和毛泽东访问重庆。这是史家们轻视的背后贷款动因。
虽然美蒋矛盾很大，更换了史迪威参谋长；赫尔利预备给中共枪支；马歇尔强硬照会蒋“斥责他暗杀自由派人士”“使用武力、军队、秘密警察达到本党目的”；杜鲁门也批评“军阀和反动政客在中国的作用令美国人民极大反感，蒋要是不整顿好内部，美国舆论就不能宽宏大量地对待贵国”；（《中国通》）可是，美国仍然一直支持国民政府。
赫尔利在大使任时下达过命令，对蒋委员长任何不利的事情都不要通过外交渠道告知华府，除非他签字，任何材料不得上报。他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防止国民政府倒台，维护蒋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和三军大元帅的地位。（《中国通》）
矛盾的是，美国政府内部，两党之间对中国的方针不尽一致，甚至相悖。其中，有自由体制的自然分歧，有事后各取所需，推卸责任的说辞。包括今天，美国政府对台海局势互相矛盾的不同政策。
1944年5月，国务院的公开文件宣布：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中国通》）
 次年1月，华盛顿告诉魏德迈将军，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其中，上述青年中国通们的建言彰显。
无论中国通有多少亲共的努力，最终，美国没有给共产党一条枪、一分钱。最后一笔四亿5千万美圆统统给了国民政府，甚至，不承认中共政府达23年。中美交恶是意识形态障碍，制度障碍和整个冷战格局为背景的。
蒋总统对此却十分不满。他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说：
中正秉承国父遗志，领导国民革命，自不能不引为我毕生最大的责任。但是这一深切的认识与严正的立场，每不为国际与国内所理解。尤其是我战时盟友的美国，在最近四年间，就有一些人士认定中共的匪党是农民民主和土地改革的政党，认定中共所谓「联合政府」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并且否认了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之间有主奴的关系。这一误解，竟使美国对华政策与我们政府的戡乱政策，至今还在互相扞格之中。但是，我们同胞可以相信，美国是讲公理重信义的国家，而且今日是领导民主，反抗强权的世界领袖。

四、“自由民主解放”   美国的全球商标

在苏美东西方争霸对阵时期，美国支持非共产主义的威权独裁政权，尤为明显。对立的意识形态，对立的社会制度的价值至上。
美国保卫台湾、南韩、南越、南非、菲律宾、以色列……不特是“老朋友”，有如汉城的《东亚日报》评论：多年来西方向台湾出售武器时认为，美中关系缺乏牢固基础，与美欧关系形成明显对比。这是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种族的、精神的、文化的血缘的关系连接起来的。（新华通讯社“美国的新中国通读中国” ）
 
1981年，老布施副总统夸奖菲律宾马可斯“一贯坚持民主原则及程序”，这句话成为菲律宾人民的笑柄。86年，里根面对现实，支持反对派领袖阿基诺夫人，谴责全斗焕镇压韩国民主派。可见，美国的民主标杆是不容一切独裁的，是不仅指对共产制度的。
今天的中美关系仍有制度之别的强烈色彩，只是大陆的宣传不愿承认。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政府高举“自由” “民主”的大旗，甚于任何时期。
2005年1月20日布什二次就职演说的短短20分钟内口出“自由”“民主”“解放”不下28次。既是价值观，也是美国的传统义务。
1940年罗斯福“炉边谈话”：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
“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中6大措施：第一，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加强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宣传。
 1978年布热津斯基：人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历史必然性。
里根就职演说：自由是人类精神中最深邃最高尚的追求之一，美国必须继续成为自由世界最坚定的朋友。
肯尼迪就职演说：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不惜承担任何职责，不惜应付一切困难，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
去年1月20日布什说：“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各种文化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这个世界的暴政”“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是我们的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所在。”
“纽约时报”评论布什的语气充满自豪，甚至还带有挑衅的意味。在此，布什继承了共和党的强硬路线，准确地传递了同情中国民主和同情台湾的福音。
“国家利益”是最后的语言”。（国际政治学者摩根索语）所以，一、二战，制度相似的现代国家未能免于战争。在此，应该肯定苏联几十年不惜代价的核追求避免了东西方的第三次大战。在衡定人权与和平利益时，有时，人权利益高于一切，有时，防止战争的和平利益高于一切。不宜将苏联骂绝了。
★“自由、民主、解放”目标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如果说，土地、矿藏、奴隶、石油、煤炭、燃气是有形的物化“国家利益”，那么，“自由、民主、解放”则是抽象的“国家利益”，是无形资产，是美国在全球注册的商标，是资产者的专利和知识产权。萨达拇、斯大林、金日成、毛泽东断不可能到世界各处兜售“自由、民主、解放”。
★ 今天的中美关系仍然有着“集权”和“自由”的制度之争，这绝非当局所说的“冷战思维”，而是冷战后形成了“一极多端”而非中共“多极化“自欺欺人的国际格局。 美国组织多国部队在阿战及伊战中尝到了甜头，甚至，曾经有打击伊朗制裁北韩的构思。在世界上，美英更为横拔，就是“一极多端”现实的写照。
美国政府和人民十分明智：中国是朋友而非盟友。从卡特、里根对苏的“战略合作关系”激进到克林顿对华的“战略伙伴关系”，又退步到布什抛弃了简单定义的对华“复杂关系”。（布什2005年5月31日白宫记者会讲话）
去年美国各方要人纷至沓来，迷惑了中国媒体。从去年11月的高峰会谈看出，中美关系没有什么进展，尴尬的微笑掩饰了两边首脑仅仅是“坦率”地交换意见而已。
★ 美国从来没有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地位。维持现状的含义是台湾独立对于美国来说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一旦大陆打过去，现状和均势被破坏，美国佬一定介入，第七舰队更换核航母逻辑很简单，保卫民主与自由，解放暴政。
中央社华盛顿2006年3月9日电，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维廉?法伦9日在众议院军委会作证说，很重视在台湾受攻击时协防台湾的承诺。如果，大陆攻击台湾，他有决心协防台湾。
中央社台北2006年3月10日电，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其表示，台美关系良好，国务院对台湾处理“终止国统” 感到满意，已经准备好往前走。美方和台湾最后一起决定使用“终止运做”字样。
大陆近年来提升军费，加紧备战，协调战区军力，重建防空体系，普及训练后备役，制定多套入台方案的同时，高唱 “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并非迷惑人，也确是一种善意和无奈。然而，和平的主观善意敌不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规律。
西方不支持孙中山而依靠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是因为西方一贯支持旧政府的资本商贸本性，无论是封建的、专制的、军阀的、酋长的，它一概加以支持，终至逼迫孙先生联俄联共，一大二穷三人多四缺资源的中国是共产运动的优良土壤。当然，还有10月革命胜利的诱因。
自由资本和民主原则的对立同一塑造了美国及西方的外交利益。
在列宁笔下，孙中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在会见中共第一个代表张国涛时，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能不能和孙中山合作”。
蒋介石政变，毁灭国共合作，除了权力之争、国共之争之外，还适应了列强制止工农运动保卫在华商贸、移民利益的需要。历史常常求助于铁碗力量。
今天，为政的、保守的共产党巴结西方靠的就是以利诱人、压制工农。

     五、美国学者笔下的中国革命  并非马列语汇

德、意、日经过法西斯道路通往了现代工业化道路，苏中是经过共产主义走向工业化的。血腥法西斯和空想共产主义灾难都是人类代价。巴林顿?摩尔1966年在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简称“起源”）中认为，通往现代工业社会有三个模式。英法美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德意日的法西斯独裁政治；俄中的共产主义集权政治；
以下援引“起源” 对我国革命的一些重要结论，是为了表明这部公认为重要著作的权威性以及同马列主义在概念、范畴、表述上的诸多同一性。
如果，不是马列承续了前人，就是被公认为上世纪三大政治学的著作多少继承了马列。
“国民党依靠中共和苏联支持的胜利主要是成功地利用和支配了工农大众普遍不满的情绪” “是蒋由依靠工人阶级转变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他同时向资产阶级开刀，以监狱和死刑相威胁，强制没收他们的财产，并迫使他们义务贷款。” “蒋的胜利开创了中国政治的新阶段”。
“在反动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起步。” “独立的共产党对抗力量的存在，造成了两极对峙的形式。使国民党日趋反动和专横。” “共产党的活动是狂热的周期性农民起义的延续，而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则是占支配地位的达官贵人的后继者”。 “在阶级冲突的农村中竭力维持现状。” “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帝制的结束，并没有使上层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在国民党大员并不严格统一的控制下继续扮演着军阀时代甚至是满清时代充当过的相同角色。”
“国民党统治的20年间，显示出与欧洲工业化的反动历史阶段相同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集权主义特征。”
“为什么在中国的反动阶段相对来看比较短暂，明显的原因是中国缺乏强大的工业基础。”
因此，革命任务只能由农民来肩负。中共认为，由于资产阶级软弱，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应由同样软弱的工人阶级领导，在今天来说，是荒谬的。
复辟经常要取替往昔的革命，革命经常要被指责为激进，激进退回于渐进，经常又发生新的革命，这不仅是亚洲中国的现象。
“国民党欲使中国通过反革命道路走向现代国家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顺便指出“反革命” “反动”“政治同盟”“同盟军”“阶级”“阶层”“占支配地位”充斥“起源”全书，并非是马列语汇。
近代农民起义成功的因素很多。其中，“革命发端于农民的疾苦”而非马克思主义。
苏共及共产国际在很早就界定了中共革命的农村农民性质，曾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上指定中共接受才能不高的工人向忠发为总书记。

六、美中关系的三个现象  一片混乱  急于和解  牵动美中朝野

美中关系的第一个怪现象是“只要一谈美中关系，就立即会引起一片混乱”（《中国通》）。
40年代末的大论战“谁丢失了中国？” ；
50年代初麦卡锡的“中国间谍案”；
70年代初“要不要美中关系正常化？”；
80年代美中建交 “要不要买武器给台湾？”；
6、4之后的90年代，对华武器禁运，经济制裁，人权谴责，防核扩散，要不要给最惠国待遇，在美国上下，在联合国连续吵了10多年；
进入21世纪，“要不要给中国PNTR和WTO？”的辩论达至高峰，把海内外民运卷进来，美国务院派员到国内来征求意见；
2000年2月29日，美国贸易代表查伦? 巴尔舍夫斯基在纽约市亚洲协会的讲话说：我们现在与中国的关系，既有根深蒂固的政策分歧，也有紧张对峙的时刻。如果我们在即将展开的辩论中，有自信和智慧做出正确的抉择，我们将为自己开拓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机遇。
许多香港和中国的民主与人权活动家，香港民主党领导Martin Lee和在监狱中生活过多年的持不同政见者Ren Wanding 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20年来改革的最重要的一步。我们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为了给美国人提供新的机遇和更有保障的公平竞争，而且，是为了寻求更广泛和长期的对人权和自由的承诺。
2000年3月8日，柯林頓总统在保羅尼茲先進國際研究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说：（综合2个译本）即使不少曾受中國鎮壓而付出沉重代價的人也同意加入世貿組織協議。
 
中國人權運動先驅任畹町，在一九七０年代末期，因為組織中國人權聯盟而被捕入獄。到一九八０年代，他協助領導天安門廣場的示威。一九九０年代他又被囚禁。為中國的自由而戰既非學術的演練，也非有個機會在電視上發表一篇演講，這是他們一生的工作。他們中的多數人冒著生命危險爭取自由。我相信，如果這項協議是一隻「特洛伊木馬」的話，他們會很睿智地同意。他們會告訴我們這麼做是對的。他們對極了。然而，對這個協議他卻說：「以前，天空是一片黑暗，現在卻有了光明，這可以是新的開始。」
（翻译不确，应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加上其他因素，中国将是一个明显的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同时，柯林頓清醒地指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當然不可能在一夕之間變成自由社會，也不保證中國一定會依國際規則行事。
根据多年来的大陆现实，不少人士指出，经济自由化并非政治现代化。对这点，国内比海外更清楚。
我当时对媒体的说法是“有或没有PNTR，都会有多年的黎明前黑暗。我们应该注重综合效果整体趋向和长远利益。”
美中关系十分脆弱。只要一遇摩擦，双方都急于和解，生怕最后失去对方。中国商船在公海被美国强行检查无结果，美国屡屡卖军火给台湾，中国商家在美国遭搜查，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国军机在南海被撞掉……最后，总是以强龙哄地头蛇，中国砸大使馆出口气或出不了气完事，没有造成应该断交或长期冻结的后果。这里有中美外交互利的坚韧纽带。

七、美国学者对民主墙的定位及民运自我确认的一致性

 “民运民主派”同“中共改革派”同幼稚学潮的不同纲领和相反策略
 
逝者如斯。当波兹南罢工、匈牙利革命、右派鸣放、布拉格之春的硝烟远去，“社会主义”世界迎来了民众反叛的两件大事，时为80年代初。
在中国，是高举 “民主”“人权”两面大旗为特征的“民主墙”运动，同中共的“4、5运动”“4、5精神”分水扬道，同“中共改革派”互利，开始了终止共产主义超现实道路的尝试。
在波兰，是“团结工会”风起云涌，锲而不舍，历经11载风雨博弈，将集权军政府拉下马。东欧风水倒转。
“民主墙”之后的86学潮、6、4抗暴、98组党、网络抗争、有组织维权上访，工农示威暴动，不息地冲击着旧秩序。
★ 正如到过延安的美国记者“似乎都倾向中共”，在上述系列变革中，都有西方外交官的新中国通和记者们的不倦身影。
他们及时向进步人类传送了中国“青年民主派”的自由呼唤和苦难遭际。
1983年，美国的中国通托马斯?W?鲁槟逊在“中国的政策转变”中预言，“（共产）党要么用武力冒着风险保持自己的掌权地位，从而，不仅会引起民众的高度不满，而且，最终会引起革命。”6、4抗暴就是鲁槟逊预言的革命。
★ 没有暴力的苏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依靠的是民众动员和军队的中立或支持。
6、4抗暴的失败，并非充分的工农市民动员，而是动员不足。还有学生的幼稚和中共（含改良派）惧怕民众施加的反作用。
★ 在“是单独反腐的社会学潮还是兼有的民主政治运动”？“是复课还是绝食”？“是坚守广场还是退出广场”？“是动员罢工还是保持学运纯洁”？“是等候召开人大还是继续施压”？“是简单维护党内改革派的利益还是听从民众的呼唤，时代的需要”……都显示出“民运民主派”同“中共改革派”同幼稚学潮的不同纲领和相反策略。
除了“民主墙”当时大量的媒体报道外，有名的老中国通包大可（多克?巴）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评论说，“民主墙和各种非官方刊物”“民主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真正的异议派运动”的种子开始滋生。
在这里，学者区隔了“民主分子” 、“持不同政见者” 、“真正的异议派运动”。正如笔者多次提到的“民主派”同中共意识形态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区别是后者并非“民主主义”。
后来的驻京记者经常将“民主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  混而论之为“持不同政见者”，更不区别“真正的异议派运动”。当然，那时，也有不少记者准确敏锐地称谓 “中国民主派” 。因为，这是学者们的定义。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唐纳德?扎戈里亚在“中国的悄悄的革命”中说，“1978—79年敢于持异议的民主运动活跃分子被关押”。“共产党对那些要求政治制度真正民主化的活跃分子迅速进行了镇压”。
这里，美国评论家按照西方标尺准确地将民主墙具代表性的人事匡定为“要求政治制度真正民主化”的“民主分子”和 “民主运动”。可见，同我们在“民主墙”自我确认的“民主运动”概念的一致性。
79年4月3日《中国人权》第三期高山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之后，由于人员被抓，组织打散，原定《民主运动的现状》和《民主运动的方向、任务、纲领》未能刊出。此文写道：“如果不彻底清除政治体制上的那些阻碍生产发展的专制桎梏，这一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香港 《中国民刊资料汇编》 第一卷）
 
高山，本名郭戍华，记者编辑。青年时熟读马列。“民主运动”有可能是他先提出的。（有关资料在2000年出借赵昕时被警方查收。不然，可以更多方面举证民运的传统和澄清各种史实。）
一个熟读马列的青年，已经摆脱了中共给出的“走资派”“官僚特权阶级”“法西斯专政”的话语禁地，成为反对整个 “专制桎梏”追求“体制改造”的笔手，这决然是原教马列主义中自由民主主义的习得。
美国专家和民运自身对民主墙的科学定位否定了“中国哪有民主主义者”“全是喝狼奶长大的”“民运掌权跟共产党一样”的“民运否定论”。   以“喝狼奶”定义中国人所受的特定教育是不错的。可是，以“喝狼奶”否定中国有自由民主思想的先行者，则是错的。上世纪初，以喝孔孟之道四书五经“狼奶长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宪政主义者”不是大有人在吗！？
“历史观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基辛格语）1830年，美国首批商船来华。1898年，美国成立亚洲协会。传教士已达1500人。此后，美中交流势如破竹，汉学机构雨后春笋。
“民主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美国官方和各利益集团对中国的研究大为加强，资金、人员、论文、报告、书籍成几何级数增长。
仅民主墙事件，我眼见的中、英、法、日文的专著和资料就有十多种。如1979年法国出版的UN BOL DE NIDS D’HIRONDELLES NE FAIT PAS LE PRINTEMPS DE PEKIN。有关89民运的更为浩繁。当年孙中山的国际影响决不会大过今天的民运英雄们。
2000年临世的“中国64真相”是由美国的新生代的中国通黎安友、林培瑞、夏伟组织编辑出版的。
正是国际社会，使中国的自由呼声响彻全国全球。他们支持、同情、褒奖中国的民主人士，将弱小的我们同中国的社会政治，同强大正统的共产党，同金碧辉煌的人代会、政协，同中国古老的石狮和金龙，同中国的发展和未来，紧密联接在一起，甚至，使我们无力自觉本身力量的效果和影响，未及领悟我们的崇高使命光荣职志。
知识分子和民运会不会“很容易为自己的高尚意图所迷惑”，“只图满足自己的心理高尚”？有没有“幼时所感染的职业革命家毒素以另一种正义形式冒出来”？是不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灾变，知识分子的革命冲动是要负很大责任。”？会不会“最终出现的很可能并不是具有新意义的革命，而是旧式反市场经济革命，义和团加土改运动，将刚刚开始的一点转折毁于一旦，玉石俱焚，历史将又一次走进另一个房间。” （引自朱学勤  知识分子很容易为自己的“高尚意图”所迷惑）是很有意义的讨论，是关于改良和革命，激进和渐进，主体和客体，真理和谬误，形式和内容，历史和现实的诸种关系，不在此论。
“民主墙”和64抗暴是中国民运的两个核心唱段、经典唱段。
2005年5月基辛格在北大说“除了大学，在美国没人讲中国历史”。而且，多年来，大学还讲中国当代民运史。
魏京生、王军涛、徐文立、黄翔、胡平、刘青、王丹、封从德、韩东方……不时被请去讲民运史，至于讲的真不真，全不全，高不高？这就是各人的境界、水平了。
 
 八、“独知”的所谓第三条道路  现实政治中的“第二种对极力量”

多年前，由于对传统民运的不知和既得利益，出现了“独知”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其中，有“种草种树防风固沙” 的绿党。据说“组党” 和“运动”是过时的模式！
1946年，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在中国组建了“三人军调小组”之后，自得地回美国复命。不想，共军违约，首先进占长春，国军再行夺回。国共两军都失信于美。马歇尔紧接着发出了咒骂双方的报告和声明说：中国和平的唯一希望在于国民党和第三党的稳健分子，即小党中的自由派分子，也称个人民主主义者。马歇尔完全忽视了青年中国通们的高见。
谢伟斯为高斯大使给华莱士副总统访华的一份报告认为 “进行民主改革不一定非要推翻蒋介石和国民党不可。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由这个国家内部的力量来实现和决定。它不能用我们，或者任何其他外国来强加。
杜勒斯认为，中国的丢失，肯定不能归于哪个美国人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相反，它主要是中国的局势本身发展的结果。
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承认，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控制能力，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们曾设法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那时，中国的历史走向应该从国共两党两军的对极力量中觅寻，正如，当下的中国走向可以从中共和民运的对极中寻觅。
详见笔者20031208/040123增订“社会民主派”与“中共改革派”的“民运领导权”之争——“中国 6、4真相”张良“自序”的重大修正和不变的战略意向——当代民运无疑是中国政治中的“第二种力量”
美国外交官克守了照相机功能。柯乐布说，我的职责，既不是促进中国革命，也不是制止中国革命。
虽然，美国在力图左右中国历史进程时深感无力，却可为大有。
“人类自由的源泉，不仅如马克思所看到的来自野心勃勃志在攫取权力的阶级，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浪涛的席卷下发出垂死哀鸣的阶级。”（引自《起源》） 共产主义革命是怎样成功的？“发出垂死哀鸣的阶级”在哪里？
在共产革命中，人们看到除大量的“垂死”农民外还有破落的地富乡绅，工商业者，旧官僚及其形形色色的大小文化人，旧军阀，起义官兵，成为中共队伍的各级骨干。
文革中那么多“阶级异己分子”被“清查”出，虽然，最后都一风吹了，但不要疑问，上述那些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历史关系的真实存在！只是经过“文革造反”的内乱变迁之后，中共为了调节、理顺本党的内部关系及社会关系的统治需要而烟消云去。*

参考资料：

D?包瑞德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伊利?雅克?卡思 “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
巴林顿?摩尔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国中国学手册”
中央编译出版社 “美国历届总统演说集”
新华通讯社“美中关系未来10年”
新华通讯社“美国的新中国通读中国”
 
  20060418/20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