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13亿人口的医疗体系

过去20年间，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不断深入，与之相伴的却是医疗保健体系的瓦解。可是，数据居然显示衡量中国人健康和营养的指标得到了改善，显而易见，这个功劳应计在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的名下。不过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为国民提供优质医疗保健事关中国社会能否进一步发展，而且，政府停止对医疗体系给予财政支持的做法在乡村地区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中国的决策者在去年十月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经济发展仍然是首要任务，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了经济要全面、和谐和持久发展的口号。

这意味著政府支出的侧重点将从投资转向医疗、教育等社会工程。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英明转变是因为中国政府认为，如果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给予更大的财政投入，将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拉动民间消费，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中国政府停止了对医疗保健体系的财政支持，而行之有效的新医疗体系及其他辅助体系却没能建立起来。政府抽身而退，实际上意味著把这个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各级地方政府和那些无法享受公费医疗、根本付不起医药费的患者。

医院在利益驱使下有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等诸多因素也是造成看病难的重要原因。而且，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在面对有关自主做出医疗决定的种种纷杂问题时，中国的患者要显得无助得多。

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问题是，政府究竟应该在医疗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才算是恰如其分的？为了防止公费医疗患者滥用政府给予的待遇，中国政府试图用建立医疗储蓄账户等一套复杂的体系让患者共担医疗成本。在这套体系下，患者可自主做出购药决定，政府的想法是患者在花自己的钱看病时将更多地考虑到价格因素。赋予患者决定权和对医疗成本的主导权从大方向上说是正确之举。

但是，在患者缺乏相关知识的背景下，放权引发了新的问题。中国并没有为患者提供足够全面的信息，以便于他们做出正确的支出决定。医院和患者所掌握的药品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这种局面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为患者提供充足的信息和指导。

真正的放权意味著信息披露应绝对透明。中国应借此机会引入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毕竟，对国民的健康状况来说，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必不可少，而政府掌控下的不全面的医疗信息披露不利于提升国民的健康状况。

中国政府不应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走上干预医疗成本的老路。毋庸置疑，中国政府调控价格这种做法的初衷是值得称道的，为的是让普通老百姓能够负担得起基本的医疗服务。但问题在于政府的做法使得医院在提供基础医疗保健时是在为患者倒贴钱，而高价药品和技术含量更高的医疗服务的盈利空间很大。这就导致医院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诱惑患者放弃低成本的治疗方法、而选用高成本的医疗服务。

这不仅反映出政府在制订价格时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也反映出为医疗服务制定价格的想法存在著缺陷。根据政府部门的计算、而不是依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制定价格永远是不够贴近实际的。政府的介入使得市场的供需状况发生扭曲，还促使医院为追求利润而置病人的利益于不顾，导致一些患者无法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

随著中国朝著全球经济大国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的医疗体系必须经历深刻的变革和调整，这样才能在满足大城市需求迅猛增长的同时兼顾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中央政府当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作用应该体现在以下方面：扶持医疗教育体系，设计出一套监管不要过于严厉的医疗保险体系，督导医院遵守从业标准，推动医疗信息公开、透明以及准确披露，营造有利于创新和方便贫困人口就医和获得资助的环境。

同时，中国政府应下定决心，避免重演西方国家所犯下的错误。

这些错误有：患者无需直接支付医疗成本，对医疗保险行业监管过多，将医疗保险与就业联系起来，为医疗费用提供专门的税项减免。如果措施得当，新建立起来的医疗体系将可以为中国提升在全球经济体中的地位作出积极的贡献。中国正面临著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医疗体系、并作为成功典范向全球推广的独特机遇。中国有可能完成其他国家迄今没有实现的目标──创造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医疗体系，而且，中国基本上是从新的起点起步。

不过中国政府首先应推行一些政策赋予病人知情权及医疗支出的支配权。必须放弃由政府制定价格规范从而操控医疗服务价格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但扭曲了供求关系，而且还干涉了患者就医的决定权，而这个权力可以说是最至关重要的人权之一。

在建立本国医疗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可能正期待西方医疗政策“专家们”在避免医疗保健受到自由市场冲击的问题上给予指点。但不要忘记中国有一句老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如今，中国不但有机会成为新兴国家的楷模，而且还可以为那些因自己的过失而饱受苦恼的发达国家指明方向。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按：本文作者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W. Atlas)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还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放射学教授和首席神经放射学专家。他曾著有《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the Brain and Spine》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