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宪来稿：论自由主义、全盘西化及其他

--读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

    最近读陈明和李泽厚的对谈，李腼腆地承认他是二十世纪第一人。虽然觉得很多地方李比我本人要强得多（李泽厚听了这话会不屑一瞥吧），也因此才会读他写的书，但为社会科学者打分评出个一二三来，是我所不能认同的。因此有关大师是继康（无梁）之后的第一人的对谈也就没有在往下看。一个人眼睛里的泰斗，到了另一人那里可能不过是一堆狗屎。我喜欢梁启超、王国维，也因为王蒙在过去的年代里被人在报纸（可能是光明日报）里一整版的篇幅来批判而无缘无故地对王蒙产生好感，只因为批人者的依据就是马恩列斯怎么说，王蒙说的不一样。后来读王蒙的处世哲学，更觉得王蒙是一位智者，其哲学乃当今最高。这纯属个人观点，未必能人人赞同，也不苛求人人赞同，正如大师在《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所说的一样，很多人是不认同他这位二十世纪第一人的。但相信更多的人像我一样会读他的书并受他的影响。李大师在《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这个对谈中说到了自由主义和全盘西化等问题，真怀疑他是廉颇老矣还是别有用心。与对谈中的其他部分诸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等理论问题不同，这两个问题与当今中国的前途更多地联系在一起，也更容易被流氓当作武器。当他们使用这条棍子时，也就会更加心狠手辣、振振有词，“学术大师李泽厚都这么说，还会有错吗”。

　　一些大而空的词汇如全盘西化、爱国等常常被用来当作工具消灭异己，也当作贞节牌坊作为对顺从者（不管是贞妇还是婊子）的奖赏。前几年，香港的民主派因为争民主、倡直选而被批判为不爱国，似乎只有做奴才的才是爱国，要求民主就是分裂，真是秀才遇到兵。自由主义和全盘西化如同三权分立等词一样，被当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论据和论证做根基，居然理直气壮地喊出“坚决不要西方的三权分立”、“绝对不能全盘西化”等口号，这些口号的背后则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和指鹿为马般为了一己之私的居心叵测。但这类口号常常又是短命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言犹在耳，比资本主义更为资本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登台。今天喊着“坚决不要西方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并不限于西方，同时西方也并非都是三权分立），谁知道明天是否会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制度”（这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因为到如今我都没有看到每天挖空心思论证领导言论的御用文人论证三权分立的缺点，大师应该不属于这一类人，虽然他也不加论证地坚决反对所谓的全盘西化。根据中国的宪法，不仅司法独立是白纸黑字，人民代表也不担任政府职务。不是三权分立又是什么？这简直比某些西方国家的两权分立如加拿大等走得更远，加拿大等国充其量不过是两权分立或者说司法独立罢了，其议会和政府则几乎是同一套人马。口号只不过是增加分贝并打击异己的工具，李大师在这篇对谈中关于自由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观点也不过是这些口号的翻版。

　　先看大师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大师认为不能讲“原始时代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其理由是自由是经过一段历史才有的。其论断的前后两部分是互不相容的。如果不能说原始时代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同样也不能说经过一段历史就有了自由，因为即使到现在恐怕没人能有这种观点下的自由。自由是理想，当然时代不同，人们所追求的自由也不同。我们无法比较原始时代或“两千年前”（李氏语）的部落首领或皇帝和现在第三世界的难民谁有更多的自由。实际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说、运动和意识形态是有其发展历史的，但和大师所说的个体自由的历史性（虽然直观）似乎有点风马牛。

　　大师对自由主义批判的另一点是所谓“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是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大师承认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是反对“原子式的个人的”。自由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霍布豪斯也突出强调国家的作用。这或许是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焦点之一，但显然不能像大师所言成为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

　　大师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虽然有些言不及义，但还是做了些论证。对全盘西化则全然不同，只有口号，不见论证。大师在这里似乎犯了他所不愿犯的错，因为在同一篇对谈中他还说刘晓波不经论证就写大部头的书。“另一个缺点我觉得他们就是完全想全盘西化”、“其实我讲的恰恰是反对全盘西化”。首先大师在这里没有定义“全盘西化”。我想应当不会是将中国人西化为金发碧眼的白人吧，如果是那样的话，大师是绝对地正确，但对全盘西化的批判也就是屁话。 “全盘西化”这个词本身突出的是情绪化的排斥和拒绝，其中的全称判断“全盘”隐含表明其实现的不可能，对它的批判根本没有意义。因此这里较为可能的理解似乎是“西化”而非“全盘”，即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和社会中有关自由、正义等观念。三权分立、人权、自由等观念应该是大师和共产党所批判的“全盘西化”的核心。

　　大师对西化的态度其实不是排斥，“至于政治改革，我的看法是只能慢慢来．．．应该做得更好．．．先开放舆论，让大家讲话。不搞西方式的多党制，我现在也不反对。”从这些话里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大师对舆论自由、多党制这些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等的反感，更多地表现了对它们的向往同时也有对其后果的担心。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但和他对“全盘西化”表现出来的深恶痛绝的态度是无法呼应的。问题不在于实现这些所谓西方价值的速度，而在于如何在诸如开放舆论和党禁的同时保障社会的和谐。大师一方面担心开放党禁会争论得一塌糊涂，一方面又主张开放舆论，因为他相信舆论自由有了新闻法的保障就行，但开放舆论造成的争论似会比开放党禁更甚。现实的问题是，虽然舆论确实是一个有力的监督工具，但一党制下新闻自由是否可能，多党制是否就一定会产生大师所言的混乱？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大师说，李鹏说过开放舆论（？）方面应该有所发展，但我毫不怀疑李鹏即使真的支持舆论自由，他也不会（如果可能，现实体制下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允许新闻暴露他本人、他的夫人和子女在什么集资案、六四等问题中的角色。新闻自由确是有力的监督工具，但如果没有政党竞争能否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西方”政治和文化的精髓都已经写进了我们的法律里，我们也是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三权分立、人权、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没有一项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只要我们依法治国，那就是无疑的“西化”。但是我们把这些写进宪法和法律的同时，耳边却不绝舆论工具的高喊“坚决不要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这些“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并非不适合中国国情，舆论工具的口号只不过在掩盖统治者的违法本质或者人治。

　　按：大师虽然觉得王国维和陈寅恪不仅有值得赞扬，也不乏值得批评之处，但对别人对他本人的批评却说“他们就是爱批判别人的人嘛！”社会科学没有正确与否，舆论的开放并不能统一认识。这一方面要求民主以根据多数人认为正确的观点管理社会和国家，另一方面要求法治来避免少数人的合法利益被剥夺。大师所言，有一部分比如告别革命是我所同意的，也有部分是不敢苟同的。一个人认为正确的观点，会有很多人认为是愚不可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