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外:在清华教政治 朋友都觉得我简直疯了

西方的教授很少会对到共产党国家讲授政治理论感兴趣。毕竟，无拘束的，不受干扰的自由讨论对我们这个行当至关重要。所以当我告诉西方朋友我放弃了在香港待遇良好，相对自由的教授岗位，到北京的清华大学教书，他们都觉得我简直疯了。我解释说这对我来说是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这是清华大学自解放以后第一次请外国人讲授人文科学，清华培养的都是中国的政治精英，我可能通过教这些精英而带来变化。学生们聪明，好奇，勤奋，和他们在一起非常愉快。我不否认在中国教政治理论是个挑战，虽然部分原因是政治限制，但是并不完全是政治。即便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仍然有文化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在本文中，我就来谈谈遇到的政治和文化挑战。

政治上的限制

忍受政治上的限制的意愿部分取决于个人的生活历史。对我来讲，我在90年代初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那里的系主任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很快他被人替换掉，新主任要看我的阅读书目，并告诉我应该多讲一点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正好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内容）少讲一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很自然的，这让我想故意对着干。当我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的思想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当我引用本国的政治来说明观点的时候，学生就保持沉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满没有续聘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相反，中国可是学术自由的天堂。在同事之间，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在新加坡，多数本地同事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非常谨慎）。学术刊物的自由度让人吃惊。刊物没有对领导人的个人攻击，或者公开呼吁多党制，但是具体的政策，比如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户口登记体制就受到严厉的批评。2004年国家电视台第一次现场直播了美国总统大选，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怀疑围绕 2000年总统大选的争议，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让美国式民主在中国人眼里打了折扣，政府不怎么担心这个模式了）更让人吃惊的是，人家并没有给我明确的指示在清华大学我应该讲什么。我提出的授课提纲获得批准。

审查的形式

去年春天，我开设了一门研究生的课“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问题”。这是个小范围的讨论课，学生们可以提出敏感的问题比如西藏来说明民族自决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我经历的政治上的限制来自课堂以外。一是自我审查。一个学生让我到清华的一个沙龙谈论民主的话题。我咨询了几个信得过的朋友，他们劝我离这种活动远点。后来我发现这个沙龙就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之间的讨论会，根本不是陷阱，我根本是过虑了。

我确实经历了来自外面的审查。我接受了一家中国报纸的采访，该报在知识分子圈子里非常受欢迎。采访是关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我对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的批评性评价发表了，但是我也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惩罚性远征的理论在功能上和现代的人道主义干预类似。但是这个主张没有发表出来。中国政府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对主权的侵犯，报纸可能担心读者也许从这个辩论中读出隐含的意义来。让我惊讶的是，报纸的编辑打电话向我表示道歉，文章遭到党的干部审查，他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办法。不过他还提出愿意把采访的全文刊登在学术杂志上，那里没有这样的限制。在新加坡正相反，很难想象亲政府的《海峡时报》编辑会向文章观点被删掉的作者道歉。公开的羞辱可能是更常见的策略用来对付那些和党的路线不一致的人。

我曾经在中国一家主要的计算机公司的总部举行的非正式讨论会上提出关于孟子和正义战争的观点。中国学术界一个有趣的特点是有些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获得同情心的资本家物质支持来组织正规的大学体制外的讨论会。这些讨论会相对来说言论自由，不受政治上的干预。但是有人建议我删掉文章中可能引发大陆和台湾关系隐含意义的部分。（我争辩说孟子会认为对台湾的武装干预是合理的，只有在台湾当局系统地剥夺了人们生存的权利时）我同意了，认为能够和中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交换有关正义战争的看法的好处大于审查的代价。而且完整的，没有删节的全文将会发表在我即将出版的书中。中国政府好像很少关心英文材料，这让我有思想自由的足够空间。

去年秋天我开了两门课。我被邀请在北京大学合教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国的另外一所名牌大学，和清华相邻）。北京大学有积极参与政治的历史，人们可能认为政治上的限制肯定很严厉。

但是，我再一次能够讲授除了马克思思想以外的任何课程。有人告诉我这个领域仍然太敏感了，政府不愿意外国人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解释。

课堂上的政治

第一次上课后，有个学生留下用流利的英语问我他是否可以旁听这门课。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大学（通常说中央党校）的研究生。我半开玩笑的说我能否到那里作报告。他说外国人不行。我就说如果他对讲课内容感兴趣，欢迎他旁听我的课。他确实好像非常感兴趣，虽然我纳闷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他来自中央党校。第二次上课是关于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我发现自己留心他的面部表情当我提到边沁对于仁慈的专制主义的幻灭。〔他不能发现君主采用他的全视觉监控（Panopticon）建议〕和后来关于民主的讨论。下课后，我问大学的朋友共产党是否会派间谍到我的课堂上来。他笑了，说党校学生到北大旁听课程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纯粹是学术上的兴趣，没有别的。他还告诉我不要疑神疑鬼，中国极权主义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在清华大学，我教一门研究生的讨论课关于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现实主义范式认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行动完全依赖自我利益没有别的动机，道德不是也不应该是用来判断美国国际行动的标准，这在中国好像非常流行。我认为有必要考虑留下对战争道德判断空间的理论，尤其是中国正在成为国际上一个有影响的国家。在第一节课后，来自党校的同一个学生留下来问他是否可以旁听这个课，我说可以。第二次讨论是关于人道主义干预。多数中国人很难相信任何形式的干预都可以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进行评判。我问如果屠杀发生在自家的邻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父亲杀害自己的儿子，他们是否有权利采取行动。多数人同意应该干预。我就类比了在别的国家中的屠杀，如果发生在邻国，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吗？多数人同意干预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即便不是邻国。然后我就举出卢旺达的屠杀事件，指出比尔克林顿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阻止这场大屠杀。到现在为止，学生也基本同意。

接下来我们讨论科索沃。没有一个学生相信北约的干预是正当的。在干预前只有几千人死亡，这和卢旺达大屠杀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试图解释背景，欧洲人已经关注塞族人推行种族清洗几年了，多数人认为他们准备好再做一次。但是我怀疑学生是否被说服了。接着来自党校的学生提出了主权问题。他说中国人认为人权不能高于主权。我回答说人权，至少人权的功能部分，不管我们叫它什么是构成主权的东西。只有在主权被用来（通常情况下）保护国家的同胞最根本人权的情况下，主权才有道德价值。如果国家侵犯或者不能保护这些权利，主权就失去了价值。我问那个学生假如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是否能够杀害百万本国同胞，然后告诉你说不要干涉我的内政因为你侵犯了我的主权。他同意说我不能这么做。我接着问如果国家主权不能帮助国家的人民获得基本人权，主权的道德价值在哪里？他好像真的陷入困惑了。接着他大声对全班学生说你讲的东西和我们学的东西太不一样了。

这个学生注意到我对于合理干预的观点也被为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辩护的人的拥护和赞同。我一直在讨论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关于正义战争的理论，我注意到沃尔泽的理论在这个事件上排除这个干预，因为有除了战争以外的其他选择（比如联合国审查）只有在别的选择都严肃推行无效后才能运用战争。我提醒他正义战争的其他条件，我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其他措施如经济制裁来对付其他国家的不公正行为比较适合。

他接着问我1989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是否合理，我感到震惊。这是学生在教室里第一次提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和私人讨论不一样）我不能避而不谈，我也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想到了怎么回答：我们的讨论谈论的是使用暴力的道德合法性问题，没有人主张外国政府应该在6月4日之后进行军事干预，因为干预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成本要大于可能的好处。同样的道理，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为了保护车臣会呼吁对俄罗斯进行军事干预。另外一个学生插话说六月四日事件中没有人因为民族或种族问题被杀，所以根本就不能和其他的人道主义干预相提并论。我本来想回应说外国干预的道德问题更加关注的是死亡的人数而不是死亡的原因，但是我忍住没有做声。讨论结束了，在出教室的时候，我感谢旁听的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让讨论非常有趣。他回答说我们应该感谢你，我们希望更多的辩论，我们希望听到你更多的观点。第二天，我给全班学生发了电子邮件，其中包括下面一段话：

下个星期一，我们将讨论沃尔泽关于正义战争的条件的理论。为了讨论，我们将讨论下面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假如你是给国家领导人提供建议。在你的邻国一百万人（少数民族）面临被屠杀的严重威胁。你的国家有力量干预来保护少数民族，防止屠杀的发生。但是联合国不支持干涉别国。你怎么办？我们可以把辩论分成两部分，所有的学生在中途要改变立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进行学术讨论，目标是学习和批评性的评价观点，不是为了为某个政治立场辩护。

在辩论中，学生们提出了阅读中没有涵盖的但很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说，多数士兵都要维护国家利益，但是很难说明让他们拿生命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冒险是合理的，如果这个干预不能在任何方面对本国带来利益的话。（换句话说，国家利益和人道主义利益结合起来让人道主义干预的主张更加有说服力，而不是让它的说服力减弱。）当然，我对来自党校的学生的表现非常好奇。他确实表现的很好，体现了双方的观点，包括对这个观点的辩护，人权的滥用合法化了对主权的侵犯。他还绕开了挑衅性的评论。

在后来的课堂上，我学会了让学生们放松，复习学过的东西，同时不用担心敏感的政治含义。我们讨论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观点，包括基督教的，现实主义者的，孔子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主要由学生们发言，学生间辩论。党校的学生关于毛泽东的战争观点非常精彩。在辩论中，他的观点发人深省，有建设性。不愧是个才华出众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他有政治动机，或许他有意要学习一些理论以便将来为中国的未来改革服务。

让我总结一下政治上限制的挑战。对于写作的限制比较容易忍受，如果审查以公开的和表示歉意的方式，如果有别的方式在国内或者国外发表全文。对于教学的限制比较容易容忍如果你曾经遭受更严厉限制的经历，但是阻止学生把讨论引向敏感的领域并带来麻烦是个非常困难的事。对于政治讨论的限制还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恐慌，尤其对于政治正确的边界不清楚的初来乍到者。或许我应该更加积极一些。在一个限制性的政治环境中的经历确实带来心理上的利益。如果政治当局关心我的所作所为，我根本就不用担心我的工作的实际用途。人们普遍认为俄国的知识分子在苏联垮台之后感到有点士气低落，因为人们好像失去了对他们工作的兴趣。如果他们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就不会如此了。但是通常情况下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巨大的差距，即使革命以后，仍然有担心的地方，政治自由是否意味着批评性的知识分子开始感觉到自己可有可无。

在外语环境中教书

不光是政治问题。不管有没有政治限制，在异国他乡外籍教师需要适应的还有文化差异。我要把诸如术语的标准性等哲学问题放到一边，专门讨论个人问题。我得适应中文，以及不同的教学方法和与同事学生打交道的方法。这些挑战需要一些策略，虽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理论老师。

人家常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上课的时候用什么语言？我希望说上课是用中文，可实际上主要是英文。中文的比例不断增加随着我汉语口语水平的提高，我留出专门的时间进行中文讨论。我也接受汉语问题（通常用英文回答）因为我能听懂大部分内容。关键的问题是大部分。如果提问者有浓浓的方言，或者问题很长而且和教学内容关系不紧密，我就不能完全听懂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办呢？

有时候我请提问者重复这个问题，有时候重复一下还是听不懂。或者我作一些猜测，好像回答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在北京大学，我和一个用中文讲课的教授合作，我让他帮我翻译问题。当然，有可能漏掉一些有趣的细节，但是依赖翻译在讨论的时候非常麻烦。在外语环境下上课的挑战也影响我的教学计划。

在我的第一个学期，课程是比较政治哲学。我选择了一些话题比如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讨论了东西方思想家对于这些内容的观点。但是我讲的关于中国思想家的内容效果不好。我能看出来多数学生感到他们收获非常有限。有些学生背诵了某些经典，多数人对解释的历史非常熟悉，他们可能觉得西方的政治哲学家应该讲授西方思想。所以我改变了做法。在北京大学，我使用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当代政治哲学》非常好的中文本作为教材。

为了添加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在讨论金里卡的问题之前我讲解西方历史思想家，比如在关于功利主义一章之前我讲解了穆勒和边沁）。在讲解过程中我结合中国思想家的观点（比如比较墨子和功利主义）但是和前一学期相比，在清华大学关于正义战争的讨论课上，我没有花时间介绍著名中国思想家的思想，直接比较和批评性评价，假定多数学生对这些人的基本思想是熟悉的。

教师的地位

在中国当老师，尤其是在名牌大学当教授的一个好处是享受相对很高的社会地位。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好像成了早被遗忘的陈年往事。清华大学这个从前的极端左派的堡垒如今在校园里有孔子塑像。国家通过比如给老师旅游优惠的政策等正式承认教师的社会贡献。

较高的社会地位转换成教书这个行业的理解，挑战了我从前的做事方式。在过去，我尽量不让自己的观点影响我讲课的内容（虽然一定程度的偏见还是存在的）。我总是尽可能的讲解不同思想家的观点，让学生辩论，自己做出判断。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做法让学生感到失望。他们一再地询问我自己的看法。学生们希望老师发表意见，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传统的儒家学说里，教师应该为学生树立一个学习（或反对）的榜样。比如穆勒的功利主义，有学生问政府应该提高或者降低或者同时提高和降低快乐。通常我会问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这让他很不快乐。所以我说任何负责的政府都应该采取措施为穷人提供生存的条件，同时制订政策繁荣智慧的生活。我没有展开论述，我回避了棘手的问题：资源有限时如何，价值观的平衡和协调。

教授的高社会地位也转变了课堂外和学生接触的独特方式。比如，教授应该是思想权威，同时也是伦理模范要关心学生的感情成长。因此和学生单独见面通常都是以询问学生的生活和家庭成员的生活开始。在学期结束的时候，我邀请学生到我家，他们不断的问我的家人各种问题。学生们有时候放长假后返回的时候从家里带一些礼品送给我。如果拒绝是非常不礼貌的。在9月初，全国都要庆祝教师节，学生常给老师送花。在那天，北大校园里一排两行都是卖花的人。

在某些方面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界限受到了挑战。研究生除了研究外还做其他很多事情。他们也提供一些私人方面的帮助。比如，系里安排一个研究生帮助我办理签证和居住等手续。另一方面经济和学术上的界限非常严格的执行。我曾经让研究生帮我学习古汉语。我们定期上课辅导，认真细致地学习经典文献。但是不管我如何坚持，他们就是决绝接受报酬。所以我只好以自己的工作回报他们为我付出的劳动，比如帮他们学英语。问题是我做的远远赶不上他们为我做的。他们说在辅导我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也学了很多东西。也许他们是在说客气话。我几乎要说经济关系对双方更公平，但是老师付钱给学生因为学生给老师讲课实在和平常人们对双方角色的认识相差太远了。

这并不是说研究生不需要钱。他们从学校得到一个月50美元的补贴。毫不奇怪的是，他们不买英文教材。刚开始我对公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感到震惊：学生公开出售或者分发整本书的复印本。但是期待他们买英文书是不现实的（中文书就便宜多了，一般每本书大概2到3美元）。为了充分利用，我将自己的书借给他们好让他们复印。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想强调尊重和热情的模式，对感情成长的关心并不必然意味着思想活力的牺牲。当然，讨论课上的激烈争论往往让人皱眉头。去年我被邀请做关于社群主义的报告，主办方的教授对我的观点做出评论，注意到西方式社群主义应该被看作西方自由主义的延伸。他触到了敏感问题。我一直试图区分两者的差别，虽然不是很成功。我就打断他，说他说的不对。后来我很后悔。教授是个友好，客气的年长的学者，后来我再没有接到邀请。

我也学会了在辩论的时候观察人们表现礼貌的方式。在北大的政治理论课上，我的合作教授可能声称他需要一些补充我讲的东西，他接着批评我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然后我就回答说我也需要做点补充。这样我们就可以争论，在没有牛津方式的情况下把对方撕成碎片。我总是叫我的合作者老师，从来没有在班上直接叫他的名字。

学生在课堂上也提问题。他们决不是无能的人。从统计学上说，上北大清华比上美国的名牌大学更困难。这里的学生应该是社会领袖。我告诉清华大学的党员学生为中国的所有年轻党员制订教学大纲。他们在思想上有自信，对中国和英美（如果不是法国和德国）的哲学传统造诣很高。但是他们常常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批评性的评论，而不是在课堂上。当然，电子邮件更礼貌些，但是内容往往是对我在课堂上讲的内容的严厉批评。

辩论还有其他的课外背景。为了促进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纽带我们系组织了周末旅游活动。这个学期，35个研究生和4个年轻教授（50岁以下）坐车3 个小时来到长城脚下。我们登上长城，吃了当地特色晚餐。饭桌上喝了很多酒，教授们一桌一桌给学生祝福。让我吃惊的是，紧接着我们开始辩论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批评自由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的好处。两个研究生准备了论文，在讨论前进行了宣读，另外一群游客在我们吃饭的房间外面忙着喝酒狂欢。有些学生忍不住往那边看，但是辩论仍然是有秩序的。尽管我喝了很多酒，还是被关于社群主义的问题狂轰乱炸，第二天早上，我对领队说喝了那么多酒之后还能进行严肃的讨论实在让人吃惊，他说正是因为喝酒才使得这样的讨论成为可能。

让我总结一下关于文化挑战的思考。在外语环境下教书是最大的挑战。理想的情况是外籍教师能够用当地语言，进行有深度的交流。但是这需要多年的浸泡才行。在中短期教学情况下，可能有些不怎么理想的妥协，比如消极的双语模式（各自用自己比较喜欢的语言交流）这在欧洲学术会议上很常见。在中国，长期以来的尊师重教的传统对老师当然是个福音，虽然它也意味着老师（和学生）还有除了学术之外的义务，这超越了西方通常理解的师生关系。但是这些义务又可以成为感情满足的一个来源。智慧活动并不是在教室门口就停止了，适当的仪式可以激发，师生间激烈的辩论可以在各种场合进行谁也不会觉得丢面子。

附言：在中央党校作报告

开学几个星期后，来自党校的学生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到那里作报告。我回答说“你不是说过外国人不能到那里吗？”他回答说学校正在修改这个政策，他认为党校学生应该接触外国教授的思想。他问第二天是否可以。我说我很愿意，不过我要讲什么呢？他说你可以讲讲怎样提高英语水平。我笑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是从小学英语的，对中国学生并没有借鉴意义。他就说“别推辞了，你是教授，肯定有什么可讲的。我明天下午5点来接你。

第二天，我们从清华打的，他告诉我这是学生第一次邀请西方人到中央党校作报告。为了邀请我他们费了很多事。他要得到副校长的批准，我们需要慢慢来，刚开始选择一个没有争议的话题，而不是政治哲学。我询问他的家庭，他说他来自孔子的故乡曲阜。我说我去过那里，他点点头，说我知道，我们上网看到你在孔子大学（Confucian university）作报告的图片。他还说有个教授阅读过我的书《东方遭遇西方》（East Meets West）（最后一章提出后共产主义中国的制度建议）。当我表现出惊讶时，他说他们的课堂是开放性的，他们可以谈论任何东西，没有限制，甚至比清华大学还开放。

当我们到了学校后，他带我参观，告诉我党校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是北京最漂亮的大学校园，中间有个没有名字的湖。日本占领时期，其中一座房子曾驻扎日军司令部（现在是党的刊物所在地）我们碰见了一群说西藏话的年轻女性，我的学生说，她们就是西藏未来的领袖。当我在学生餐厅排队时，有人看我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这种表情只在中国最偏远的乡下才能见到。

中央党校有大概600名研究生，（没有本科生），有些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比如，我的学生在当地政府的经济委员会工作，去过很多国家。大概有 100名学生听我的报告。在我走进大厅的时候，大部分是女性的听众窃窃私语，我的学生告诉她们我娶了中国姑娘。我现在叫我的学生我的朋友介绍说我是个政治学家，今天要谈谈英语学习。报告中包含一些我正在学汉语的过程中的诀窍，只是把汉语换成了英语。我解释说中国需要米德伯理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式的语言学校，学生被迫在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里说英语。如果我是个资本家，就要在北京投资办这样一所学校。我还说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也很有帮助。我说高年级的学生不能光学经济和政治，还应该学习文学，哲学，诗歌，这样就可以理解语言中包含的文化信息。

报告后的讨论中，刚开始是关于英语学习的。有个学生问我她应该听BBC还是VOA，我说因为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听BBC可能更好些。另外一个学生问提高英语应该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著作，我说选择自己喜欢的，提高英语只是副产品。我问她的专业是什么，她说是党的建设，人群中一阵笑声。我就建议她阅读马克思的英文著作（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翻译成了中文）。一个女生问学英语的实际技巧，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重复了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的建议，我的学生笑着说坐在提问者旁边的穿军装的男生就是人家的男朋友。

让我感到轻松的是，问题转到政治理论上来了。他们问我对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儒教的观点，我尽可能提出学术性的回答，根本不涉及政治内容。讨论中英语和汉语交叉进行，和这些求知若渴的学生交流非常快乐，演讲结束后还有几个女生留下来继续讨论。有个学生批评西方人阅读孙子兵法后在战争中打败中国。我同意那决不是阅读中国经典著作的好原因。她问别的学生是否该出国找个说英语的男人不再回来了。我反驳说她可以找个男人然后和他一起回到中国来，就想我的情况一样。

我的学生/朋友送我打的回到清华校园。我们继续通常的争论北京的灰蒙蒙的天空到底是雾还是污染。到了清华，我问他们怎么回去，他们说坐公交车，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就说他们没有必要一直把我送回学校。但是内心里，我非常感激主人的体贴周到。

（作者丹尼尔·贝尔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吴万伟译 ）（光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