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在他的“起居室”会见了三位来自中国的“家庭教会成员”，中美之间发生这种事情，前所未有。由于双方身份的特殊性，与小泉“以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一样，这件事显然不能被解读为单纯的“基督徒之间的会面”，而是蕴涵着特殊的政治信息。它一方面表明美国已经稳固了其冷战后一强独大的霸主地位，环顾全球，已没有真正能对其实行有效制衡的对手，因此其行事将越来越肆无顾忌；另一方面，它也表明美国决策层重新审视了中美关系及中国的国内情势，开始更多寄望于中国国内异见人士的力量，加大了直接介入中国和平演变进程的力度。不难想象，正如日本首相的参拜一发即不可收拾一样，美国政要的这类会面以后也会越来越多。
此次余杰三人所受之礼遇，为其民运前辈所未有。可见美国扶植中国国内和平演变力量的重心，已经放到了犹在国内的年轻一代：只有坚持在国内，才能影响国内的民意和局势；只有年轻，才能在最具变革活力的国内年轻一代及新兴阶层中建立起影响力。因此这次会面既是民运全体的喜乐，也是老一代民运人士的哀歌——这标志着一代新人换旧人，老的已经过气了，犹如大江东流，去意无回。
会面事件的另一重信息是：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国际上强势支持者，还是中国国内以和平演变为理想的中坚人士，都已形成共识：宗教力量，尤其是与西方血脉相连的基督教力量，可以作为组织和平演变力量的突破口及国内运动的长期性依托，以打破执政党对社会力量组织化的严密控制。这应该是近年来中国知识界“皈依”基督教之风盛行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理论上有所谓神学自由主义一系，认为宪政民主的理想社会需要“超验之维”支撑，自由制度的有效性端赖于普遍的社会信仰，而且有一些人认为只能是与自由主义血脉相通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从东亚、东南亚到东欧、中亚，基督教都是和平演变的最具韧性的依托力量。信仰的力量是最难压制、最难摧毁的，政治活动家要做的只是把这种精神力量导向于某一具体的政治方向——显然，由于西方强势话语的长期“启蒙”，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虽然此次会面打着“推动宗教信仰自由”的幌子，但从宗教信仰自由角度看，会面弊远大于利。对中国宗教信仰的自由空间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政府而非美国政府，如果说此前中国政府对能否放松宗教管制还抱有迟疑，还可能怀有“适度放开可能也翻不了天”的侥幸心态的话，那么此次会面就彻底断绝了这种幻想——既然对手都已经把宗教信仰自由视作最犀利的武器，中国执政者自己当然不可能再主动授人以柄，自己往刀口上撞。可以预计，此次会面后，中国的宗教政策会实质趋紧而非放松；包括正在进行的与梵蒂冈的沟通，都会放慢步伐。
作为老牌政治家，布什不可能看不到这种后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原因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布什的真正目标并非什么“推动宗教信仰自由”，而是推动中国的和平演变。宗教自由只是幌子，正象他在其它国内国际问题上高举此一幌子一样。由于基督教在美国国内代表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强势话语，所以花花公子布什、曾经的酗毒之徒成了上帝不离口的虔诚信徒。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为了他自己真正的利益目标，布什可以毫不迟疑地损害他宣称信仰的宗教的利益，就象此次会面一样。
对于此次会面的这种后果，三位来自中国的“家庭教会成员”同样心知肚明——既然他们知道为他们自己回国后的可能境遇担忧，怎么会想不到此事对国内宗教自由的负面效应呢？他们欣然而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与布什是同样的机会主义者，同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同样是意在政治而非信仰。据说会面时布什与三位客人分享了“成为基督徒的个人经历”，并且发现了彼此的“非常相似”之处——他们确实“非常相似”，同样的伪基督徒，同样的信仰机会主义者。
笔者支持信仰自由，但真正的信仰自由与心灵自由一样，是距离世俗物质层面最远的精神领域，它对政治制度、人文环境没有任何特殊要求，没有什么样的强制能够剥夺心灵之自由。退一步说，中国当前的宗教政策也已经给真正的宗教信仰提供了自由空间；中国政府所极力防范的，只是那些带有政治意图或政治倾向性的宗教或正常宗教的政治化。真正的宗教信仰应该远离世俗政治，因为以神的尺度来衡量，世间的一切皆充满污秽与不义；所以神之国只能行在天上而非地上。
将世俗利益的毒药包裹在信仰理想的糖衣下，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屡见不鲜。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涌现一批“圣徒”，他们并非个个都是在欺人，也有一些是自欺：强迫自己相信一些“超验”的东西，并且沉迷进去，从而可以对与之相矛盾的事实、现象视而不见，在一种吸毒者的亢奋中保持精神自洽——仅仅近百年来，这样的剧目已经反复在中国上演；今天不过是换了一种标签，换了一套道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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