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对汉字的信心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起点

万维读者宋鸿兵来稿: 1905年12月8日凌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冰冷的海风中，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眼里没有泪，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伤。当他回首已是山河破碎的祖国时，即将亡国灭种的悲戚和无力回天的绝望，痛彻他的心肺。昂首向天，纵身投海，他选择了以死 来发出救亡图存的爱国绝唱。他就是陈天华，时年31岁。

1906年5月23日，陈天华的灵柩运抵老家湖南，长沙各校罢课送葬，各界人士纷纷加入，队伍长达10里，人数逾万，“自长沙城望之，全山为之缟素” ， “沿途军 警，为之震慑，呆若木鸡，莫敢谁问”。

周恩来闻之，泣泪而书：“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陈天华的死讯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败于老牌西方列强英法，后败于新兴的日本，再败于八国联军，俄国趁火打劫，掠走大片国土，美国巧取豪夺，利益均沾。正如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所说：“痛只痛，甲午年，打下败阵；痛只痛，庚子岁，惨遭杀伤；痛只痛，割去地，万古不返；痛只痛，所赔款，永世难偿；痛只痛，东三省，又将割献；痛只痛，法国兵， 又到南方；痛只痛，因通商，民穷财尽；痛只痛，失矿权，莫保糟糠；痛只痛，办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铁路，人扼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时遭凌践； 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深汤。”

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首次大规模碰撞之时，中华文明竟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如此之不堪，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惊奇到惊愕，由惊吓到惊骇，六神无主，方寸大乱，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国人先是认为洋人船坚炮利，遂实行洋务运动，以期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没想到还未与洋人交手，竟惨败于国力军力不相伯仲的后起西化的日本，割地赔款，丢了台湾。痛定思痛，认定甲午之战败在政治制度腐朽，于是就有了康梁变法，试图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延续两千年的沉重社会结构岂可一朝推翻，强大的保守势力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涌出，汇集而成一股庞大的逆流，顷刻之间就剁下了戊戌六君子的头。辛亥革命固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北伐战争，军阀割据，列强染指，丧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中国的民族危机更甚于清末。政治改革的彻底失败，军事领域的全面崩溃，民族经济的破败凋敝，使整个中国社会陷于空前混乱。

对于有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深刻历史传承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对于中华文明深刻地怀疑和否定。从鸦片战争前后对西方文明全面的不屑，到洋务运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再到“五四”时期的“全面西化”，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全面地崩溃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无法以中庸平和的心态面对这场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开始集体陷入迷茫和偏执，歇斯底里地抨击一切传统文化。他们不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也咒骂与封建制度共生的儒家文化，甚至是承载中华文明的汉字也未能幸免。逻辑非常简单，枪炮不如人，是工业不如人，工业不如人都因为科技不如人，科技不如人肯定是教育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全怪汉字不如人！

1907年，吴稚晖为首的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更将剩余激情倾泻到汉语和汉字上面。在“文化失败”主义的心态之下，他们恨透了母语，全盘否定中华文化，要求废除汉字，以实行拼音文字为根本的强国之道，主张“改用万国新语（按：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

当代大文豪鲁迅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甚至到了30年代，鲁迅还多次声称“汉字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必先割去，才能救中国。”

“五四”前后的中国，废除汉字成为一种时尚的观点，就连素称稳健的胡适也坚信汉字必须废除。留学美国之初，收到别人散发的“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传单， 胡适一度很反感，但很快就转变态度，完全相信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必然性。胡适认为：“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

在否定汉字的名言里，我们还可以赫然发现这些著名人物：
蔡元培：“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瞿秋白：“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吕叔湘：“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时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

一　汉字，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的替罪羊

1861年初夏，与曾国藩、左宗棠被史学家并称为“中兴三名臣”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应曾国藩之邀，登上安庆城外的龙山视察军情。此时，太平军西进湖北夺取武昌的锐势已在安庆受挫，曾国荃与胡林翼两只大军已对驻扎安庆的太平军形成合围之势。长期被肺病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胡林翼此时心情甚佳，指点江山，胜券在握。突然，只见长江之上，两艘英国火轮船逆流而上，迅如奔马，外包铁甲，洋枪击中而毫发无损，不禁神色大变，口吐鲜血。让他惊骇的是西人有如此之利器，必成中国的心腹大患，忧心忡忡的胡林翼受此刺激，在不到半年就呕血死于安徽军中。

科学技术的落后所展示的武器装备的巨大落差直接震撼了清朝第一线的军事将领。在这样的差距之下，战争只能意味着优势一方对劣势一方的屠杀。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到１９３７年的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在近百年的对外抵抗侵略的战争中，鲜有取得过一场真正意义的军事胜利。而且越战越败，越败越惨。军事失败成为了中华民族空前生存危机的主要聚焦点。由此展开的救亡图强运动，目标直指强兵富国。枪炮不如人，是工业不如人，工业不如人都因为科技不如人，科技不如人肯定是教育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全怪汉字不如人！汉字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技落后的替罪羊。汉字从此背负着拖累中国科技发展的恶名长达百年之久，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部分学者把中国科技落后归咎于汉字。

清本正源，为了还汉字一个历史清白，我们必须搞清楚，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源究竟是什麽？换句话说，西方在近代科学技术全面超过中国和使用拼音文字有什麽内在联系？

我们的观点是，西方在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使用拼音文字没有必然联系，如果硬要说有联系，那就是使用拼音文字损害了大量西方知识分子的视力。

西方书写工具可以追述到古埃及和波斯时代的芦管笔，而流行最广的是使用了上千年的羽毛笔。羽毛笔是公元7世纪出现于欧洲的，羽毛翎管经过去脂处理以后，把端面削成斜尖形醮上墨汁进行书写。羽毛笔由于外形美观，书写时显得风度潇洒。因此它在欧洲各国风行一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欧洲许多经典著作中都留下了羽毛笔的不朽墨迹。直到17世纪50年代，法国市场上出现了最初的醮水钢笔，羽毛笔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拼音文字的结构和书写工具的特点，西方文字的书写体呈偏平而字体很小，在采光很差的古代，写在羊皮上的字迹需要很费劲才能看清，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由于眼睛的老花作用，使大批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丧失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罗马大哲学家兼作家塞尼加（Seneca）号称通读了古罗马帝国所有的书籍，也因此严重损害了视力。为了坚持阅读，他在一个圆柱形的玻璃水杯中装满了水，在书上慢慢滚动，利用其放大作用来辨认细小的字体。当时大量的书信来往中提到了视力不好无法阅读这一普遍的现象。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一种半圆形的阅读玻璃球被发明出来，结果大受欢迎。后来，威尼斯人将其进一步改进为玻璃透镜并嵌于镜架之中，这就是最早的眼镜了，眼镜店如雨后春笋般形成了一大行业。眼镜的发明拯救了一大批才华卓著的学者，1306年一位比萨的著名教士在一次布道会上甚至称其为“地球上最有用的发明。”

正是眼镜的发明，奇迹般地掀起了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大幕。

李普希(Hans Lippershey)是一位普通的荷兰眼镜店主。1608年的一天，在李普希的小店中，两个顽皮的孩子拿着眼镜店里的镜片玩耍，当这两个孩子各持一个镜片相互照看时，其中一个孩子突然惊叫起来。原来他透过自己手上的镜片和另一个孩子的镜片突然看见远处教堂顶上的风向标变得很大很清晰了。此时无人知道，这一偶然的时刻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科学技术革命。李普希看到这个现象后，立刻动手将两个镜片固定在一个空筒的两端，人类第一架望远镜诞生了！

李普希很快向当局申请了专利，并大力向政府推销望远镜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尽管他的发明名噪一时，他的专利申请却被专利局驳回，原因是制作太简单。这一沸沸扬扬的事件很快便传到了伽利略的耳朵里，1609年伽利略创制了天文望远镜。他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并亲手绘制了第一幅月面图。1610年1月7日，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为哥白尼学说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标志着哥白尼学说开始走向胜利。借助于望远镜，伽利略还先后发现了土星光环、太阳黑子、太阳的自转、金星和水星的盈亏现象、月球的周日和周月天平动，以及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等等。这些发现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如果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则发现了新宇宙。
几乎与伽利略同时，德国的开普勒也得知了望远镜的发明，并使用了双凸透镜制成了开普勒望远镜。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开普勒业已提出行星运动的第一和第二条定律，即每一行星沿一个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而太阳则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中；从太阳到行星所联接的直线在相等时间内扫过同等的面积。开普勒从他的老师第谷那里得到了大量天文观测数据，第谷是望远镜发明以前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仔细、最准确的观察家，因此第谷的记录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开普勒在认真地研究了第谷多年对行星进行仔细观察所做的大量记录，又用他所发明的望远镜进行了长达近10年的艰苦观测和计算，终于在1619年发现了行星运动的第三条定律，行星绕日一圈时间的平方和行星各自离日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1619年，他其巨著《宇宙的和谐》一书写道：“认识到这一真理，这是超出我的最美好的期望的。大局已定，这本书是写出来了，可能当代有人阅读，也可能是供后人阅读的。它很可能要等一个世纪才有信奉者一样，这一点我不管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直接奠定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
牛顿是经典力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系统的总结了伽利略、开普勒和惠更斯等人的工作，得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

在牛顿以前，天文学是最显赫的学科。但是为什么行星一定按照一定规律围绕太阳运行？天文学家无法圆满解释这个问题。牛顿在苦思冥想之中，看到了苹果落地，终于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说明天上星体运动和地面上物体运动都受到同样的规律——力学规律的支配。早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前，已经有许多科学家严肃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比如开普勒就认识到，要维持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必定有一种力在起作用，他认为这种力类似磁力，就像磁石吸铁一样。

牛顿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解决了胡克等人没有能够解决的数学论证问题。1679年，胡克曾经写信问牛顿，能不能根据向心力定律和引力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定律，来证明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牛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1685年，哈雷登门拜访牛顿时，牛顿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两个物体之间有引力，引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和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比。

当时已经有了地球半径、日地距离等精确的数据可以供计算使用。牛顿向哈雷证明地球的引力是使月亮围绕地球运动的向心力，也证明了在太阳引力作用下，行星运动符合开普勒运动三定律。

在哈雷的敦促下，1686年底，牛顿写成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牛顿在这部书中，从力学的基本概念(质量、动量、惯性、力)和基本定律(运动三定律)出发，运用他所发明的微积分这一锐利的数学工具，不但从数学上论证了万有引力定律，而且把经典力学确立为完整而严密的体系，把天体力学和地面上的物体力学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史上第一次大的综合。

恰如李约瑟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发现的方法第一次被发现了”。正是这一坚实的物理学基础，才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大厦。

可以说，没有眼镜的产生，就不会有望远镜的发明，也就不会有近代天文学的重大发现，也就不会形成经典力学的基础，而工业革命也就失去了发生的条件。

当然，把拼音文字损害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视力与西方近代科技革命挂钩，可能还不足以揭示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本质，那麽，什麽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内在的动力源泉呢？

二 航海对数学和天文学的强烈需求激发了西方科学技术革命

1405年７月１１日（明永乐三年），雄心万丈的郑和站在高樯重桅旌旗猎猎的旗舰上举目四望，由２０８艘战舰和２７８００名将士所组成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舰队，正斩浪劈波航行在西洋之上。受明成祖朱棣之命，郑和首次下西洋以宣扬大明帝国的权威，并最终建立起朱棣梦寐以求的全球向大明帝国的朝贡体系。当然，除了这些台面上的理由，最让朱棣放心不下的还是建文帝的下落。１３９９年７月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３年战争，于1402年６月１３，燕王朱棣率军攻破南京，其侄建文帝从此不知所终。此事成为朱棣的一大心病。民间一直有传闻说建文帝逃往南洋，朱棣想借下西洋这一旷古未有的盛事，向南洋诸国宣告其继承帝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派锦衣卫随船队顺便查询建文帝的下落。
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最重要的莫过于动力、定位和航向。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由木帆船组成，帆船航行的主要动力是风。“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为充分利用季风，宝船上的帆多达12个，并利用各大洋季风的规律，适时休整和航行。在定位和导航方面，郑和利用“舟师识地理，夜行现星，昼则现日，隐晦观指南针” 来辨别航向。“过洋牵星术”是郑和总结前人航海经验提出的更为精确的定位技术。通过观测星星在海平面上的高度，来确定船队在纬度上所处的位置。郑和航海时“牵星”的主要星座是北极星。测定天体高度的仪器是牵星板，测星体高度以指、角为单位。一指为四角，今约合1.9度。郑和时代的造船技术也是领先于世界的。
郑和下西洋比欧洲航海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早了近百年，但郑和下西洋就好比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星空，耀眼而短暂。而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却把西方文明推向了全世界。那麽这两者之间有什麽本质的不同呢？第一是航海的动机不同，第二是导航和定位的方法不同。
西方航海的原动力是贸易，中国航海则主要是政治动机。
航海贸易对于环地中海的人类早期文明而言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在４０００多年以前，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人就开始进行海上贸易。克里特的地理位置对商业贸易极为理想，贸易船只从克里特岛可乘风扬帆地北达希腊大陆和黑海，东到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南抵埃及，西至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岛屿和沿海地区；不管朝哪一方向航行，几乎都可以始终见到陆地。克里特身处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大古老文明交汇处，尽得地利与商机。克里特人还完全掌握了制海权，无须像苏美尔人那样时刻担心外敌入侵。克里特岛上森林茂密，提供了建造远航海船的木材。克里特人驾着单桅海船，满载着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叙利亚的马和木材，爱琴群岛的银、陶器和大理石、塞浦路斯的铜，自己岛上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各处进行贸易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
２７００年前的古希腊由于其土地贫瘠多山，人口压力过大，本地的粮食生产不足以养活其人口，不得不依靠贸易活动从地中海南端的埃及取得粮食。汤因比曾这样描绘当时希腊人的商贸活动，“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 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随后的古罗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莫不是以控制海权，以确保海上贸易的安全为目标，积极发展航海事业。贸易与航海对这些国家和文明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普通商业活动，而是事关国家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这些社会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事实上，欧洲地理大发现最强大持续的动因，就是寻求财富。文艺复兴运动和科学技术地极大发展，刺激了商品的生产和货币地流通，金钱成了权力的象征。 正如1503年，哥伦布在致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书中直言不讳所说：“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同 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15世纪时，整个欧洲，特别是葡萄牙都苦于黄金不足。于是在商人和冒险家中，追寻《马可波罗游记》所描绘的神话般的东方财富就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然而这时土耳其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到东方的传统商道，战乱仍频。另一条从地中海经埃及由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又控制在阿拉伯人手里。这样，西欧各国迫切想寻找一条绕过地中海通向东方，获取黄金、香料的新航路。
数千年以来，海洋文明国家文明的兴衰直接系于航海水平的高低，对航海定位，导航，造船技术方面的强烈需求已达到不可或缺的程度。可以说，整个西方文明对航海的重视程度决不亚于中华文明对农耕的执着。
郑和下西洋所采用的导航定位技术基本上是一种地文导航法，以河口、海岸和近海岛屿的山形、水势来导航的地文导航，用到观测太阳、北极星或其他星辰的方位来确定航向时，仅起到指南针的作用。在远离海岸的情况下，则必须依靠有丰富的当地洋流、季风、终点距离、大致航向等知识和经验的当地导航员。而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航海技术主要是采用天文导航法，采用经纬度来定位，这在理论上比地文导航法要难一个数量级。纬度计算相对简单，在西方，到“十七世纪，任何有经验的水手都能以零点几度的误差测出船只所在地的纬度”，但经度的精确计算却困扰了西方文明两千多年，可见航海定位问题之艰难，若没有生死存亡的严酷生存压力，任何文明都断难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持之以恒地进行两千年不间断的研究和计算。
经度是地球上一个地点离一根被称为本初子午线的南北方向走线以东或以西的度数。本初子午线的经度是0，地球上其它地点的经度是向东到180或向西到180。不象纬度有赤道作为自然的起点，经度没有自然的起点，做为本初子午线的那条线是人选出来的。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人已经认识到，如果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观测同一事件，并记下发生这一事件的当地时间，那么，通过计算这两地记下的时间差，就可以求得这两地之间的经度差。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提出，可以用观测月食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无论对地球上的哪一点来说，月食是同时开始的，这起着标准时间的作用。只要记下两地观测到的月食开始的当地时刻，人们就可以求得两地的经度差了。喜帕恰斯还为此编篡了一本六百年月食一览表，可见其艰巨程度。但记录当地时刻仍然难以解决。
另一个希腊天文学和地理学家托勒密提出了一种等间距的坐标网格，用"度"来进行计算。托勒密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经纬度理论的人。他指出，纬度从赤道量起，而经度则从当时所知道的世界最西地点“幸运岛”算起。在托勒密之后的一千多年内，关于确定经度的问题，一直没有获得重大进展。
１３世纪以后，航海的空前发展迫切地希望解决经度问题。当时已经有了航海历，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报太阳、月亮和行星的位置，以及日食、月食等天象发生的较精确的时间，但这些天象却是很难见到的，一年中也只能进行几次。而航海事业的发展，却要求随时测定船舶位置的经度。正是这种强烈的持续千年的客观需要，把测定经度的理论和实践向前大大推进了。
1514年，约翰·沃纳根据月亮相对于背景恒星每小时约东移半度的原理，提出了"月距法"。
1530年，格玛·弗里西斯在他的著作《天文原理》一书中提出“时计法”，只要带上一只钟，使它从航海开始的地方起一直保持准确的走动，那么，到一个新地方后，只要一方面记下这只钟的时间，另一方面同时用一台仪器测出当地的地方时，这两个时间之差也就是两地的经度差。
随着欧洲各国与印度的海上贸易越来越频繁，确定海上船舶位置的经度变得更为迫切了，以至一些有关国家不得不采用悬赏来寻求解决办法。
1567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为解决海上经度测定问题，提出了一笔赏金。1598年，菲利浦三世为能够"发现经度"的人提供了一笔总数为9千块旧金币的赏金。差不多与此同时，荷兰国会为解决经度问题提供了一笔高达3万弗洛林的奖金。法国、葡萄牙和威尼斯也提供过数量不等的经度奖。
著名天文学家伽里略也被各种高额奖金所吸引，他制作了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和卫星食现象。木星卫星食平均每个晚上可以发生一、二次，因此，只要能对木星的卫星食现象作出准确预报，测定经度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为此，伽里略花了整整24个年头来完善他的预报表。
１７０７年，英国海军元帅夏尔逊在地中海击败了法国舰队后，使出直布罗陀海峡折而向北沿着经线返航。结果海上出现连续十几天的大雾，他的舰队在航行中根据船速估计经度，结果就因为偏了一度，航行出现了８０公里的偏差，导致４艘军舰触礁沉没，２０００多海军葬身海底。这样的海难事件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终于导致英国在１７１４年通过“经度法案”，悬重赏求解经度问题。凡能精确到二分之一度者，可拿到两万英镑，在当时，可算是个天文数字。
最终解决了海上船舶的经度测定问题还是各国天文台的相继建立。1757年，船用六分仪问世。这是一种手持的轻便仪器，它可以测量天体的高度角和水平角，将所得结果与天文台编制的星表对照，就可以测定船舶所在地的当地时间，此时距离喜帕恰斯的月食法，已经有两千年之久。
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实际需求，强大而持续长达两千年的航海定位需求才是西方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发展的根本源动力，才最终导致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全面革命。

三　从借鉴到创新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特别注重对其他文明的不断学习和科学借鉴。推崇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老子·六十六章》；“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 《管子·形势解》； “江河合水而为大” 《庄子·则阳》；“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秦相李斯《谏逐客书》等等。
以人文方面论, 从南北朝起我国就开始翻译佛经。到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使中华文明对佛教文明的吸收达到了高潮。又如清光绪举人、京师大学堂的林纾先生一人就翻译过一百七十余种欧美等国小说。二十世纪以来, 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古今文学名著，几乎全都译成了中文 (《中国文学》郑恩波,郑秋蕾著)。还有欧美作家中的巴尔扎克、斯汤达、罗曼·罗兰等的作品，如《欧也妮·葛朗台》、《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热潮。
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先进行列。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排斥西方文明。明代的中华文明总体上还处于人类农业文明时代的领先地位。明末的徐光启(1562-1633)就是这一历史条件下,中国学习、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位代表人物。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他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引进西方天文学体系的历法《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改革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它奠定了随后整个清代历法的基础。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他还主持制造了古代中国第一架望远镜。在数学方面，他与传教士利马窦(M.Ricci)第一次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共15卷中的前6卷) 译成中文，开创了翻译、介绍西方科技著作的先河。徐光启译文的一些技术专用名词,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线、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等等,一直沿用至今。遗憾的是由于利马窦不愿继续此项工作，全书未能译完。对于《几何原本》徐光启认为其意义不仅在于数学，更主要的是思想方法。 “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他还指出：“(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他最后说：“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 (《徐光启集·几何原本杂议》) 。

徐光启接触几何学,天文学的时代,正是伽利略,开普勒天文大发现的时代,也正是牛顿力学和整个近代科学体系建立的前夜。到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已经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可是,中华民族时运不济,是年十一月七日，一代哲人徐光启病逝，终年72岁。而明王朝亦是风雨飘摇,于1644年灭亡。徐光启如能年轻20岁,以宰相兼科学家的地位,大力推动国人学习西方科技新知,借鉴形式逻辑思维方式, 则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都可能重写。

随后的满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在人类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关键历史阶段,错失良机。”西学东渐”的潮流被切断，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进程受到严重阻碍。

尽管如此, 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 率先觉悟, 提出了学习西方、改良朝政的主张。魏源在1844年推出了他的《海国图志》，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掀起了洋务运动。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完全失败，中国的近代工业遭到重创。然而,中华文明是一个在五千年历史中不断战胜各种磨难,不断成长壮大的文明。是一种能够战胜一切磨难,而决不被磨难所征服的文明。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激起了更为炽烈的对近代科技的求知欲望。于是有了科学界全方位的引进热朝。

在数学方面,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与传教士伟烈亚继徐光启与传教士利马窦的《几何原本》前6卷后,译完了后9卷。李善兰之后的华蘅芳则译出了大量的高等数学著作。在天文学方面，李善兰,伟烈亚合译《谈天》，引进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天文力学思想。在物理学方面，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重学》，第一次介绍了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另外，还有一些介绍声学、光学、电学的普及性书籍。化学方面，徐寿写的《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等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新兴的化学知识。 在地理学方面，继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后,又以《地学浅释》为书名译出了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名著《地质学纲要》。 张相文等在1909年创立了地理学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在1913年创建了地理地质研究所。在生物学方面，引进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医学方面，早期是介绍西方的医学知识。1820年后,西方的教会与医生在我国相继开设医院。1854年，美国的约翰夫妇在广州开设博医局，及附设医学校，这是在我国设立的第一所医学校。1865年同文馆中设立医学班后中国开始了自己的西医人才培养。

自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的近六十年中，共有468部西方自然科学技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参见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也就是说中国人以平均每年约八部的速度,将西方文明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科技积累,在短短六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引进和初步消化, 并在随之而来的二十世纪上半叶, 创造性地将刚学到的科技手段与中国传统的战争艺术相结合,与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工业强国进行了殊死搏斗,并最终向世界胜利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今天重新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不禁要对当年为保卫中华文明,捍卫世界和平而浴血奋战的的亿万反法西斯军民感到由衷的敬意!同时,也对汉字这种中华文明的伟大载体,对与其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的迅速反应及完美驾驭,感到无比赞叹! 要知道, 欧洲人用拼音文字翻译和学习由他们自己祖先创立但随后消亡了的文明的过程,若从10世纪末，西欧重新发现波伊提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 到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应该有500多年之久。

今天, 中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现代化教育,科技,和生产体系,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引擎。而由邓小平所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十多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已经并继续向世人展示当代中国人的创造力。

四 中华文明复兴的“战略拐点”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携家人来到西安清凉寺祭拜祖母沈太夫人，这是阔别60年后，连战首次前往祖母墓园祭拜。祭拜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礼仪。连战率家人在祖母沈太夫人墓前上香，叩拜，敬献酒和果品。随后司仪朗诵了祭文。连战眼含热泪，神色肃穆，此时此刻，故乡热土，祭祖寻根。何处是真正的家园呢？

中华文明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凝聚力，无论发生多少次战乱，也无论华夏儿女散落何处，这种浓烈得无法化开的乡愁始终萦绕在所有离别故土的中国人心中。让西方人始终捉摸不明白的是，按照常理，任何一个衰败的文明都应该最终土崩瓦解，就如西方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一样。但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一个例外。究竟是一种什麽样的神奇力量能够在五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维系着所有华夏儿女的人心向背？又是什麽样的神奇力量使得这些人无论离开故土多麽遥远，都深深地眷恋故土的根呢？

在和西方文明所有层面的比较中，最为鲜明的差别就是，中国的文字从未中断过。大多数在中国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可以直接从两千年前的历史文献中直接寻找答案。汉字无疑是维系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大厦的基石。

究竟什麽是文明？中华文明又处在一种什麽样的状态之中呢？

斯宾格勒：文明是文化的没落阶段，“文化和文明——前者是一个灵魂的活生生的形体，后者却是灵魂的木乃伊”。

汤因比：文明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乃是整体，他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

杜兰：文明是社会秩序。“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

弗罗伊德：文明是人类抵御自然和调剂人际关系的结果、以及制度的总和。“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

亨廷顿：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

韦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为基础，以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为精神支柱，以自由市场经济、商业经营和资本核算为本质。

其实，文明不应只是一种静态的观念，我们认为，文明应该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文明不仅记录着历史，文明也不仅描述着现在，文明还预示着未来。文明更像是一种厚积薄发的势。文明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蓄势，不断释放的动态过程。

形象地说，文明就像是奔涌的江河，经济，政治，伦理，知识，艺术，科学，技术，宗教等方面构成了这条河流的支脉，人类在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构成了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而历史则是文明这条江河冲积出的河道。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晨曦之中回首往事的时候，历史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60年前，当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共庆胜利时，经过了八年浴血抗战，中国第一次在军事上遏制住了百年溃败，重新站住了独立主权的国家之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政治上确立了大国地位。

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讲话，世界金融界屏息倾听，中国在经济上成为举世瞩目的国家。

2005年以来，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人民币升值，纺织品进口配额，中海油竞购尤尼科，无一不牵动世界的神经。

5月3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使用20多页特别报道《中国世纪》，5月30日，《谁在统治中国》再次成为封面文章；

《时代》周刊6月号以《中国新的革命》作为封面文章；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幅报道《中国的挑战》；

美国著名的科技学术刊物《IEEE》不同寻常地使用40页篇幅报道《中国的技术革命》。

英特尔CEO葛鲁夫在其名著《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首创“战略拐点”（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概念，即当环境逐渐变化到某一临界状态，公司将不可逆转地兴盛或衰败。公司如此，国家和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华文明在十七世纪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战略拐点”，此后三百年中，在与西方文明的竞争中不断衰弱下去，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文明的衰落终于触底。在二十世纪的后半页，中华文明处在艰难的复苏阶段，而现在正在逐渐靠近新的“战略拐点”，一个可能开创未来数百年全新发展阶段的新的起点。

当全世界的著名人士分别拿着他们最拿手的望远镜，放大镜，显微镜和有色镜观察中国的时候，惊叹，疑问，困惑，不屑，莫衷一是。中国有一万条理由被唱衰，也有一万条理由被看好。

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被压抑了三百余年的心理能量释放的物质化过程！五千年艰难困苦所历练出的智慧，无数沧桑巨变所孕育的豁达，与贫瘠的土地和肆虐的自然无休止抗争所造就的坚韧，在和西方文明剧烈碰撞的巨大痛苦和强烈刺激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的文明因子被注入进来，一种从未泯灭的舍我其谁的豪情被激发起来。一个全新的中华文明正在蓄势待发，它应该有：在经济版图内开疆辟土的雄心，在科技殿堂里煮酒论英雄的冲动，在政治天平上平衡王道与霸道的自信，在文化与艺术的王国中追寻完美的执著。中华文明必然也必将在即将到来的“战略拐点”上勃然而兴。

五 海纳百川，共建人类精神家园

当美索不达米亚两河冲积平原上第一次升起了人类文明的炊烟，当苏美尔人开始在泥板上刻下第一个楔形文字的符号，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涓涓细流就开始汇集成人类文明的第一条支流。

当天色微明，天狼星和太阳同时升起在下埃及的地平线上，尼罗河就开始了周而复始洪水泛滥。肥美的土地轻松地供养了一个富裕而充满智慧的文明，洪水后的土地测量和金字塔的建造第一次把几何学和数学融入了古埃及文明的血脉。

当古埃及的文明随着尼罗河水浩浩荡荡地涌进地中海时，海空豁然开朗。腓尼基人商业速记的字母符号，克里特岛贸易精神，美索不达米亚丰饶物产和科学文化财富，全都汇聚在地中海东边的这一片海域。近在咫尺的古希腊一股脑地全部吸收过来，确立了以数学和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精神体系。恰如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所言：“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

当考古学家在波斯湾的小城巴朗的８０００多古墓里苦苦寻找古印度河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迎头相遇的证据时，没有人怀疑这两种文明必然发生过某种形式的交融。古印度人在人类冥想与直觉领域的探索不经意之间成为后世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碰撞、交融、升华，西方早期古老文明的各个支流终于在古罗马汇聚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文明大河。伴随着不断的征服与扩张，文明掺和着血与火迅速席卷了欧亚非三个大洲。拉丁字母依托强大的罗马国力成为近代几乎所有拼音文字的共同的鼻祖。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国教以后，逐渐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

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建立在日趋腐朽的奴隶制基础之上罗马帝国，激烈的内部矛盾，无休止的穷兵黩武，缺乏共同文化基础的被征服民族的不满，从未止歇的奴隶起义，难以遏制的经济凋敝，表面强大实质空虚的古罗马帝国随着北方蛮族全面入侵而土崩瓦解，在几乎所有典章书籍被蛮族们付之一炬后，西方文明之火逐渐暗淡下来。

在沉寂近千年之后，十字军东征的喧嚣再次打破文明之间相安的宁静。２００年的血腥厮杀，近千年的宗教仇视，却阴差阳错地带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得水路交通之便的意大利地中海沿岸城市莫不大发战争利市。除了财源滚滚而来，更意外地得到了失传已久的古希腊的科学文艺书籍的阿拉伯文版本。文字在文明的传承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火种的作用再次被历史所证明。熄灭已近千年的古代文明之火竟被一批不起眼的书籍所重新点燃，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近代欧洲思想家们第一次通过另一种语言来了解自己祖先的伟大文明。在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祖先们伟大的思想之后，启蒙运动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已无可阻挡之势冲出了地中海，奔向了大西洋。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沿岸国家迅速取代了地中海国家的势头，引领着西方文化扑向地球的任何角落。人类文明的生态环境被彻底打破了。

当文明必然迎头相遇时，碰撞还是融合代表了不同的文明特质。

斯里兰卡著名历史学家洛娜德瓦拉贾的看法可能代表了被迫接受文明碰撞的一方的感受。在谈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评价时，她高度评价了“郑和碑”以及郑和访问斯里兰卡的历史意义及价值。“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却能在一块碑上以三种宗教为 对象，表示同样的礼敬与尊重，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这块碑，一方面反映了郑和以及明朝统治者对各国人民的尊重以及宗教上的宽容性；另一方面则反映出，郑和 一行希望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致于受到宗教对立的影响。可以说，这块石碑是郑和以及当时明朝皇帝平等宽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同时也表明中国当 时具有极为宽广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眼光。”
　
洛娜还提到，郑和之后不久，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来到了斯里兰卡，与郑和的平等互利、礼尚往来完全不同的是，这些殖民者不仅对斯里兰卡丰富的物产进行血腥掠夺，而且，逼迫斯里兰卡人民改信天主教、基督教，激起了斯里兰卡人民的仇恨与反抗。　

中华文明在经历了１６０与西方文明的剧烈碰撞的震荡之后，终于从踉跄跌倒的地方艰难地重新站立起来了。当我们回首审视着被撞得支离破碎的文化和传统时，我们应该庆幸的是维系这一切的精神纽带　―　汉字，仍然完好无损。紧紧握住这一纽带，我们不仅不会丢失过去，我们还能涉过水急浪高的未来。

当所有人类文明的支流最终汇聚到浩瀚无垠的人类精神家园时，我们期待着一个宁静、包容与和谐之海。

２００6年5月２6日　凌晨　于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