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真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吗？

作者亦明争鸣文章: 闵维方先生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据北大的官方网站介绍，闵先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学士。1983年国家公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1984年、1985年先后获得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和组织社会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教育管理与决策）。1987—1988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从事教育经济学和教育财政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并兼任该校校长助理。1988年回国受聘至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任教。”(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闵维方网页)。按说，闵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国的一批人，加之毕业于美国名校，并且专攻教育管理，由他来担任北大领导可谓名至实归。不过，近来耳闻目睹一些他的言论，使我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

我的怀疑起因于闵书记今年七月上旬在中央电视台上为北大的人事改革搞宣传。电视节目我没有看到，但整个节目的文本却见诸报端。(佚名：闵维方在央视《对话》谈北大人事改革)。这篇文字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闵维方：有一个著名大学的校长，他就说，他说我的大学的正教，你闭着眼睛随便摸一个，他就是世界一流的学者，林毅夫教授，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多少教员？

林毅夫：二十位左右。

闵维方：大概出了十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十几个教师出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感觉，我们最大的差距是我们的学科水平，学术水平学术声望，而这些都取决于教师队伍。

听了这段对话，不了解美国大学的人一定会以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二十几位教授中，有十几位得到过诺贝尔奖。实际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目前有34名教授，他们之中只有4人得过诺贝尔奖，其中还包括一名退休教授。

(http://economics.uchicago.edu/faculty.html)。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开始评选，至今全世界只有51人获得过这项荣誉，而得奖时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总共只有9人，哪来的十几个？(见http://www.nobel.se/economics/laureates/index.html)。其实，即使按照常识来推理，也不会得出“二十几个教师出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结论的。当年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系汇集了天下英才，有一段时间五名诺贝尔奖得主在那里共事，那就已经是名闻遐迩的佳话了，一个系同时有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得需要什么样的想象力才能编造得出来呢？而一个在美国呆了四、五年、得过三个高等教育学位的人，却在全国人民面前作如是说。闵书记和林教授在中央电视台唱的这个双簧戏，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在有意误导中国人民。我当时认为是后者。另外，闵书记提到的那个著名大学校长说“我的大学的正教，你闭着眼睛随便摸一个，他就是世界一流的学者”，根本就不象一个著名大学校长说的话，倒活象一个文盲暴发户的口气。闵书记，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校长姓甚名谁？

闵书记在中央电视台上的表演到底是无知还是欺骗呢？这一直是我心头的一个疑问。前些天偶然在网上发现了一篇闵博士的论文，使我对闵书记的根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它登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网站里，没有注明在哪本刊物上发表过，但写得非常正规，有中英文摘要，还列出了关键词和参考文献，因此可以算做是学术论文了。这篇论文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以“吓死人了：看看北大党委书记、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的蹩脚英文！”为题在网络流传。

这么吸引眼球的标题，当然是要看一看的了。仔细一看，哇，真是吓死人。这篇仅有79个单词的论文英文摘要哪里象是出于美国名校博士之手，简直就是初中生的汉译英习作。简言之，闵博士似乎还没有掌握英文的单复数概念，还不会使用冠词和介词，尚搞不清主语和谓语，词汇量极为有限，更不要提正确熟练地使用复句了。总之，我看了半天，就是看不懂它在说什么。对照它的中文摘要，我才隐隐约约寻到了一点线索。试想一下，假如读者是那些不懂中文的老美，他们怎么会看懂这样的英文呢？那么，闵博士在四年间从斯坦福大学得到的三个学位，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除了英文本身的问题，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闵书记在英文摘要中把大学“理念”这个非常普通的教育学概念翻译成了conception，而不是老早就约定俗成的idea，这说明他缺少关于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知识。实际上，“大学理念”一词是直接译自英国哲学家John Henry Newman在1854年发表的名著“The Idea of a University”。这本书在西方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如日中天，可闵书记却好象对它一无所知，只知道它的中文名词，而不知道它的英文原意，所以把idea改篡成了conception。这与北大经济学家汪丁丁把amino acid翻译成阿米诺酸，人类学教授王铭铭把孟子翻译成门修斯，简直就是异曲同工，暴露出的，一个是教育学家不懂教育，一个是生物技术经济学家不懂生物，一个是人类学家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

也许闵书记回国日久，工作繁忙，荒废了英文？那就看看他的中文吧。这篇论文实际是为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造舆论，其目的无非是要求国家增强给北大拨款的力度。闵书记的这篇论文所暴露的对美国的无知比英文摘要还要严重。他在论文中再三强调美国有数千所大学，好象不知道它们之中一大半是二年制的社区学院，根本就算不上是大学。实际上，美国能够授予硕士以上学位的学校实际不到九百所。闵书记甚至不知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英文名称是U.S. News & World Report，于是把它写成“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News & World Report)”。真是咄咄怪事。

是不是干大事的人不拘小节，才出现了上面的失误呢？好象也不是。闵书记这篇论文讨论了四个问题，但第一个论点就不符合逻辑。根据他的推理，由于大学的学术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所以要想提高国力，就要建设一流大学。这好像是在说，一个人的肺活量反映了一个人的健康水平，所以要提高健康水平，一个人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肺活量。吹气球能够提高肺活量，但有谁靠吹气球来锻炼身体呢？逻辑不通到这个程度，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逻辑不通，也许是思维方式有问题。但如果歪曲事实，那就是学术道德的问题了。在这篇论文中，闵书记一再列举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也个观点就是：美国的一流大学都是由美国政府出钱打造的。比如，他说：“美国是通过对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实现今日美国大学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使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闵书记文中的“美国”当然是指美国政府。可事实是，根据美国宪法，教育的权限归各州政府，联邦政府不得插手。《莫里尔法案》的正式名称是《赠地法案》(Land Grant Act)，是美国联邦政府按照每个州的人口数量(议员人数)向州政府赠送土地，接受土地的州份必须把出售土地的钱款用于含有实用科目的高等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工科目，A&M)。各州政府有拒绝接受赠地的权力。1862年的《赠地法案》总共赠出1740多万英亩的土地，而在当时，土地价格极低，每英亩只有几十美分，再加上管理不善和奸商投机，所以这些土地的出售并没有换来多少钱。实际上，《赠地法案》对普及美国高等教育的作用非常大，但对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它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有相反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在1862年《赠地法案》之前，美国政府，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对高等教育几乎没有什么投入，所以说《赠地法案》“使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是一句含糊的话，他掩盖的是作者的无知，结果却欲盖弥彰。

事实是，美国老牌一流大学的成名，依靠的主要是私人资金，只有极少数大学的成名靠的是联邦政府。这极少数大学就包括MIT和斯坦福大学。MIT被称为“热战大学”，因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家，靠的是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主管军事科研的校友万.布什， 他通过不是那么光采的手段为母校揽下大笔研究合同。与之相对应，斯坦福大学被称为 “冷战大学”，因为它在五、六十年代借助美国对苏联的冷战政策、重视军工研究而发迹(硅谷对斯坦福大学成名的作用根本就没有传说的那么大)。也就是因为如此，再加上其它原因，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很有一些人看不起这两所学校。九十年代初，斯坦福大学因为涉嫌通过所谓的“间接费用”骗取联邦拨款，曾被国会调查，在美国公众面前丢了大脸，最后交了上百万美元罚款，校长也下了台，才不了了之。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当时就公开表示了对斯坦福大学的不屑。

所以，闵书记想要通过“美国一流大学是政府投资建造的”这个论点来要求中国政府也投资北大建造一流，这如果不是由于对美国高等教育史的不懂装懂，就是在故意欺骗政府。

闵书记提到的美国另一项联邦法案是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闵书记写道：《国防教育法》“体现了他们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取向。”事实是，《国防教育法》要扶持的是美国整个教育系统，包括中小学和大学，主要方式也是通过给学生提供助学贷款来诱导学生学习科学及相关科目。这项法案明确禁止联邦政府的任何部门以这个法案为借口来控制和干预教育事务。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立法当推1944年通过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俗称GI Bill)，它为退伍军人进入大学或技术学院(post-second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提供学费补贴。在实施的七年间，联邦政府向大学注入了7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四、五百个亿。与之相比，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在头四年拨出的助学贷款还不到三亿美元，每所学校每年能够得到的联邦资助不得超过25万美元。所以，《国防教育法》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闵书记把它拿出来当论据，表现出的还是缺乏对美国高等教育史的全面系统的了解。

闵书记在他的这篇论文中不仅歪曲史实，而且胆大到捏造史实来为自己服务。他写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是在这个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个大40年（the first big forty years for American education）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些新建立的院校，可以说是美国新一代的大学，是按照德国的洪堡思想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创校校长都是清一色的留学德国的博士。”确实，十九世纪的最后四十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为关键的时期，但上述三所大学的首任校长不仅不是“清一色的留学德国的博士”，实际上他们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德国的博士学位。其中，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William Rainey Harper 19岁时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David Starr Jordan是康乃尔大学的硕士，从印第安那医学院得到的MD，这两个人在受聘担任大学校长职位之前，都没有到过德国，哪来的留学德国？即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Daniel Coit Gilman也只是曾在欧洲“游学”了两年，足迹遍及欧洲，在德国只呆了一个冬天，连留学都算不上，还谈什么德国的博士？闵书记信口雌黄到这个程度，真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另外，闵书记煞有介事地地提出“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个大40年”，并且列出了英文，好象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固定的、习惯的提法。其实，这个提法很可能不是那么正规。因为按照常识，如果提出了“第一个大40年”，那肯定应该还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大40年”。但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根本就找不到第二个持续发展的　　“大40年”时光。实际上，从1958年到1967的十年，由於美国联邦政府科研投入的急剧上升，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因此被誉为“Golden Decade”(金色的十年)。“金色的十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中公认的提法，可闵书记对它却充耳不闻，反到抛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第一个大40年”。这反映的还是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了解的零星破碎，一鳞半爪。

其实，闵书记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出的不仅是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无知，即使是对他任职的北大，他也所知不多。他说“蔡元培上任之初……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李大钊请来任图书馆馆长”，他还说“杜威（John Dewey）在北大当了两年多教授”，这都是子虚乌有的杜撰。当年蔡元培想要聘请的图书馆主任人选是章士钊，并请他担任文科教授，只是在章士钊坚辞不就之后，蔡元培才聘请了章士钊极力推荐、但名气不大的李大钊。蔡元培在北大掌权总共还不到六年，他在1916年底任北大校长，上任伊始就聘了陈独秀，半年后聘了胡适，到了1917年底才聘任李大钊，怎么能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北大在1920年才把教授的头衔给了李大钊，更说明他不是蔡元培心中的理想人选。实际上，蔡元培聘李大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人情难却，只不过李大钊后来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成名，北大也就将错就错，把他算成蔡元培选聘的英才之一。至於说“杜威在北大当了两年多教授”，更是无稽之谈。杜威当年受他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邀请，在五四运动前夕到达中国，在中国总共呆了26个月。这期间，杜威走遍中国宣讲自己的实验哲学和教育思想。胡适的本意是要靠杜威来树立自己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都对杜威的实验哲学不感兴趣，哪能聘他当北大的教授呢？闵书记言之凿凿，莫非看到了北大的隐典秘籍？何不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分享？北大倒确实在1920年授予杜威荣誉博士学位，但那和聘任教授根本就是两码事。

闵书记的文章比较长，我没有必要给他逐条批改。仅根据以上几条，我就有足够的理由质疑他的博士学位。我说“质疑”，并不是说闵书记也象北大名教授胡适先生在八十六年前那样，靠冒充的博士学位捞到了教授头衔，而只是对闵博士的学识和治学态度感到莫名惊诧。我相信闵书记确实是闵博士。我所不解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院在美国数一数二，它培养的博士写出来的论文怎么连我这个“业余教育专家”都能够随便挑出这么多毛病？虽然闵书记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职业教育，但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却一定要通过一些必修的学位课程。更何况，闵书记经常在中国公众面前以美国教育专家的面目出现。如果闵书记有真的知识，干嘛要靠歪曲和捏造事实来作文章呢？

据北大新闻网的一篇文章介绍，闵书记仅用“4年读下包括博士在内的3个学位，成为斯坦福用最短时间获得3个学位的第一人”(王宏甲：寻找一个对祖国有责任感的人)。这句话的可信程度不是很高，因为没有哪个学校会无聊到统计这类数据，况且说这句话的人还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院院长。(童立：闵维方：从矿工到党委书记)。能够想象天津市长在中国代表中央政府说话吗？再者说，对于学位，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所获得的最高学位，一个人如果有了博士学位，那他的硕士学位，哪怕有一百个，都根本算不上什么。这就象一个将军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少尉、中校军衔也扛在肩膀上一样。闵书记对自己的那两个硕士学位念念不忘，如数家珍，更让人大惑不解。

另外，据闵书记自己说：“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时候，经常去伯克利、哈佛、MIT、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闵维方：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从斯坦福到伯克利，只有半小时的车程，可以说是举脚之劳。但从斯坦福到哈佛、MIT、哥伦比亚等大学，却要跨越整个北美大陆。能够在学生期间经常往返于美国东西海岸的中国留学生，即使是现在也不多见，更何况在八十年代：那时一个人每月生活费还不够买一张两地间往返的飞机票。我纳闷的是，他的英文这么糟，知识这么贫乏，思维这么混乱，怎么还能够悠闲地、富裕地在四年间完成从一个中国普通大学的学士到世界名校博士的飞跃？

参考文献

　　佚名：闵维方在央视《对话》谈北大人事改革。《大连半岛晨报》2003年7月12日。
　　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07/12/7254.htm
　　王宏甲：寻找一个对祖国有责任感的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5月23日第七版。
　　http://www.pku.org.cn/data/data.jsp?id=minweifang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闵维方网页。://www.gse.pku.edu.cn/falcuty/person_page/0/minwf.htm
　　闵维方：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网站。　　http://www.gse.pku.edu.cn/lunwen/jjlw0074.asp
　　童立：闵维方：从矿工到党委书记。北大新闻网2002年11月5日。　　http://www.pku.edu.cn/news/xiao_kan/newpaper/972/1-2.htm

附录：

闵维方论文中英文摘要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教育学院院长闵维方

摘要：在当今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大学是影响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一流大学除了必须有世界一流教学科研成果和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等硬指标，还必须特别强调宽松活跃的学术环境和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必须在教育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实现跨越　式发展，并要善于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发的展经验，形成广阔的世界眼光，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竞争，才有可能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大学教育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MIN Wei-fang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a country’s competitiveness. Thus to develop 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should be one of the strategic priorities for a country. In addition to high qual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sufficientfinancial resources, univers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make more efforts to cultivate spirit to pursue truth and academic freedom, and continue to renew its conception and operation, and borrow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in order to develop more quickly and achieve world class status.

Key words：world class universities;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