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第一家庭以及第一亲家的弊案，在台湾岛内掀起巨大波澜，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联社就从这次事件展开，写了一篇报道，主题就是要证明：贪污，正是华人政治的特质。不过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并不同意，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只要领导人有政治决心，有好的体制，贪污腐败行为是可以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的。
我认同马英九的看法，其实在华人社会里面，不单单是新加坡，香港也是一个很好的惩治贪污腐败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贪污腐败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到医院看病，想要好一点的医疗，就得给“利市”；做生意要打点黑白两道，不然根本没有生存空间。就连黑社会要在社会上混，也要首先摆平探长，所以香港才会出现了像韩森这样的身家上亿的华人探长，而那个时候，一个香港市民的月收入就是几十港元。
随着197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这种局面得到了彻底扭转。像韩森这样的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只能出走台湾，最终客死异乡，而他在香港的产业也被政府冻结。这个星期香港最轰动的新闻，就是廉政公署和韩森的后人达成协议，收回价值1.4亿港元的属于韩森名下的财产。这样的结果，对于廉政公署来说是打了一支强心针，不仅因为追讨回来的金额巨大，更是因为向社会显示出廉政公署打击贪污的决心，即使贪污犯逃到了海角天涯，即使贪污犯已经离开人间，他们还是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
廉政公署成立之前，警队内部也有反贪小组，但由于是自己人查自己人，调查往往没有结果。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强力打击贪污，和它的权力监察和制衡架构有关。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独立，不必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影响。而这种独立性，正是领导人政治决心的体现。廉政专员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而立法会则作为制衡的角色，可以要求廉政专员出席立法会会议，解答有关廉政公署的政策以及经费的问题，并且有赋予或废除廉政公署的权力。
在台湾弊案频生的时候，有台湾的“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台湾缺乏的，就是像香港这样的独立的反贪机构。
表面看来，华人社会贪污腐败的案件比较多多，所以西方有媒体认为，贪污是华人政治的特性。这样的逻辑推断是幼稚的。贪污腐败案件的多少，和文化无关，只和制度相关，一个良好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贪污腐败；体制的漏洞百出，才会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
三十多年来，在香港社会已经形成一种观念，那就是贪污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民众变得自觉，也因为看到太多的例子，即使身为高官，或者家财万贯，都可能被廉政公署请去喝一杯咖啡，接受调查。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城市之一，有廉政公署的功劳，而民众的支持和觉悟其实也很重要。 (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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