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不管3年前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带给伊拉克人自由和幸福”始终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台面理由；尤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之后，“推翻暴君、传播自由民主”更成了美国试图使伊战合法化的唯一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抛开联合国的授权，顶着国际社会的非议，一意孤行用武力推翻他国政权，以自己的意志和模式改造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主权国家，这也为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政治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这种“输入式民主”显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传统规范，但它在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的当代背景下是否可行，是否有利于该国人民？则需要由战后伊拉克的实际政治进程予以验证。
伊战爆发3年来伊拉克社会的变化，证明了美国所一手打造的“输入式民主”已基本破产。伊战后美国承诺的“自由”和“民主”并未在伊拉克出现，反之暴力与冲突愈演愈烈。近日伊拉克内政部副部长侯赛因·卡迈勒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在过去的１２个月中，伊拉克事实上已发生了未经宣布的内战”，每天都有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和基督教徒被杀死。伊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也认为，每天５０到６０人的死亡数字表明内战已实际发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过去一个多月内，即至少有１０００多名伊拉克人死于宗派仇杀。在伊战3周年之际，许多当年支持过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美国人已在为此懊悔。3月18日，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们在萨达姆时代过得比较好”的文章，用伊拉克人的真实想法来告诉读者伊拉克战争的“另类”含义。报道说，3年前当美国向伊拉克人民承诺未来时，许多伊拉克人以为自己的祖国会像其他有着丰富石油资源的中东国家一样繁荣昌盛起来。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理想总是与现实相差太远。他们现在更关心的是，美军什么时候离开，暴力袭击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在美军占领伊拉克近3年的今天，伊拉克的基本秩序和安全仍然只能靠占领军的强大武力来维持，被国际主流意识形态奉为灵丹妙药、由美国人所亲手御制的“宪政民主制度”及其精心设计的“政治重建路线图”，并未在伊拉克政治进程中表现出主流理论所标榜的效力；反之，它在现状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无力无助，几乎是一筹莫展，其维持秩序的效率远不如被称为“暴政”的萨达姆时期。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出人意料。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即有许多盟国、专家和官员多次向布什和他的核心幕僚发出警告，指战争将会使美国陷入困局；但是白宫想当然地认为，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结果在面临诸多困难时措手不及。
伊拉克现状的教训是：被主流意识视为可以“终结历史”的民主制度其有效性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民主进程的实质是不同利益间的协商与妥协；当不同群体间对立严重、冲突不可调和时，民主式的协商、妥协就丧失了必要基础，民主程序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开放反而会成为释放被压抑矛盾，激化、放大冲突的道具，民主制就会从一种“相对较优”的制度兑变成一种“相对更糟”的制度。
这种冲突、对立的不可调和有两种情形，一是历史上相互伤害所形成的感情极端对立，二是现实利益难以达成彼此满意的分配方案。当前伊拉克社会内部什叶派、逊尼派穆斯林以及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亲美派、反美派之间的对立，兼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因此纠结成难以解开的死结。毫无疑问，足够充裕的物质条件是化解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的最佳手段，但是转型期社会由于历经震荡、物质积累迭遭损毁，恰恰难以具备这种条件。
换一角度看，强制力是国家权力的基本表征，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组成国家，就是为了以强制力建立和维持某种基本秩序。如果承认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化过程，那么不难发现它实际遵循由混沌到秩序、由专制到自由的演进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秩序先于自由；专制与自由，只是秩序的不同形式。相对于无秩序的混沌来说，专制秩序是“次优”。当向民主的转型即意味着失序时，保守权威就成为理性的选择；因为相对于民主体制而言，权威体制具有更强大的强制能力，因而它在社会自发力量趋于对抗时能够更好地建立和维持基本秩序。
从伊拉克人民本身福利的角度而言，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已经濒临破产。美军选择继续呆在伊拉克，只是为了避免局势“更糟”从而危及布什政府乃至美国的公众形象。为了达到此一目标，美国将付出更多的人员伤亡、更多的物资损失，陷入更深的战略被动，其结果是布什政府乃至美国的形象损失仍然不可避免，只不过是其过程更加漫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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