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来稿：两岸之间的“切香肠”策略

  　万维读者俞力工来稿：六年前，北京当局曾对台湾提出了三个“动武条件”，即在台湾“实施独立”，“外国侵占”，以及“台北当局无限期拒绝解决统一问题”情况下，北京将采取军事行动…。

　　彼时，笔者即提出质疑，是否有如此具体“谈条件”的必要？。就一般情况，采取军事行动与否，主动权应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会预先设定被动地位。此外，攻击也要趁人不备，预先通告时机也似乎犯了兵家大忌。鉴于此，笔者曾以“实施独立”状况为例，设想一旦陈水扁悴死，台湾依据“宪法”规定，必将由副总统吕秀莲继位。事态发展果真如此，则这位精神状态极有问题的女士，哪天甚有可能出人意表地作出“宣布台湾独立”的惊人之举。此时，即便台湾绝大多数老百姓对此极端行动毫不认同，北京当局是否会囿于“用兵”承诺，为了一个“疯女人”的举措，把国家前途、台湾的众多性命孤注一掷？

　　如今，阿扁尽管死皮赖脸地恋栈不去，但其政治生命已基本死亡。于是乎，“吕秀莲接任总统职位”的假设就完全可能成真。万一民进党在吕秀莲治下地位继续滑落，则与其坐视2008年丢失政权，忽地宣布独立、借以诱导中美冲突并非不能想象。届时北京当局进退失据，处境必定尴尬无比。政策如做人，凡事留有余地，方能从容应对各种意外状况。

　　一年来，北京方面频频接触泛蓝上层人物，在国内多少可取得“众望所归”的宣传效果，但是，显然忽略的是，这批往大陆走得勤快的人物，在李登辉执政期间，俱是“两个中国”的旗鼓手。对比之下，反倒是目前备受猜忌的马英九，几乎是当时唯一敢于公开表明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泛蓝派政治人物。

　　如果台湾的现有条件不变，2008年马英九又能够顺利通过选举、领导国民党再次执政。此时，上述的钓鱼台座上宾恐怕多数不会遵循北京的棋谱，推行国家统一；更加可能的发展是，在承认“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转而要求两岸当局仿效“德国模式”，先行互相承认为独立国家，而后再伺机统一。换言之，2008年选战结束后不论由何党派执政，只要美国影响仍旧存在，“两国论”势将永远阴魂不散。届时，大失所望的国内同胞，或会怒斥“国家当局一厢情愿”，“泛蓝政客表里不一”。其实，处理台湾弹丸之地也必须顾及大端，如果光顾着一时的镁光效果，结局必定自讨没趣。

　　何为大端？直率地说，不外是拿出大气派，确保物权法，把早期任意充公的房产、地产直接归还或折为股份交还人民。如此一来，即能促进社会安定与发展，又能让台湾人民对共产党的统治目的消除疑虑。对台湾政策方面，也似有必要更改以往的“切香肠”做法，一点一滴地开放对岸的物资流通；而采取大刀阔斧、一视同仁的办法，给予中国人之间的平等待遇。如果此岸不大幅革新，则对岸政府与人民必然以“切香肠”的态度与速度，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政治领域里，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权与利，往往取于一夜之间；权与利的下放，则点点滴滴。两岸领导俱为中国人，“施于人”的手段不幸也别无二致。2006/5/30

附：评俞力工先生“两岸之间的‘切香肠’策略”

尚方剑       

       两岸之间的歧见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而且表现在对问题的理解和判断上。即使像俞力工先生这样在奥地利有很多大陆朋友、谙熟两岸事务的评论家，在对两岸事务的理解和判断上也与大陆人士的理解和判断有较大的距离，他的“两岸之间的‘切香肠’策略”一文（以下简称：俞文）就是一例。

        首先，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为人处事讲究的是“有理，有利，有节”。谈到大陆对台湾动武的三个条件，即在台湾“实施独立”，“外国侵占”，以及“台北当局无限期拒绝解决统一问题”情况下，北京将采取军事行动。其实，这不能按俞文理解成大陆在与台湾“谈条件”，就像家长教育孩子说“别玩火，玩火打你！”也不能理解成家长在与孩子“谈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示，是在向台独发出的悬崖勒马的信号。俞文说，“北京当局是否会囿于‘用兵’承诺，为了一个‘疯女人’的举措，把国家前途、台湾的众多性命孤注一掷？”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须知，在大陆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在分析、了解、判断台湾社会的各种信息，大陆对台湾的了解远远超出台湾对大陆的了解。所以，如果深入分析、了解、判断大陆社会的各种信息，就会知道大陆是会“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台湾问题的，大陆只是宣示了动武的条件，并没有说在这三种情况之一出现时“何时”动武，所以不存在俞文所说“北京当局进退失据，处境必定尴尬无比”的情况。

        俞文提到北京频频接触泛蓝上层人物，而这些人物“在李登辉执政期间，俱是‘两个中国’的旗鼓手”。这个问题，我觉得大陆更大的用心是在于对台湾同胞表现出一种大家风度，表现出一种“重视现在，不咎既往”的胸怀。我相信，没有，或者说很少有大陆人士会认为，“泛蓝执政，天下一统”。还是那句话，大陆对台湾的了解远远超出台湾对大陆的了解！

        至于俞文说到，泛蓝执政后，“更加可能的发展是，在承认‘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转而要求两岸当局仿效‘德国模式’，先行互相承认为独立国家，而后再伺机统一。”这就是俞先生对大陆、对大陆当局没有任何了解的一厢情愿了！俞先生可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把这句话说给任何一位知道台湾为何物的人士，我相信，任何人都会说：“痴人说梦吧？”试问，台湾准备作“德国模式”中的东德还是西德呢？大陆人士会认为这样说本身就是天方夜谭！

        俞文结论中说，“处理台湾弹丸之地也必须顾及大端”，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但是内容上有别于俞先生。俞先生说的大端“不外是拿出大气派，确保物权法，把早期任意充公的房产、地产直接归还或折为股份交还人民”，其实我觉得这还是对少数人的大端，尽管是需要的！但是，我更欣赏俞先生说的“对台湾政策方面，也似有必要更改以往的‘切香肠’做法，一点一滴地开放对岸的物资流通；而采取大刀阔斧、一视同仁的办法，给予中国人之间的平等待遇。”这确实是大端！但俞文是在说大陆“对台湾政策方面”，我觉得应该改为两岸当局“对两岸政策方面”。我认为，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应该反省自己了，都应该摈弃“切香肠”策略了，都应该以更宽阔的胸怀，更长远的视野做出无愧于当代、无愧于后世的抉择了！如此，则天下甚幸！两岸甚幸！（2006/05/31）

俞力工回复"尚方剑"

建国以来，外交指导思想从世界革命、革命输出，演变到反修反霸，到“联合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打击第一世界”，到联美抗苏，到韬光养晦，到如今的充分利用战略机遇…。内政方面，由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反右到文革和嗣后的翻案，由新民主主义到集体化到大跃进到纠偏，而后再到解散公社、责任制、承包制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对台湾政策方面，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到一国两制和非政治化…。列举上述不同政策领域的崎岖发展，反映出国家政策的反复多变，以及，经常互相抵触甚至互相否定的中国特点。有的人认为这是“难免的学习过程”；有的人会拿“受外因影响”来辩解。这些，都无伤大雅。最让旁观者感到心寒的是，任何时期的主张，都是振振有辞的，都是排他的，都是不留余地的，甚至，都是自以为真理在握，尚方宝剑可以任意劈刺的。笔者以为，所谓“民主”，或说“民主文化”、“民主习惯”，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这种“自以为是”的鄙视；而绝对不是手持“尚方宝剑”去助其声势。就全球范围，凭学问，凭见识，凭能力，凭政绩、政纲，当家的不过就这点底子，实在没有太多值得恭维之处。“尚方剑”似乎没听说过，据民调揭示，九成以上民众主张对台用兵；似乎也不了解军方摩拳擦掌的情绪；似乎也没察觉这些年爱国教育所滋生的民粹主义泛滥。设想一旦台湾宣布独立，中央又早已明确作出动武的承诺，届时当局对人人喊打的压力如何承担？“尚方剑”亟亟于护着公司路线（company line），以至于连笔者的文稿都来不及看懂。其实，我不过是提示“泛蓝执政后，极有推动德国模式的可能”，而不是自己对此主张有任何一厢情愿的期许。相反的，数年来甚至还再三为文劝告泛蓝的朋友，这是一步“扩大隔阂”的臭棋。“尚方剑”护航地如此不敬业，说明护官者往往比做官的还糟。最后，“尚方剑”又误以为我是在主张“把土地还给随国民政府退守台湾的人员”。实际上，笔者关注的是大陆更广泛的民众及其处境。据官方机构透露，目前每年为争地而引起的冲突事件高达上万起；改革以来，经官商勾结、“圈划土地”所导致流离失所的农民人数已在四、五千万之间。笔者不过是强调，如果动辄支配人民私产的习性不改，别说是台湾老百姓看在眼里，全世界人民也瞧你不起。这，才是问题的大端。2006/6/1俞力工

又，近来，有关所有制问题，或说恢复土地私有及制订物权法问题，国内学术界正在进行热烈讨论，其内容也涉及笔者1980年前后的论文主题。当时，笔者已作出如下结论：1。推行农村劳动集体化和推行土地、房舍公有化，是个苏联早期所放弃的错误政策，也是列宁曾经批评过的“疯狂行为”；2。推行这种必然失败的有违农民利益和违反科学的政策，需要依靠一个庞大的、麻木不仁的农村官僚集团充当推手；3。这个新产生的官僚集团将是今后任何改革的最大阻力。

如今，看看79年改革以来的方兴未艾的“圈地”行为，以及该罪恶行为所造成的严重问题，正好说明笔者七十年代的潜心钻研没有白费功夫。

尚方剑试图说明今非昔比。笔者不完全否定，但却要提示，今天国内贪赃枉法所凭借的主要手段，正是五十年代公有制下充公的房地产。俞力工2006/06/02

以下，不妨给读者摘一段文字，内容中包括中央文件所透露的国内部分实际情况：

2．2 现行土地制度日益浮现的弊病正加剧城乡矛盾

现行土地制度虽然在改革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主张坚持现行土地制度者所能举出的唯一令人动容的经济学理由,是这种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公平，避免土地兼并，防止无地贫困农户的大量涌现。因其崇高,大家也愿意让这个理由有试验机会。实践结果究竟如何，最权威的评价自然来自能够动用全国资源深入调查、跟踪全局的中央一级的权威性文件。在事隔18年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又一次面向农村的一号文件（2004）中，第二段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该文件作出如此严重的判断，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如果农村形势仅有局部和暂时的问题，中央自然没有理由将问题自我夸大，自我抹黑。中央这个文件证实了此前众多学者的调查结果。这一切，都发生于现行土地制度之下。

现行土地制度不但无法避免农民相对收入日益恶化，而且也未能避免无地农民的大量涌现。由于土地所有权和分配权掌握在村镇干部手中，如果他们作风不正，胡作非为，农民除上访或聚众抗争外，别无办法。[i] 由城市化带动的一波又一波的’圈地运动’中，地方官员和承包商大发其财；本来应该是土地主人的农民，却无权参与有关土地征用的谈判，常常面临任人宰割，流落失所的凄惨命运。到2004年为止，失地农民累计已达4000万到5000万（曲福田等 2004）。“2005年农村经济发展绿皮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以下称绿皮书）指出，“失地农民中，生活水平较征地前提高的不到10％，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水平降低的失地农民占60％。”同一文件还指出，“被征用土地的受益分配格局是，地方政府占20％－ 30％， 企业占40％－50％， 村级组织占25％ － 30％， 农民占5％ － 10％。”可见名义上属于农民的土地，几乎被无偿剥夺，真是对土地集体所有的最大讽刺。难怪农村群起抗争事件越来越频繁。在近年来每年好几万起的群众性抗争事件中，60％左右都和土地纠纷，特别是土地征用过程的不公有关。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若不改变现行土地制度，群众性抗争事件只会进一步上升，卷入的人数只会越来越多，冲突的规模也只会越来越激烈。

摘自《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回避农地私有化》文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