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中国的“黄色”新闻产业

2005年7月，记者王德印（Wang Deyin）通过电子邮件将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发给一家私人公司，要求他们支付1万美元的“封口费”。这家公司将他告上法庭，目前王正在服刑。

中国媒体为何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将责任归咎于亚当斯密：市场竞争导致媒体间的恶性竞争。“中国媒体一方面被政府有形的手所控制，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市场无形的手的压制”，他在一个采访中称不负责的媒体是对中国新闻自由的最大威胁。

远东经济评论6月号发表文章指出，虽然社会各界对媒体商业化的谴责不断，但是必须记住，中国的新闻媒体并不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运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在没有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媒体商业化，是一个臭名昭着的权钱综合体。

当今，道德或者说新闻的沦丧，以及其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是中国把偏执狂式政治控制与无止境媒体商业化融于一炉政府政策直接导致的结果。这不是中国领导人可以通过“八荣八耻”这样空洞的口号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始允许政治改革，为对抗媒体贪污以及毫无根据的夸大作风创造条件。

在过去的27年中，中国媒体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邓小平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时，“媒体改革”意味着媒体将逐步摆脱文化大革命时期官方喉舌的纯粹角色。这个时代已经上升至一个更具社会责任感的层面。

由记者钦本立在1980年创立的《世界经济导报》大胆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概念。由中国共青团主办的《中国青年日报》开始刊登批评性的新闻以及评论。到1987年，包括最高领导人都表示，中国民众应该被允许对国家大事知情，并进行讨论。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事件事发，所有改变突然中止。赵紫阳被批评煽风点火，鼓励党喉舌媒体机构采取更为开放和自由的报道风格，促进新闻自由。继任者江泽民对媒体进行严格控制，而公众的知情权则被认为是对重工政权的威胁。“对公共舆论进行指导”成为新闻宣传的重点。

图：在商业上自给自足的同时，媒体事实上并非是独立的。他们受制于党的控制，媒体行业的资源配置仍然完全处于政府大权掌控下。

1992年，当媒体改革重新开始，此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浮躁氛围中。这时的政策主旨是将媒体从党舆论的工具变成有利可图的媒体产业。中国政府开始从地方喉舌新闻机构撤资，同时保持对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中国电视?这些中央级媒体的控制。1990年代，以盈利为导向的媒体以惊人地速度发展，都市报则是最有说服力的代表。

然而，在商业上自给自足的同时，媒体事实上并非是独立的。他们受制于党的控制，媒体行业的资源配置仍然完全处于政府大权掌控下。通过其审核系统，政府有效地控制着市场上新媒体的种类和数量。

举例而言，政府下令《生活周刊》生杂志不能就任何政治话题进行报道，而《财经》杂志则被限制只能做纯粹经济类报道。通过这种形式，政府保证真正的竞争是受到限制的。

对外，中国在其媒体行业的大门口设置了打手，但在党内部其实正在发生变化，主因是商业化。2002年，胡锦涛推出所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媒体政策。这一政策认为媒体应该最终由人们是否喜欢来评断。这一政策称，中国应该对媒体行业大力进行资产重组，并且以及改善资源配置、加强文化领域对社会的影响力。这一思想的目的在于打造由国家控制的中国媒体航空母舰，能够在媒体领域与像新闻集团等的境外媒体巨头进行竞争。

图：通过新闻扭曲加上后门交易换取的权力明显有非常吸引人的前景。这些新闻从业人员正在通过在编辑以及商业角色中转换来大发其财，借此官员获得成为富人的通行证。

商业化凭借其以钱为导向的机会主义腐蚀了媒体，而中国领导人明确地指出，新闻媒体的存在不是为了公众利益。他们敦促新闻媒体应该走商业上成功，政治上安全的路线，而关于无私捐献器官的故事以及香港明星的娱乐八卦则是其典型?例。

“我们曾称中国媒体是大众媒体，事实上这非常准确”，《中国新闻周刊》的执行主编靳丽萍说。她表示，因为记者不能通过职业精神在市场以及社会获得相应的尊重，从业人员倾向于将记者这一职业当作个人收入的工具。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低工资导致媒体将政治力量金钱化。许多中国记者通过闭嘴来获得额外的奖金和好处，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一些内部人士表示，没有这些交易，这个产业很难吸引到人才。

在中国新的大众媒体世界中，利益动机将专制统治与新闻统一起来，被称作“二度封建化”。在中国媒体专业人士中已成为共识的是，在许多媒体机构中，高层的编辑以及行政职位可以半公开或者公开的方式来出售，以换取媒体内较高的平均工资水平，这一手法可以回溯到中国清朝的卖官鬻爵。

通过新闻扭曲加上后门交易换取的权力明显有非常吸引人的前景。这些新闻从业人员正在通过在编辑以及商业角色中转换来大发其财，借此官员获得成为富人的通行证。

的确，有一些中国媒体人士正在为公众利益工作。尽管受到政治上的限制，党“看门狗新闻”为调查新闻形式提供了许多空间。一些记者在绕开政府审查在他们的理想、政党意识形态以及商业利益找到一个的中间地带上已经非常有技巧。但是，这些新闻人却越来越跟不上中国主流新闻文化的步伐。

对中国“黄色”新闻以及新闻自由命运的答案并不在于市场或者道德。这是关于政治以及法律改革的问题，以及媒体在这个大图景中扮演的角色。这意味着与从商业化中夺回媒体改革的传统，以及给予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媒体机构一个能够平衡市场力量的独立性。

文章来源：远东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