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来稿：中国人多一点狼性有什么不好

万维读者林木来稿（原题：中国人多一点狼性有什么不好：驳潘石屿落伍的物种歧视观）：读到潘石屿“中国人不该少一点狼性 多一点人性吗？”深感震惊。首先，潘先生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呼吁社会多一点文明、关爱、和理性，少一点欺诈和残忍。作为一个商人，提醒商界和整个社会言行举止符合道德文明标准，是很值得赞赏的。希望更多的商人像潘先生一样，有学者的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但是，潘先生将非人类动物当作理性、智慧、善良、和灵性的反面，是相当落伍的。潘先生的动物观，是狭隘的物种歧视论的典型反映。很难想象如此极端的歧视观，会从一个经常与国外进行商务和思想交流的人的笔下流露出来。那么，潘先生的动物观到底有什么问题？

首先，潘先生重复了全人类对非人类动物的偏见。这种偏见视人类高于非人类动物，“人生下来就是和动物不同的，那就是有社会性、有灵性、有思想。人是高贵的，。。。” 请问潘先生，你怎么知道非人类动物就没有社会性、没有灵性和没有思想？当然用人类的标准，我们可以把一切我们尚不懂的现象统统认为是低下的、没有意义的、和没有价值的。物种之间是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歧视的理由。另外，潘先生的“社会性”和“灵性”的定义是什么？凭什么说人一生下来就有社会性、灵性、和有思想。

第二，凭什么说“狡猾”和“残忍”是非人类动物的行为属性？非人类动物在自然状态中凭天性生存，对人类有何妨碍？食肉动物如何觅食，由动物天性决定。没有谁要求人类来模仿。真正狡猾和残忍，而且是有意识地狡猾和残忍的，是我们人类动物中的某些分子，如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刘海洋。这位“有灵性、有思想”的高材生，两次躲过北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和蒙蔽其他游客，将装满流酸的汽水瓶投入熊山。刘海洋才称得上的是“狡猾”。明知硫酸伤人，却硬要投给5只狗熊，刘海洋的行为才是残忍。刘海洋需要作如此残忍的行为而生存吗？因此，我们用“残忍”一词时，需要搞清楚行为是出自本能还是意识之结果。

第三，非人动物有无社会性、灵性、和思想？ 潘先生重复了人类几千年的偏见，既非人类动物低于人类，他们不可能组织社会，也不可能有人类一样的社会关系；他们不可能有思想，甚至也没有情感。潘先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尚不理解的事物和现象。蜜蜂和蚂蚁的社会组织并不简单，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和理解；舔犊情深不是古人凭空杜撰的成语；狼群的等级制度、觅食的合作精神，很值得我们重新认识；非人类动物和人类动物一样，是有感觉、感知和感情的，英国灵长类动物学家简 古戴尔博士用她几十年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潘先生说对了，中国大陆几十年，政治运动多如牛毛，“一次比一次极端，一次比一次残酷。”但潘先生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所有这些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都是在“有社会性、有灵性、有思想”的“高贵”的人类动物间展开的。这些在同类中展开的政治运动之残酷、对待“敌人”的不讲情面、和使用暴力的不择手段，是任何非人类动物所无法对比的。翻翻我们的文革史、反右史，我们人类的“灵性”在哪里？ 我们人类的“相互友爱，热爱和平”和“正义感”又到哪里去啦？我们当时的某些做法，甚至不如潘先生所藐视的非人动物。同类不停的自相残杀，在非人动物里也不多见。

最后，潘先生的文章有何害处？ 一，语言文字塑造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我们藐视非人动物的态度是哪来的？是从家庭、社会、学校、媒体等处学来的。我们的党报曾告诉我们，养狗玩猫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们在小学就知道，狼不是好东西，它要吃救过它的东郭先生。我们的报刊、杂志、戏剧文学充斥着 强化偏见的词语如：”狗腿子，”“狼心狗肺,””白眼狼，“ “牛鬼蛇神，”和“野心狼”。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潘先生，应该用批评的眼光看待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和带左倾意识形态色彩的说法。遗憾的是，潘先生无意中在网络这个更大的范围内推销对非人类动物的偏见。  

二，将非人类动物定位在人类的对立面，将它们视为没有“灵性”和没有情感的物体，只会间接鼓励人类对非人类动物的藐视、剥削、仇视和杀戮。中国大陆不能再搞全民“杀麻雀”运动，不能再搞群众性“打狗”运动。此类运动杀掉的不仅是这些无自卫能力的生命，打掉的是我们对其他生命、甚至对同类的爱心。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小动物园所以条件恶劣、某些人所以要吃遍飞禽走兽、几千头黑熊所以生活在地狱般的活熊取胆养殖场、不少人所以对动物的苦难视而不见，因为我们把非人类动物定位为无感觉、无感情和无灵性的。人类如何虐待非人动物都是可以的，是不受道德谴责的。

我们需要呼唤友爱、公正社会的诞生。但是，一个其他生命受到极端歧视的社会能是友爱和公正的吗？

林木

美国休士顿